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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文字是一个守在华丽和淡定两极的悖论，她的声音如孩童般纯真，但尖叫时又可以将你击溃。她说：“脆弱的不仅仅是我们，还有你们，还有在这个城市的每个人，我们必须是坚强的。音乐是我的妻，文学是我的妾，我的老公是我的上帝，如果有的话。”
继2003年出版小说《小龙房间里的鱼》和随笔集《阿飞姑娘的双重生活》后，今年5月，乐队第一张专辑《小龙房间里面的鱼》第二版发行，7月将出版个人BLOG文集《征婚启示
》，小说集《木头公仔》也将于近期出版。
这些像工作报告似的单子，是吴虹飞近几年的个人成绩单。从清华大学毕业不过几年的时间，带有些传奇色彩的“阿飞姑娘”以这种形式出现了，曾经的酒吧歌手、诗人、记者、文学研究者的面目逐渐清晰。
有报道称，她是记者里最出众的摇滚歌手，摇滚歌手里最会写文章的。人们也热衷于关注她的多重身份：清华大学工科学士和中文硕士、摇滚女歌手、年轻女作家、京城名记者……
对此，她说：“读书的时候，尽量读好我的书，做乐队唱自己想唱的歌，写作是不善交流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做记者因为要维持生活……”
曾经的理想是科学家
吴虹飞老家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是广西北部的一个小县城。那里环山群绕，茶林、梯田遍布，一挖就是一口浅井，那里的人皮肤黝黑，热爱对歌和打油茶。
幼年时期读毛主席语录和侗族民歌手抄本，4年级看《红楼梦》并学会识谱，11岁看查太莱夫人的《情人》，14岁看三毛，15岁看《约翰·克利斯多夫》，16岁读的杜拉斯的《情人》……因为这些，她乐于帮助差生补习功课，幻想流浪……但她说：“最重要的是，它们让我知道了‘爱’。”她是个早熟的人，小学五年级就染上了文青的毛病，开始写古体诗，孤苦伶仃，心比天高。十五岁的时候，性格开朗，成绩优秀，喜欢大声笑。
上高中时早操经常迟到，升国旗打瞌睡，在宿舍里养小鸡，往同学抽屉里放小老鼠，上数学课看梁实秋，偷学校园丁的花，在英语老师背后贴条子……以至于校长退休了还记得她。
当然，她最大的天赋就是在汉人地区说侗语。回想起小时候的时候，吴虹飞印象最深的是因为过分紧张而唱不出声音，失去了给小朋友领唱的机会。最感兴趣的是穿着金光闪闪的裙子跳舞。
但在当时，这些都不是她最大的理想，上高中的时候她最想当的是科学家。每天关心科学动态，惟恐别人把重要的东西发明去了。最想做中子弹，因为那样可以建设社会主义强国。
阿飞是个乖女孩
吴虹飞第一次来到北京，一下车就听到几个大姐讲北京话，感叹她们的卷舌音处理得如此麻利，敬意油然而生。
阿飞在学校是过着苦闷、枯燥的生活，整天想着做作业，期末考试如何过关，自习如何占座位，如何摆脱死缠他的那个建筑系学生。看到三块钱的的录象。她说，就是学校枯燥的环境致使自己从事文艺的，那时的理想主义一直保持到现在。
她从不告诉家里人在干什么，上完学就工作了，一边工作一边做音乐，虽然钱不多，但是够生活就很满足了。她说，要写一个很牛的长篇小说，故事是讲两个女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相互爱和相互恨，通过发生的诡异的事情，写出人对时间和命运的恐惧。
现在，她有北京市户口了，但她不觉得自己是北京人，户口没有改变什么。在北京生活很多年了，一直乡音不改。不过现在好些了，稳定下来，租到一个不错的房子。
提到生活，人们难免与前卫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但吴虹飞说自己的生活与前卫无关。“我不抽烟，不泡吧，也不时尚，在台上连扭屁股也不会”，她撇撇嘴道，“我其实是个特别乖的女孩子，你想想看，要是耐不住寂寞，是不可能拿到几个学位的。”
工作辛苦程度好比一头猪去种地
吴虹飞起初的工作是在出版社做编辑，类似于校对性质的工作，后来到读书报做记者，据她说主要是为了骗点钱花，没有发过什么重要的稿子。真正发表采访文章的时候是在《新京报》和《南方人物周刊》，这里的编辑没有对她挑三拣四是最大的幸运。
目前在《南方人物周刊》做记者的她，主要采访采访文化类的人物，难免要接触名人，对此她也有自己独到的理解：“我采访对象并不一定是名人，但在某个领域内很重要，但对于公众又不那么热门的，带着一种挽救古董的热情。”说到这里她自嘲地说：“做记者好像比做歌手更容易出名。”但谈到原因，她觉得自己一点也没有技巧，到现在采访还会张口结舌面红耳赤口不择言。每次采访后都要老老实实地一句一句听录音，其辛苦程度就好比一头猪去种地。
说到和同事间的关系，她说：“我和同事关系简直太好了，他们去玩都带我。他们对我太好了，比如一个武汉籍的主编就说，要是杂志有钱就把我包起来让我去搞音乐，虽然他听不大懂我的音乐。比如我这个人容易自卑，我们的一个主笔，就拼命来吹捧我，说我聪明什么的。”
对于自己的多重身份，她觉得自己是时时统一的。热爱音乐，为了音乐做各种事情，在写作中找到自己，找到生活原本的气息。
不会成为畅销书作家
吴虹飞说，现在也不大清楚自己究竟要做什么，有时候事情真的是冲突的，自己不愿意花时间经营生活，是一个痴人说梦的人，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关于幸福很少考虑，乐队叫“幸福大街”情绪更多的是乖张和凄厉，有时也很柔美，是一个反讽。
人们会想：清华大学的硕士生为什么要这样活着而不是那样活着？是她不知道怎样去谋取安逸的生活吗？这其中有太多的不理解，从她的话语里也找不到确切的答案。但人们都知道《刘三姐》，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财主不让刘三姐和乡亲们唱山歌，但这些人宁可不活命，也要唱歌。她是个少数民族侗家女子，热爱歌唱或许是那方水土赋予她的天生秉性吧。
吴虹飞不会虚伪、冷漠、圆滑、讨巧，麻木隐忍同时也不戳穿别人，撕碎自己甚至饿着肚子大声唱歌。两年前，她出版小说《小龙房间里的鱼》闹出了不小的动静，作家格非认为她最有可能成为第二个王安忆，还有评论人士说，她有成为张爱玲的可能。但她对此却不置可否，说自己没有任何野心，能够做自己能做和想做的事情就好，新书能卖个两万本都会偷笑，自己不会成为畅销书作家。
关于角色的扮演，她毫不掩饰地说自己是天生歌手和写作者。关于自己的幸福，她引用了影响自己的格言：我的重量即是我的爱，爱带我到哪里，我便到哪里。
6岁的“幸福大街”
在成为《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之前，吴虹飞用6年时间成立了一支名为“幸福大街”的摇滚乐队。“6来‘幸福大街’几乎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我的一切光荣和快乐都来自于它。不管有多少人对我的乐队和我自身的音乐能力质疑，都丝毫不能动摇我的意志。”阿飞表情坚定。
乐队成立于1999年9月，说到这里，阿飞咬牙切齿，“我们居然挺过来了，反正就死撑着，到现在还在撑着。”怎么会想到做一个乐队呢？如今吴虹飞自己也解释不清那延续6年的动力源泉是什么。阿飞淡淡地回忆，他们的第一次演出。那支5人的队伍，站在三里屯的一个摇滚吧的台上，“音响特别差，我却觉得感觉非常好，这可能是我找到的最自由的表达方式。”那天，他们每个人分了12.5元。
虽然朝不保夕，大家都努力维持着“幸福大街”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的排练。每周有几个下午，吴虹飞都要骑车两个小时，到三环边一个租的地下室排练。晚上，骑车回校，还要兼顾上课。其间，为维持乐队的开支，酒吧歌手、网站娱编……都是阿飞走马灯换过的工种。
然而，他们泣血做出来的音乐却没有出版机会。“这是一个非常长的时期，我们曾经都非常动摇。”终于，就在几乎绝望的时候，乐队等到了签约的机会。
我被摇滚改变了
“妈妈看好我的我的红嫁衣，不要让我太早太早死去……”这是吴虹飞从骨头里唱出的伤感。
吴虹飞对流行音乐的感悟，也是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的感受：“流行音乐是生长在城市里的，它更多的是表达各种各样的即时情绪，所以和青春期年轻人的动荡心理比较契合。流行歌曲注定是速生的，也是速朽的。而民歌是原生态的、坚硬的。把这两种音乐捏在一起会很生硬。”
“我从1994年上大学后开始自己写歌。你知道，清华大学的生活是很枯燥的，没什么消遣。1998年，我自己筹办了一场个人演唱会，当时1000多人的会场居然坐满了，我自己都没想到。毕业之后我在酒吧遇到了现在的乐手，他们原来都是搞硬摇滚的，而我是做校园民谣的，我本来觉得这两种音乐根本不搭界，但是后来我还是被摇滚改变了”。
在谈起这几年音乐历程的感触时，吴虹飞说：“摇滚乐是流行音乐的一种，它改变了我后来的生活道路和性格。我确实找到了一种恰当、真诚的表达方式。”她承认西方的摇滚乐给了她灵感，“在听过了涅磐乐队(NIRVANA)的纽约不插电演唱会后，我突然发现，原来唱歌可以有这么多种方式，我一下子觉得以前的约束都没有了，对我来说最好的演唱方式就是直接，直接！”
青春将远离我们的身体，而那些歌声将永远在灯光闪耀的舞台之上。文/尹亮
嫁衣
词曲/吴虹飞 编曲/幸福大街乐队
妈妈看好我的我的红嫁衣
不要让我太早太早死去
夜深，你飘落的发
夜深，你闭上了眼
这是一个秘密的约定
属于你，属于我
嫁衣是红色的
毒药是白色的
但愿你抚摸的女人血流不停
一夜春宵不是不是我的错
但愿你抚摸的身体正在腐烂
一夜春宵不是不是我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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