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当导演呢？
我觉得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韩国电影的地位，那就是“尊贵”。
由于上一个采访结束得晚了点，所以当我赶到金基德的《春夏秋冬……与春》的放映厅时，电影已经开始播字幕了。此时守在门口的几个工作人员非常紧张，先后用韩语和英
语跟我说了两遍，一个是让我当着他们的面把手机给关掉，还有一个是告诉我进去后大概什么方位有位置，并且详细说了这个位置的应该怎么走才可以将对其他观众的影响降到最低，同时还要伸进头先看一下屏幕上播出的场面是否安静，如果是比较抒情和安静的画面，还要稍微等待一下，最后还一再提醒我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小的幅度达到我可以走到的最近的位置。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电影节期间对电影厅加强管制，但在影院里鸦雀无声就可以感到影院的安静。还有一个人比我更晚些，我眼看着他急急地冲到最后一排，虽然里面有一个位置，但他明显是怕影响到其他人观看电影，所以这个穿着西装的人干脆就坐在了走廊的地板上。后来金基德也来了，估计也是被拦在了外面。
尊贵不仅体现在以草木皆兵的态度来对待电影，自由和信任是最本质的尊重。韩国电影的类型相当丰富，从温婉的小品电影到张扬冲击的情色电影，批评国家政治、讲述恐怖诡异，甚至是老年人的性题材，都可以在韩国电影院里看到。国家不但不阻碍导演的创新，反而给予他们资金，每年就要给电影振兴委员会4亿韩元投入到独立电影的制作上。不要求资金回报，也不要求奖项的回报，甚至连拍“政府电影”的要求都没有，导演可以在完全自由的空间里实验各种作品。
采访回来后，同事问我，韩国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当导演？为什么不当导演呢？李廷香可以发3年的呆，等到思路完全成熟才拍下一步电影。姜帝奎的《生死谍变》创下韩国票房历史纪录，也没有人逼他顺势再推一部多赚点银子。电影是一项产业，是一件商品，但不是小作坊加工出来的粗制滥造的盗版货。对电影有理想的人不会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丧失理想，有所坚持的人也不用为了电影的上映委曲求全，他们只用关心电影，谁又不想在韩国当一个导演呢？
1996、1997年韩国遭受金融风暴冲击，经济状况极糟，还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会援助的情况下，韩国政府仍坚定地执行振兴电影政策。当时，韩国银行利率极低，大概只有2%，一些财力雄厚的大财团如现代、大宇等大企业，在减税优惠和避税的考量下，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尝试加入投资电影的行列，没想到投资报酬率却高达20%、甚至30%，令这些大企业们喜出望外，竞相加码投资拍片，雄厚的电影资金奠定了今天韩国电影发展的商业基础。
韩国导演有时间发呆，也有资本发呆。
20年的河东怎么变成了河西？
你能想象《爱·回家》的导演李廷香是看李小龙长大的吗？《我的野蛮女友》的导演郭在容一直推崇的电影应该“情绪化”，所举的例子就是庄奴和吴宇森的电影吗？
韩国街上不时可以看到几个中文，林权泽的《春香传》、《醉画仙》里，韩国人写出的书法也是汉字，这不是韩国的唐人街太多，而是汉字本身就会作为一门课程被韩国学生学习，我们的汉字被韩国人称为“繁体字”。事实上，事实上中国和韩国好像在进行相互崇拜。韩国自1986年放开外片进口的限制后，占据韩国市场70%的便是好莱坞和香港，无论是中心城市的首轮影院还是卫星城市的二流院线，所上映的不是好莱坞动作大片就是香港的动作巨片。以至于我们今天采访的这些韩国电影的中流砥柱，也都是看香港武打片长大的。只是不到20年，韩国电影和中国电影便来了一个换位，中国开始了韩流崇拜。
韩国有4700万人，中国有13亿人。这是我在韩国听到导演们说的最喜欢计算的数学题了，在他们眼里中国就是一块大得他们看不到边的纯种奶油蛋糕，最让人兴奋的是这块蛋糕还没有沾上别人的口水。其实我们的周围充斥着这样虎视耽耽的电影人，这是一个太大太肥沃的诱惑了，而我们的国产电影，特别是商业电影，就像一个3岁儿童抱金过市，只要稍微那么一点疏忽便会被别人抢了宝贝。
我们的资讯发达得足以从大到小排出韩国导演的名字，而韩国还是只知道张艺谋和陈凯歌两个名字。韩国一家报纸让我给他们开个中国电影的专栏，说让我从热点写起，我说我给你们写中国最热的《天地英雄》吧，韩国的编辑问我这个是张艺谋的新片吗？韩国人知道中国的明星，我算了一下年龄，最年轻的就属梁朝伟了。我不知道是他们无知，还是我们有能力让时光静止。
原来我们也在保护电影
国家电影总局负责发行的毛羽处长告诉我：“中国同样有保护民族电影的措施，我们规定每家影院每年上映国产电影不得少于上映电影总时间的三分之二。”对能够进口影片的中影公司和华夏电影公司作出规定，一年发行国产影片不得少于20部，发行总额必须达到8000万人民币，要求全国院线年度发行国产电影不得少于40部，国产电影票房不能低于总票房的40%，对于没有达到的公司和院线实行减少进口票房分帐的措施进行惩罚，从今年开始对放映国产影片票房排在前30名的影院实行资金上的奖励，同时取消了在重大政治节日只能上映“国家推荐电影”的硬性规定，同时也取消“国家推荐电影”。
听到我是采访关于中国保护民族电影，毛羽处长表示中国有比韩国更强大的保护民族电影的措施。所有人都相信，但为什么韩国“闭门造车”便能开出一辆辆“宝马”，而我们却在为自行车还是三轮车上打转？当我问起久拖不决的电影分级制度，负责人便说这个问题现在不好回答。
我们知道太多什么不能拍，但就像朴赞旭说的那样，最终我们将不知道什么能拍。没有任何一种电影分级制度能让中国电影一夜暴富，甚至可能分级之后几年我们都看不到中国电影有什么起色，电影分级制度肯定也不是中国电影追求的终极目标。但电影的目的是用来赚钱和娱乐的，再神圣的电影也都将回归到这样的目的，我们的尊重便体现在对它不厌其烦的形式感上。电影永远不可能强大到可以去破坏社会秩序，当然也不可能因为一部电影而稳定一种环境，我们总是妄图给一项普通的东西加上神秘的光环。
韩国电影的成绩引发了全世界电影人，他们都在急急地将自己国家的电影和韩国电影做对比，而韩国，跟我们仅仅一墙之隔，为什么我们100年的电影还不及别人5年的奋斗呢？其实，从汉城到北京不过就是940公里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