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楼的马戏团”乐队十周年大庆专场演出就在MAO Livehouse上海店举行。

696 Live是上海几家Live House中最小、最有人情味儿、亦是生存最艰难的一家。

坐落在天山公园旁的育音堂建立于2004年，至今已有十年历史。

　　东方晨报讯(记者 钱恋水)Live House，即小型室内音乐演出场馆，最早起源于日本，并迅速风行于欧美。因为演出的效果好，且组织灵活成本低廉，不少艺人甚至大牌艺人都频繁在Live House中演出。去Live House现场消费音乐，早已经成了国外乐迷习以为常的一种生活方式。

　　上世纪90年代起Live House开始在国内兴起，而如今，Live House已在全国许多城市生根发芽。

　　高质量的音响与灯光设备是区分Live House与传统酒吧最容易的方式，而百花齐放的各路音乐流派、观众与台上乐队间的近距离互动和不设坐席不划区域的规矩，则使Live House有别于那些正襟危坐的大型演出场馆。

　　是谁说的，在家听CD像吃方便面，听现场是吃头汤面。至于现场，千万人大场馆里数量和空间上的发酵带来的情感体验，毕竟及不上大家惺惺相惜也好萍水相逢也好，挤在小小的Live House一起听一场来的印象深刻。

　　其实说白了，它就是个靠卖门票、卖酒和投资方勉力生存着的经营性场所(三者并不一定都齐全)，是人们听音乐喝酒泡妞的佳地，却也曾经是一小群人的乌托邦，是无处可去的民间音乐的一个出口，亦如同咖啡馆和沙龙之于文人一样，是个滋生灵感情愫或者互相胡侃海扯的地方。

　　今年3月13日，周华健将在广州一家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Live House做该店的开张演出，这家门面如老式车站般的Live House名叫“中央车站”，投资者是曾经的华语唱片界大佬滚石。在滚石老板段钟潭看来，十多年前花巨资打造的“滚石移动”的失败，让他们明白互联网于他们已没有机会，要拯救这间从鼎盛时期的1000多名员工萎缩至如今100多人的公司，高质量的现场是重要的一步棋。于是，能容纳800余人、造价1200多万元的“中央车站”，在硬件上坐上了内地“Live House”的第一把交椅。“中央车站”广州站是滚石开Live House的第一站。段钟潭试水广州，是因为偌大一个广州，只有TU凸空间、喜窝、191space等少数几个较为简陋的小型Live House，演出市场并不发达。“中央车站”能不能做出来，能否如段钟潭所愿开进北京、上海还不好说。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的Live House一茬茬地来去，如今大浪淘沙剩下的几家不能说活得很好，却形成了有大有小，摇滚、民谣乃至小众如爵士、噪音等流派的艺人皆有去处的局面。

　　上海最著名的Live House当属有日本资金背景的MAO Livehouse。MAO上海店的公关经理李草木告诉早报记者，这家成立于2009年的Live House今年终于开始盈利。在这之前，“没钱了，让日本老头儿赶紧坐飞机送钱来的事情常有发生”。如今的MAO一个月平均有16场演出，每天的收入须达到5000元以上才能保本。至于当初建成的运营成本，“只能说有好几百万，但是具体的数字不方便透露。

　　然而并不是上海所有的Live House都能如MAO一样扭亏为盈。就先从上海的几家出名的Live House中最小、最有人情味儿、亦是生存最艰难的“696 Live酒吧”的某次冬夜现场说起。

　　696弹唱夜现场手记

　　几周前，在696 Live酒吧，去听他们做的第一场“弹唱夜”(接下来的几周，上海本土乐队“顶楼的马戏团”的主唱陆晨和他的朋友们将每周都去唱一次，以期帮助酒吧增添人气)。四川北路巴黎春天对面萧瑟河边的一间小酒吧，门口穿睡衣的附近居民来去不绝。

　　696总是人不多，朋友多。那晚大概因为冲着有陆晨，再加上台上艺人们的朋友捧场，工作日晚上好歹也有了周末的样子。只可惜都是朋友不好意思卖酒，于是吧台就总有人坚持“这瓶一定要自己买”，那厢回说“不行不行”，转手又拿出一瓶塞给对方。难怪陆晨上台要呼吁大家“也请多买点酒水”。

　　四个人上去唱歌，三人互相熟识，还有一个路过上海的北方小伙，常在酒吧驻唱，也上台玩了一把。最先唱的那个音乐心仍澎湃的大块头匪夷所思地叫“么么茶”，唱的啥因为迷路迟到的关系都错过了；之后的北方小伙声音和吉他都好，却难逃只是背景音乐而已，就着音乐看看冰球也还不错。陆晨呢，想着以后每周都要去唱一次酝酿自己的民谣，一本正经让杨芾买了新吉他，还挂了个口琴架弄得像那么回事。那个青筋暴起，拖长了还要甩三甩的尾音，还有调弦时候贼忒兮兮问下面人“准伐准伐”的腔调，都还是他惯有的作风。唱唱傻逼情歌《一生所爱》、《爱的代价》，把《Creep》、《Pennyroyal Tea》这种压箱底的老歌搬出来，或者一时“五条人”附身来一首《一些风景》，中间还偷偷挟带私货——一首深更半夜在厨房给友人首唱过的《理解万岁》。塞不进“顶马”的，取悦不了观众的，总还有个小小舞台可以放。

　　最后唱歌的是个瘦瘦的自称“罗迪”的家伙。那天是他生日，为此排练许久，上台前一根接一根香烟不断。唱到一半生日歌突然响起，蛋糕送上台。临时有人点了《Blowin' in the Wind》，没在歌单上却是最好的一首。唱嗨了朋友们就在下面高声和，他说“这是他最开心的一次生日”。

　　很奇怪的，这样一个夜晚，明明冷得要死，却还好时间跟寒冷一样蚀骨。唱到尾声，回头看，很意外大半个酒吧都悄悄地空了。和最前排的人们挤在一起却丝毫不觉，好像有条隐形的界限划开了黑夜和黑夜里那盏灯。其实我想说的，不仅仅是这场对酒吧外的所有人来说都不存在的“弹唱夜”，也不想泛泛而谈上海那些Live House的生存之道和经营状况，毕竟这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营生，能活下去，就是胜利。想说的，是人和Live House之间的故事。

　　有朋友跟我说，他从育音堂十年前开张就经常去。那个时候氛围很好，觉得济济的都是同道中人。听完音乐还能去后面的天山公园踢个球，生活乐无边。现在呢？“现在总觉得哪里不对，周围陌生面孔再也不会显得熟悉，也没有人会跟我结束后去踢一场球”。大概因为如此，他的肚子都腆出来了。是Live House变了，还是自己老了？

　　和MAO在一起的这些年

　　(作者系MAO Livehouse上海店公关经理)

　　作为前普通青年，听过的摇滚乐队只有寥寥可数的甲壳虫(The Beatles)、涅槃(Nirvana)、皇后乐队(Queen)。直到几年前，我对Live House的印象还停留在日剧《东京灰姑娘》和日本电影《Nana》。狭小的地下空间，长发乐手在台上扮酷耍帅，底下观众为之疯狂。

　　2010年6月，我第一次走进MAO Livehouse不是看摇滚演出，而是参加广播节目《飞鱼秀》的听友见面会。对这个由废弃厂房改建的演出场地一见钟情，逐渐养成了看现场表演的习惯，和摇滚有了初步接触。

　　水晶蝶乐队是我看的第一个乐队专场。演出结束后，在豆瓣和微博上经常给赤膊穿皮夹克的主唱李大龙留言。一天中午，突然收到他的私信，“姐姐，加我MSN。”

　　那天发生的事情到现在想来还不可思议。他问我做什么工作，说乐队刚好需要一个协助宣传的人，然后毫不犹豫把乐队微博账号密码给我了。我当时就愣住了，心想这人太奇葩了，在不知道对方真实姓名的情况下就透露重要信息。

　　我没有辜负他的信任，辛勤经营乐队微博，弄得像模像样，很快正式升级为乐队助理。

　　不久后，大龙叔叔成了MAO的店长。12月底他在MAO主办义演“民谣救护车”，为身患白血病的民谣歌手佟妍募捐。我在没有任何媒体资源的情况下，自告奋勇帮忙宣传，其间问在演出公司工作的朋友要了一张媒体名单，电话逐个邀请发稿，找了20多家。演出当天带上小伙伴拍照、录影，事后剪辑短片，写新闻通稿，一举奠定了吃苦耐劳多技傍身的靠谱员工形象。

　　大龙叔叔问我是否有兴趣去MAO工作。我犹豫了一阵，一来当时对音乐行业不熟悉，二来夜间工作对我是一大挑战，三来降薪三分之二需要很大勇气。最后，作为水晶蝶乐队的脑残粉，实在抵挡不住在主唱身边工作的诱惑，我从原来的公司辞职，去MAO兼职做宣传工作，心想等新店运作起来就返回公关圈。四个月后，前任公关经理离职嫁人，我被迫转正，做到现在。

　　初入MAO时，我对国内乐队知之甚少，只听过痛苦的信仰、后海大鲨鱼、周云蓬等极少数。但发挥了脸皮厚和不甘示弱的优势，几个月后我就做得得心应手。

　　和上海乐队熟悉后，跟他们进排练房，与他们聊天，我对乐手有了新的认识。大多数摇滚乐手都是正经青年，比普通青年更有追求，利用大家追剧、玩桌游、聚餐的时间，去地下室排练创作，积极寻找各种演出机会。

　　在公关公司上班时，比较痛苦，每天被客户折磨，被领导瞎指挥，同事们混日子，我每天工作2小时，竟然成了组里的劳模。当时幻想的工作内容就是拍拍照片发发微博，还能去各地开眼界或者认识很多人。

　　在MAO的工作满足了我的所有幻想，但很辛苦。深夜下班，没有周末，工作琐碎繁杂，需身兼数职，从活动宣传、执行，到媒体开拓维护，以及主办拼盘演出、撰写文案甚至涉及海报，拍摄演出照片视频，我全包了。

　　为了熟悉业务，我看了一些摇滚相关的纪录片和文章，知道一些北漂乐队的艰辛。当纪录片中的主角，如今的前辈来演出时，心中不免激动。有一个现象：那些越大牌的乐手越谦逊，他们会向工作人员道谢，和媒体亲切交谈，没有架子。一旦上台，他们就像换了一个人，展现出狂野的一面。

　　我很喜欢上海的“顶楼的马戏团”乐队，歌曲栩栩如生描绘各种小市民，现场气氛热烈，乐队成员会穿病号服、浴袍、比基尼、棉毛裤演出。台上极其疯狂的主唱陆晨老师在海关工作，台下极为知性与感性。

　　如今，如果几天不看现场演出，我就会觉得不自在，感觉少了些什么。虽然我只是在幕后忙碌，很少欣赏演出，也能从演出中获取很多能量与感动。

　　据我了解，上海绝大多数摇滚乐队把音乐当做兴趣爱好而非谋生方式，很少有人能靠音乐养活自己。上海人比较现实，乐手们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利用业余时间排练、演出，没有经济压力。上海还有为数不少的老外乐队，用上海话唱歌，很有趣。他们很反感自己被叫“老外”。

　　唱片行业没落后，乐队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参加各类演出。

　　2011年5月，迷笛音乐节开进上海，从此上海的摇滚青年不必翻山越岭就能在家门口集中欣赏几十支摇滚乐队的演出。次年，更加摩登时髦的草莓音乐节紧随而至。音乐节成为时尚青年的一种休闲方式。

　　近两年，不少地下音乐人因为参加电视选秀节目，或他们的作品被选秀节目翻唱而走红。有人骂他们背叛摇滚，向主流妥协。但我认为这是好事，被更多人们关注认识，有利于消除人们视摇滚为洪水猛兽的偏见。

　　MAO在上海甚至全国的Live House中都是首屈一指的，服务专业，分工明确，在年轻人中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MAO的活动不局限于摇滚演出，场地还举行过真实版逃脱游戏、舞蹈大赛、话剧、音乐剧、动漫cosplay、3人足球赛、拳击赛，甚至还做过鬼屋。

　　有人在网络上抨击MAO，说我们忘记了自己是音乐演出场地。其实我们和日本的Live House理念很接近，音乐相关的年轻人热衷的活动我们都会尝试。

　　如今，上海的Live House越开越多，竞争比以前激烈，但对于整个市场来说是好事。主办方和观众选择多了，这会促使场地方不断改进，提高竞争力。乐队则有了更多展示的舞台。

　　但我承认，我们和日本的Live House仍有很大的差距，他们有太多先进经验值得我们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