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歌女红牡丹》剧照：中间的主角红牡丹由胡蝶扮演，据她自己回忆，配音的时候，她每天都在录音室里一待七八个小时《歌场春色》剧照《雨过天青》剧照 在今天看来，电影从无声发展为有声，似乎是技术进步的必然趋势，然而把时光倒回到70年前，至少在中国一切并不是那么简单。1929年美国有声片正式输入中国之后，“有声”还是“无声”，成了当时中国电影公司必须回答的一道选择题。由经营影院起家的联华公司由于无法在短期内更换自家影院的放映设备，选择了坚持拍摄无声片；而天一公司由于其在南洋的影院较早采用了有声设备，兼之主事人邵氏兄弟大胆机敏的行事作风，果断地投入了有声片拍摄；而老成的明星公司则两者并重，对外宣称继续把重点放在无声片上，暗地里却加紧有声电影的试验。
1931年3月，由明星公司拍摄的中国第一部蜡盘发音的有声片《歌女红牡丹》于上海公映，立时轰动海内外。到了下半年，两部技术上更为成熟的片上发音的有声片，华光影片公司的《雨过天青》和天一公司的《歌场春色》也呱呱坠地。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中国电影人就完成了有声片的试摄工作，尽管之后有声与无声竞争的硝烟还将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但这毕竟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电影笔记
插上声音的翅膀
1926年8月6日，世界第一部有声短片《唐·璜》在美国上映，从此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引起一场大争论。很多当时的电影艺术家强烈反对使用有声技术。查理·卓别林说道：“拍摄现场中有几个人戴着耳机坐在那儿，打扮得像是来自火星的战士；在演员的上方悬挂着几只话筒，犹如钓鱼的鱼钩一般。这种景像是如此地复杂而又令人沮丧。在这堆垃圾的包围中，谁还能有创造力？”而投资商也有两派意见，华纳公司的老板萨姆和哈里·华纳认为有声电影是一个巨大的商机，而另外一些老板担心这项技术会让他们在添置设备方面花去太多金钱，担心演员有声对白的产生会使美国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失宠。
在欧洲，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在对口语和书面语精益求精的审美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强烈反对电影有声化，在法国出现了一条反对有声电影的标语：“噪声吗？是的！语言吗？不！”在日本，有声片遭到了“辩士”们的强烈抵制。这些人本来是喋喋不休的解说员，向观众解释默片的动作，能拿高额报酬，但现在他们的存在显得多余了。最初他们试图用大嗓门盖过影片的对话，或者强迫电影院经理关掉声音设备，最后他们开始采用恫吓、雇打手入室袭击电影放映公司经理等方式来抵抗。
而在中国，对于电影有声化，赞成和反对两方之间同样爆发了激烈的争论，而反对的意见似乎稍占上风，他们提出的理由是：“一则我国的方言不太统一，二则无雄大之投资，颇难进行，三则另要训练一班有好喉音而同时能表演的演员，”而这一切“非一朝一夕所能达到”。
时间就在争论声中度过了，结果如何呢？在美国，力推有声片的华纳兄弟公司在竞争中获得了领先地位，它的市场价值在两年之内从600万美元一路飙升到2.3亿美元，其他电影业巨人如派拉蒙和米高梅也不得不将所有资源投入到有声电影的摄制之中。到1930年底，差不多所有的美国电影院都已经达到了放映有声电影的要求。《财富》杂志对此评论道：“这是整个工业革命的历史中一次无以伦比的革命，发生速度最快，也最令人惊奇。”
在中国，出现了奇怪的现象：因为中国当时的电影公司没有足够的资金全面推广有声片，同时观众又不爱看洋文对白的电影，所以无声片和有声片的生产竟然共存达7年之久（1930-1936年），而中国绝大部分的无声片精品也正是在有声片出现之后才产生的。当然，之后就是有声片的一统天下了。
在电影领域，正像在其他一切领域一样，一种影响巨大的新技术最终会取得支配地位，拒绝它和抵抗它都是徒劳无功的。刘铮
关键词
《歌女红牡丹》
中国第一部有声片，采用蜡盘发音的方法，由洪深编剧，张石川导演，胡蝶主演。影片讲述一歌女嫁给一个无赖，受尽折磨和痛苦，但毫无怨言终于感动了丈夫。为拍摄本片明星公司历时3年，耗资甚巨。公映后全国震动，波及南洋。菲律宾片商以高于一般无声片十数倍的价格买下了其拷贝。
《雨过天青》
中国第一部片上发音的影片，讲的也是痴情女与负心汉的故事，于1931年7月1日公映。但是由于该片是租用日本的有声电影设备在日本拍摄的，本片并未受到中国观众的欢迎。
《歌场春色》
1931年10月29日公映，是第一部在中国本土摄制的片上发音影片，李萍倩等导演，宣景玲主演，描写一歌女爱慕虚荣被浪子引诱失足,然后又走出歧途的故事。天一公司在明星公司之前曾摄制过蜡盘发音的影片《钟声》，但其胶片却因摄影场失火而被毁。
链接
蜡盘发音与片上发音
蜡盘发音是在拍摄影片画面的同时用蜡片收音，但这种蜡片不同于普通的唱片，它在收音程序上是先将音波收入卷筒中，再翻入蜡片，不像普通唱片的声音是录在蜡片盘上的。蜡片发音的优点是声音清晰，比当时的片上发音的声浪好；缺点是最忌断片，假如胶片损坏长度达一尺以上，“声”与“影”就会大大脱节了。
片上发音的声片，又叫“记音影片”，即现在的有声片，把音波收录在影片片基的声带上，技术比较复杂。当时的美国公司拥有这种技术的专利权，影片公司如采用这种技术，要付出相当大的一笔费用，上映时还需要另付版税。
回眸
胡蝶：“国语”是我法宝
有声片的挑战是几方面的，从演员来说，默片时代不需要将对白录下来，所以在摄影棚里各种方言都可以说，表演的好坏，取决于演员的表情、演技。现在，新的潮流向演员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要说国语，必须预先背熟台词。
当时的电影演员以广东人居多，如张织云、阮玲玉，所以大家非要勤学语言不可，并要请专人教授。我在这方面却略占先机，因我幼年曾随父亲奔波于京奉线上，后来虽然又回广东去住了几年，但幼年时学得的北方话仍未忘却。此外，我庶母的母亲，我称之为“姥姥”的，多年来一直跟着我们，她本是北京旗人，家里是两种语言同时通行的，就像英语、法语是加拿大规定的两种官方语言一样。所以由默片进入有声片，由于有了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也就顺利地过渡到有声片时代。
人的际遇有时也是很奇特的，没有想到，四十年代，当我重返影坛时已是在香港，那时，在香港、南洋一带只放映粤语片，我的乡语广东话这时又派上了用处。
《歌女红牡丹》严格说来，只能说是半有声片，因为只注意了对话的有声，而忽略了周围环境的音响效果，所以看来只有人说话或唱戏时有声，其他周围事物都是静悄悄的。
说起制片的过程，读者听来一定觉得十分可笑。电影先按默片拍好，然后全体演员背熟台词，再到百代唱片公司将台词录到蜡盘上。录完后，一面在银幕上放影片，一面在放映间装留声机放蜡唱片，通过银幕后的扩音机播出。这种方法，实在是很原始的，顺利时还可以，但是遇到影片跳片、断片时就苦了，观众只见电影上张嘴的是男演员，而出来的声却是女声。
在录音的过程中也是十分辛苦的。我当时的心情也和其他电影从业员一样，十分紧张，似乎这次的成功与否关系到今后的前途与命运，因为在录音时，演员对着自己饰演的角色念台词，如有念错念快念慢，就要重来。所有演员与现场的工作人员都十分紧张。曾接连试验了四次，失败了四次，到第五次试验才获得成功，每天在录音室六七个小时，汗流浃背，现在想起都怕。
片中红牡丹唱京剧的戏，很多人以为我会唱京戏，也有的书写我如何练习京戏，说来有鼻子有眼，煞有介事，我看后不禁哑然失笑。我常对别人半开玩笑半解说：“我不是梅兰‘芳’，而是梅兰‘圆’，是那个圆盘在代我唱哩。”
当然，影片利用有声的优越条件，穿插了京剧《穆柯寨》、《玉堂春》等四个节目的片断，效果很好，这也是《歌女红牡丹》吸引观众的另一个原因，观众可以在银幕上第一次听到戏曲艺术的唱白。(摘编自《歌女红牡丹》主演胡蝶的回忆录)（来源：新京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