从1986年第一次在北京首都体育馆的舞台上唱出了《一无所有》，崔健已经阔别这个舞台将近20年。9月24日号的崔健北京首体个人演唱会命名为“阳光下的梦”，老少乐迷们要与崔健重温摇滚的梦境，他的音乐同时唤醒大众的记忆，人们赫然发现，20年可以发生很多事情，也有很多事情可以一成不变。崔健从毛头小伙进入不惑，北京的演出环境对他始终冷淡；崔健的音乐风格一直尝试翻新，而他成名作中所渴望的“自由”至今仍属敏感词汇。
崔健的音乐一出现就把他自己从主流意识形态推向边缘地带，他浑身散发着浓重的政治味道。崔建承认音乐中的政治意味，他说，音乐的个性化很强了以后，自然就会涉及到些社会的一些边缘性的问题，当然，可以说它是政治，也可以说他是文化的边缘性。很多人会认为文化是一种中庸的东西，崔健则态度坚决地认为文化应该站在自由的立场上，而中庸正是他要回避的。“如果艺术不自由的话，那就不是艺术，而只是行业，肯定不属于艺术对人所具有的那种意义，而只是商业上的意义。我不是说商业意义上的东西不好，只是它不是我喜欢的，我要完全投入进去，而不是一种单纯的商业意义上的操作。”这些年来，崔健也正是以一个自由艺术家的姿态，坚持着艺术自由的立场，这种坚持把他置身于地下与地上之间的灰暗地带。
如果让一个人销声匿迹可以直接扼杀他的肉体，如果要蒸发一个摇滚艺术家的生命，最简便的方法是不让他上台。十几年中，究竟有多少场演出活动遭遇夭折，或习惯性流产，甚或胎死腹中，想必崔健已经记不起来了。对他来说，只要没有真正的站在舞台上，他就完全没有把握演出活动是否能顺利进行。老歌迷们都还记得，在崔健早期的高校巡演活动中，经常是贴出了海报，学生们眼巴巴的等到演出的当天才得知演出被取消。1990年，崔健展开《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中国巡回演出，在演出中途活动被取消；2004年，深紫乐队和崔健在南京的演出被临时取消，取消的原因是“行李过多、运输不便”。崔建在酒吧的演出就更是如此。
距1993年的崔健北京演唱会到如今的首体演唱会，崔健在北京的大型舞台上歇息了12年，为什么相隔了这么久，他也说不出所以然。而实际上，似乎也没有任何人直接阻挠他的演出，只是“有关部门”需要他“等等，再等等”，所以演出批文一直下不来，始终是这个状态。当然，“等待”的崔健并没闲着，他不断的进行着地下演出，以此保持着艺术家的生命力，只是这种地下性质演出的成功性就更加没谱，本来谈好了要演，但到最后又不演了。演出证拿不下来，商业上的宣传就不能做。崔建说，相反公开性的演出夭折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投资太大，一般情况下，拿不到批文就不敢去。他也知足地说，虽然地下演出失败的不少，但还是成功的次数多。每次失败的因素看似属于商业，但本质还是文化意义的。
因为屡次失败的教训，崔健为今年的演唱会做了充分的准备，他说，有很多人做了很长时间的努力，从去年大家就开始做准备，事情还算是挺顺利。他把这件事的成功推测为大环境的松动，他说：“由于经济的发展，人们会觉得文化的开放一天比一天重要，因为文化的不开放对经济是很不利的。现在的环境变得温和一点了。”
崔健觉得，北京的演出环境也并不是太恶劣，只是人们觉得北京的演出事关重大，认为北京的局面打开了，全国就都能打开。地方上的人们会想：如果北京这么敏感，那我们地方就应该小心点儿。实际这是潜规则在作怪，并不是有什么明文规定说他能演或是不能演。压力之下，崔健一直试图让人们消除一种误解，那就是摇滚乐现场表演的互动性。他说：“这种互动不是人们担心的‘煽动’，而互动也是观众所渴望的，如果遏止这种渴望反而会引起骚动，应该是疏通而不是遏制，否则越是制止就越出现矛盾。我们的商业演出愿意给治安部门酬金，但他们害怕领导的指责，实际上就是担心自己的乌纱帽，所以宁可不让我们演也不愿意要我们的钱。”
其实，无论是对于崔健，还是他的歌迷，压力也是动力。压力让崔健产生了一种更清晰的创作方向，压力让歌迷对崔健有了更多的精神寄托和希冀。崔健说：“反而是那种昏昏沉沉的生活方式是可怕的，会让人不知道自己的内心第一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当你有了一种压抑，有了愤怒的话，就有了眼前最紧迫的表达冲动，这种表达就是一个释放的过程。”文/崔莺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