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峰

　　汪峰说，“在音质没问题的情况下，购买的理由就是外观，当然，还有价格。”在音质、外观和价格的三元关系中，如果前两者都是可靠的，就应该用一种比较亲民的态度来定价，让出利润，用互联网的方式做销售和口碑建设，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支付起专业耳机的价格，提高他们的耳域和欣赏好声音的机会，“因为不同耳机硬件的欣赏差别真是太大了”。

　　中国耳机市场的容量一年不到200亿人民币规模。耳机大体分为入耳式、头戴式和塞耳式三类。入耳式基本上沦入手机的配件市场，头戴式和耳塞式则两级分化，大部分利润都被国外品牌商拿走。Beats、森海塞尔、AKG、铁三角、拜亚动力占据高端前几名，而国产耳机品牌靠低端化存活。

　　彭锦洲认为，他在荣耀的时候就发现，耳机市场的容量正在加速扩张。音质、外观和价格的三元关系将变成一个“机会三角区”，比如Beats外观很棒，但音质其实配不上价格；森海塞尔是一个专业的工业公司，价格不菲但外观不够鲜活。而Fiil是可以通过很棒的设计、很好的声学和供应链管理，来赚取这个“三角区”的机会，用彭锦洲的话说，“像森海塞尔、缤特力一样做产品，像Beats一样做设计，同时能够用互联网模式来设置亲民的价格区间。”

　　简单地说，就是以大众能够接受的方式，提升大众获得“小众般的格调和更专业的感受”。

　　这也符合汪峰的“摇滚产品观”。汪峰对记者说，“因为我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接受传统严谨的音乐教育，我的优点是知道好的东西在哪、好的界限有多高。缺点可能是有学院气，有时候不接地气。”汪峰虽玩的是摇滚，但是跟圈内结交不深，他对商业的看法，并没有圈内的成见，他认为摇滚不妥协的精神跟大众商业不冲突，商业只有高级和低级之分，摇滚不应该就等于反商业，“我可以上《同一首歌》，我也可以上春晚，摇滚应该上大众舞台，这不该是障碍”。

　　经过严格古典音乐训练，他有能力做出小众化非流行化的音乐表达，他志不在此。乐评人郝舫评价汪峰的音乐时说，“(汪峰)用流畅的旋律线、简明的音乐手法处理，并在此基础上对精神领域进行探讨。”归纳起来，这也是他一贯的音乐产品态度：用大众舒服接受的方式，来提升大众对于音乐的感知和耳域拓展。

　　这自然也延伸到做耳机上。

　　一个摇滚产品经理的自白

　　汪峰告诉记者，“辞掉中央芭蕾舞团铁饭碗做摇滚的时候，看到非常多的成见和乐队的不欢而散。”这是一个奇特的景观，人们一边不考虑自己的生计，一边幻想着自己摇滚可以继续下去。这种分裂使得很多摇滚人被一种单调的歌词模式所“俘获”，即“贫穷导致愤怒”模式。汪峰开玩笑：“基本歌词模式大体一样，‘我孤独，是因为一个姑娘走了。这个姑娘去哪了，是跑别人那去了！为什么跑别人那去了？是因为我没钱。’”

　　后来，他坚决签约华纳，“我要有一个基本的生活水准和安心创作的环境。我没法白天创作自己的词曲，晚会去酒吧被人点唱。”华纳公司提出的条件是，只跟汪峰一个人签，不希望和乐队签。“外国公司有很强的商业契约精神，北京摇滚圈的乐队极不稳定，一闹情绪，一会儿鼓手走了，一会儿Bass又走了，频繁变动对华纳杀伤力太大。他们的诉讼法庭只设在香港，他们有现实的顾虑。”

　　汪峰这一“单飞”引发了非议。汪峰说，“当时我有一个参照，就是崔健。一个写出《一无所有》的人，这样的人没有摇滚精神吗？老崔和乐队里面的刘元、艾迪等伙伴，将收入谈得清清楚楚，在那个年代，老崔就是用商业的思想来理解他的音乐团队。随着对国外乐队的商业运作了解越来越多，我越来越有谱。”

　　汪峰认为，“摇滚需要不妥协需要死磕，这没错，但需要智慧地死磕。”汪峰可以接受在一些具体的音乐产品上向商业做出有效的调整。最出名的例子是歌曲《怒放的生命》，原本的歌词充满着绝望和挑战，音乐公司给出不同的意见，汪峰接受之后，巧妙地将歌词改成一首积极的、脍炙人口的歌曲。

　　一旦商业成功之后，汪峰会有更多的资源和空间来表现出他精神上的丰富性和批判性，“妥协的时候，别人会骂我是最赤裸裸的摇滚商人。当批判性的《信仰在空中飘扬》专辑出来，他们又接着骂，原来你丫是一个分裂的人”。

　　汪峰的策略就是，必须做更多的探索性的东西，无论是精神层面还是商业层面，“别人会看不清，说不清”。声势浩大的鸟巢音乐会上，线下卖出了2000多万的门票。而在线上，汪峰主动同乐视合作，开创了“摇滚O2O模式”。乐视对汪峰的音乐会现场直播，乐视电视的用户需要付费才能收看，最后，线上收入300万。

　　“我和尹亮(乐视音乐的负责人)比较熟，我和他讨论说不如做一次现场直播。这在中国此前是没有先例的，在世界上原本我以为是第二，第一个是英国Muse乐队。后来才知道，Muse是现场录制后期播放，而我们绝对是现场直播。”汪峰说，“鸟巢音乐会线下加上线上，绝对是世界上最大的演唱会之一。”

　　令汪峰开心的是，带动市场后续的尝试，张惠妹[微博]华晨宇[微博]也做了这种O2O模式。汪峰认为，这种模式尤其对于小众歌手来说，特别好，因为小众歌手的粉丝比较分散，集中在一个体育馆里面比较难。但小众歌手的歌迷黏性很高，如果小剧场卖票，网上收费直播，这将帮助小众歌手的发展。

　　汪峰在鸟巢演唱会结束之后，就琢磨演出模式能不能玩得更有意思。“比如未来巡演，是不是可以采取合伙人模式？目前各个演出单元的部门是固定报酬，我想以后除了乐队之外，比如调音的、舞台的、场地搭建、运输的，是否可以合伙人入股的方式，分担利润和风险，增加各部门之间的责任心。”汪峰的这个想法，几乎和地产商万科总裁郁亮“事业合伙人”方案异曲同工。“事业合伙人”是万科历史上最激进的一次机制改革。

　　论及Fiil耳机未来可能的商业模式演化，汪峰说，“第一代产品定义基本完成，Fiil第二代产品会根据流媒体的发展、耳机和运动的结合来设计。”

　　中国流媒体正处于版权大战的前夜，购买版权、“跑马圈地”将愈演愈烈。目前市场上已经形成几个大玩家。今年初，酷狗与海洋音乐合并成立海洋集团，就是看中后者的音乐人版权资源；腾讯系直属的QQ音乐刚和福茂唱片签约；阿里整合了虾米和天天动听，成立阿里音乐集团，预计花大笔银子购买更多的数字版权。

　　版权大战将伴随着商业模式的探索。中国大部分流媒体还是Spotify模式，即广告支撑免费听歌，高清版本需要付费下载。但未来也会有变数，例如SoundCloud适合没有唱片公司的小众歌手，TIDAL则适合顶尖歌手的自由版权联合。

　　汪峰透露，他自己的音乐版权在这场版权大战中价格不错。他判断，流媒体向上游的内容端购买版权，在未来，也会和下游的智能播放终端合作开发，只要这家终端公司的力量足够强。所以，耳机在生态链的关系是一种“协作的、被集成的、向智能设备拓展”的关系。

　　采访结束前，记者忍不住问，“章子怡对你做耳机这事有什么想法？”汪峰很严肃，“她告诉我，这是个特别重要的事，你得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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