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大韩民国总统朴槿惠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7月3日至4日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12份双边合作文件，涉及经贸、金融、环境、领事等领域，其中包括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局长蔡赴朝和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刘震龙在青瓦台签署的《中韩电影合拍协议》。根据协议，两国合拍的电影若获得“中外合作摄制电影(合拍片)”的认可，在中韩两国都将被看作是“国产片”，并享受各自国内对国产电影的保护政策。由于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还未正式对外公布协议详情，许多状况还无法判断，但有理由相信，该协议必将进一步促进中韩电影合拍市场的发展以及两国电影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所谓合拍片(co-production)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电影制片机构共同投资、共享影片著作权及影片市场收益的一种制片方式。合拍片有对外(境外国家和地区)合拍片和国内合拍片两种形式，合作各方投资方式和数量、发行分成的比例和结算方式以及权利与义务等均在合作协议书中明确规定。具体规定，请参考2004年8月10日起施行的《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
【中韩当前电影市场概况】
中国银幕数惊人增长，韩国已达到饱和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日前公布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电影总票房217.6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7.51%，其中国产片127.67亿元，占比58.65%。2013年影院共放映场次2880万，较2012年多出821万场。观影人次为6.1亿人次，较2012年的4.6亿人次净增1.5亿人次。
从2005年的20亿到2013年的200亿，中国电影只用了不到9年时间。业界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当数中国银幕数的爆炸性增长。据统计，2005年，中国仅有银幕2600多块，约为美国的1/15(约40000块)。随后，中国银幕保持缓慢增长，一直到2010年才由于超级巨制《阿凡达》的刺激终于突破5000块，可接下来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到2011年底暴增至9600块，2012年底突破13000块。2013年新开业影院903家，全国新增银幕5077块，达到18195块，总量接近美国的1/2。2013年影院共放映场次2880万，较2012年多出821万场，创了历史新高。
2013年，中国电影市场中进口片的票房为90.02亿元，其中大部分为美国电影。与1994年的2500万相比，20年间增长了360倍。反观韩国，在1990年代，韩国一般最卖座影片的票房也不过是100百万人次，但在2000年以后，这个数字翻了十倍达到1000万人次，对于人口只有5000万的韩国来说，市场无疑已经达到饱和(韩国的多厅影院已经普及全境，影院和银幕数量的增长也非常缓慢)。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升，开发国际市场便成为韩国影人的集体共识。中国和韩国除了相似的文化背景，地缘上的优势也更方便交流和沟通，就此而言中国不失为最佳的合作对象。而所谓的合拍片更不失为一条捷径。
【中韩合拍片增多的原因】
对于中方而言
①经济高速发展，市场得以迅速扩张；
②缺乏专业人才；
③价格优势。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企业也正在变得越来越有钱，并开始涉足电影业。对他们而言，相比于众多实业项目，拍摄电影资金投入并不大，且又风光无限，还可能会得到丰厚的利润回报。于是乎，近年来，电影产业“热钱”不断涌入，发展速度远远超出了其他任何国家。把影视产业做大做强成了这些国营/民营企业的共同目标，但问题也就伴随而来，那就是优秀的电影制作者所必须经历的成长磨练时间被压缩了，一年制作600多部电影与中国现存的电影行业制作团队的数量极不相符，很多公司缺少好的导演和好的电影团队以及后期制作公司，自然而然要将目光投向海外。而经历韩影全盛期(从1996年到2006年)实践打磨的韩国电影技术人员不仅专业程度高，并且相对欧美成本比较低，也就得到了中国片方的青睐。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KOFIC)中国办事处金妼贞代表就强调说“拥有战争片、惊悚片、恐怖片等类型片大量工作经验是韩国影人最大的优势，而这些人也正是中国电影目前所缺乏的”。
对于韩方而言
①中国的电影进口配额制和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双重限制；
②合拍片的政策优势；
③利益最大化；
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室长朴喜晟认为：1990年代末国际联合制作增多的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韩国电影的制作费激增，通过国际联合制作，分担制作费的同时，伺机开拓海外市场；第二，国际对于韩国电影的认识出现了变化，1999年的《生死谍变》在日本和香港等地获得良好的反应，之后的韩国电影频频进出国际电影节，广为人知，这也让韩国作品得到国际联合制作的机会越来越容易了；第三，电影的主题和类型愈来愈多样化，使得许多作品在企划阶段，就有海外联合制作的意愿。如果作品以外国为背景，或者有外国演员登场，自然会有部分或者全部场景在国外实地拍摄。一般情况下，预售版权和外国投资的诱因等往往会产生国际联合制作。
而针对现今的中国市场，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电影进口配额制和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双重限制”。中国加入WTO后，国家每年限制引进50部进口影片，其中20部进口分账影片(2012年增加到34部，增加了14部3D、IMAX格式的“特种电影”)，30部进口买断片(又名批片)。20部进口分账影片中，除去12部好莱坞电影之外(每月1部)，剩下8个配额，由各个国家去竞争。由此，2000年后，每年在中国公映的进口分账韩片1部(这个指标一般都由CJ或者ShowBox获得)，进口买断韩片2～3部，可见韩国电影很难打入中国市场。基于此，加之繁复的中国电影审查制度，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也大力倡导合拍片。
另外，“中国的合拍片政策优势足以吸引韩国电影人。在中国，进口片分账比例虽然已经从13%提升到了最高25%，但依旧远低于国产片的43%，而合拍片则可以享受国产片的分账待遇。此外，合拍片还不受进口电影配额的限制，可以在中国公映。对合拍片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就经济方面而言，具体来说1)联合投资可以分担资金压力；2)优势互补，共享产业价值链利益及资源；3)吸引国际化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加入，更易受到国际关注。”
【新千年的中韩合拍片】
最早的“中韩合拍片”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中期的“韩港合拍”，但当时只限于取景和劳务上的合作。1992年，中韩建交，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也日益增多。2000年代开始，中韩合拍片重新开始出现。在《中韩电影和拍协议》未正式签署之前，中韩两国合拍片都以民间合作形态存在，合作方式呈多样化。韩国女导演都性希在《KOFIC研究报告：中国电影产业现况和韩中共同制作》(2012版)中，归纳了新千年中韩合拍片发展的三个阶段和六种合作方式。
新千年中韩合拍片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0年-2005年：以外景地拍摄为主的共同制作
这一时期，很多韩国电影来中国取景，即以外景地拍摄为主的共同制作方式。这其中有《飞天舞》、《武士》、《千年湖》、《七剑》等。
第二阶段：2003年-至今：以共同投资和人力合作为主的共同制作
2005年以后，外景地拍摄为主的共同制作方式仍然存在，比如中国观众熟悉的《三个家伙》、《黄海》等，但是出现更多的是以共同投资和人力合作为主的共同制作。
第三阶段：2007年-至今：以视觉特效(VisualSpecial Effects)技术合作为主的共同制作
2007年，冯小刚导演拍摄《集结号》时，起用了韩国影片《太极旗飘扬》的特技班底，这次中韩电影人的成功合作，对于中国电影产业具有特殊意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上海和北京两大国际电影节的交易市场上，会有那么多韩国后期制作公司的展位。
换言之，从最初的取景、劳务等资源方面的浅层配合到资金、技术、观念等方面的取长补短、深层合作及至目前全球视野下风险共担、开拓最广大市场的“合拍片”创作，合拍片作为一种制片方式，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电影产业的全面转型奠定了基础。
合拍片的合作方式
①企划、投资、制作、人力：官方合作方式——《非常完美》(2009)
导演金依萌和制片MingVeaver Kwei一起开发策划了《非常完美》这一项目。金依萌写了剧本初稿，韩国CJE&M会社的海外投资制作组和Contents企划组提出了修改意见(ScenarioDoctoring)，金依萌再重新改写，最终定稿。当时章子怡想接拍一些不同类型的作品，制片MingVeaverKwei给她看了剧本后，章子怡非常喜欢，同意接拍，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该片的投资比例是中国75%，韩国25%，海外市场收益按照协商的股份分配。
②后期共同制作(音效)方式——《唐山大地震》(2010)
2006年，冯小刚导演摄制《集结号》期间，观看了韩国电影《太极旗飘扬》，受到很大触动。后来他见到了姜帝圭导演，后者为其介绍了韩国特效团队，随后这个团队加入了《集结号》的制作。在拍摄《唐山大地震》时，冯小刚再次邀请了韩国团队参与，其中包括新近加盟的韩国后期声音制作公司BLUECAPSoundworks。
③投资制作合作方式——《心心历险记2》(2010)
《心心历险记2》是由韩国提出企划方案，中国制作公司拟定出制作方案后开始合作的影片。中国北京今典影业有限公司通过小额的金额投资，以保证中国本土版权为条件，签订投资合约。
④后期共同制作(视觉效果)方式——《剑雨》(2010)
韩国的视觉特技制作公司CJPowercast参与《剑雨》的后期制作。CJPowercast和北京水晶石影视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分担了《剑雨》的CG制作，其中难度高且需创意性的部分由CJPowercast承担。
⑤中韩港投资合作方式——《跟我的前妻谈恋爱》(2009)
《跟我的前妻谈恋爱》根据中国作家李唯同名小说改编，由韩国的北京纳璧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购买版权。韩国iHQ公司的郑勋铎代表和纳璧影视的金成洙导演也参与了企划。该片由纳璧影视和香港的OctoberPicturesLimited共同制作，韩国的iHQ、中国的博纳影业集团、中国香港的骄阳电影有限公司投资。
⑥专业人力(导演、摄影等)的个体合作方式——《好雨时节》(2009)
《好雨时节》脱胎于《成都我爱你》许秦豪部分的短片，在短片开拍之前，导演构思了完整的故事。长片和短片同步拍摄，既要保证短片的完整性，有要求长片和短片有所区别，是创意和制作上的一次挑战。
【中韩合拍片中出现的问题及对策】
协议后或最先改善资金运作问题
迄今为止，中国已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政府间电影合作协议，比如2009年5月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补充协议中有关中港合拍片的规定条款、2010年签署《中法电影合拍协议》、2014年草签的《中英合拍电影协议》等。《中韩电影合拍协议》之所以如此受到瞩目，是因为同属东亚文化圈的韩国，其电影迅猛发展的势头，让诸多中国电影人自叹不如。期待通过合拍片这一形式，能够迅速提升中国电影的整体水准。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电影合拍协议”，无非是让以民间合作形态存在的合拍片市场变得更为规范。换言之，中外合拍片都享有国产片待遇，除非《中韩电影合拍协议》对中韩合拍片有特别待遇，否则就是一种形式。而如何规避审查，影响分级制等一些说法更是无从谈起。
众所周知，现在中韩合拍片存在许多不“合拍”的现象，大多数中韩合拍片并没有在合拍中实现融合。
1)中方在与韩国电影人合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对中国合作方缺乏信任；对中国市场认识不足，作品得不到中韩两国的认可；资金运作困难；意识形态、社会体制、文化差异而导致工作方式上的分歧；制作体系上的不同导致利润分配的差异。
2)韩方在与中国电影人合作中所遇到的问题：严苛而繁复的审查；资金运作困难；意识形态、社会体制、文化差异而导致工作方式上的分歧；制作体系上的不同导致利润分配的差异；中国电影人的专业水准有待提高。
在《中韩电影和拍协议》还未正式对外公布协议详情之前，我们无法准确判断它对未来中韩合拍片有何影响，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资金运作困难可能是最先能够解决的问题。因为在习近平主席访韩期间，中国人民银行与韩国银行签署了关于在首尔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备忘录。同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交通银行首尔分行担任首尔人民币业务清算行。首尔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建立，将有利于中韩两国企业和金融机构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交易，进一步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由此而言，以往合拍片制作中出现的“往来资金的合法性”、“资金回笼困难”等问题将能够得到妥善处理。
【协议出台后的实质性效应】
韩国顶级导演演员不会考虑来中国，过气二线韩星有望迎第二春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发达、大众文化普及的社会背景下，资金来源变化、电影政策宽松、电影文化普及和新型电影人才出现，成就了1990年代后期韩国电影的空前繁荣。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如今的韩国电影产业化程度相当高。
一般而言，票房成绩斐然的商业片导演都会得到充裕的资金赞助拍摄电影，如拍摄过《老千》、《盗贼同盟》的导演崔东勋；拍摄过《非常主播/超速绯闻》、《阳光姐妹淘》的姜炯哲等；而那些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艺术片导演如金基德、洪常秀等，他们的作品成本低，有时能申请到来自欧洲的部分支援基金，且作品制作完成后海外版权销售渠道畅通，得以收回投资成本，一部接一部地创作他们自己的电影。至于那些新人导演，则可以通过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等各种机构，或者参加国内外各种电影节来获取资金支援，拍摄电影。因此，真正的韩国顶级导演、一线演员片约不断，根本不会考虑来中国发展。相反，介于一线和二线之间，以及二线的导演、偶像明星，以及一些技术人员，会来中国寻找机会。尤其是一些过气韩流明星，凭借在中国曾有的知名度，开创演艺事业第二春。
比如在韩剧《来自星星的你》演绎女二号、心机女“世美”的刘仁娜、出演“千颂伊”弟弟的安宰贤，因为剧集在中国大陆的热播，而得到进军中国出演电影的机会。他们将与中国演员邓家佳搭档，携手出演韩国导演许仁茂执导的浪漫爱情喜剧《婚礼日记》；大陆女明星刘亦菲牵手韩流明星宋承宪，出演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第三种爱情》，由执导过《我脑海中的橡皮擦》、《到炮火中去》等作品的李载汉掌镜；刘亦菲还将与韩国歌手RAIN合作拍摄电影《露水红颜》。
结语
在过去十年当中，韩国影人已经摸索出一条成功的商业片发展之路。尤其在制作技术、管理经验、职业操守方面是十分值得中国电影人学习和借鉴的。而韩国电影人也并不满足于仅限于技术和人才上的合作，根本还是希望韩国电影能够通过“合拍片”这种渠道真正打开中国的市场，而这条合作之路最终能否走的更远，走的更好呢？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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