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们又有几次的接触，关系也伴随的接触的越深而变得彼此越来越熟悉，眼前这个北方汉子在我眼中的形象，越来越丰富了。知道了他的一些快乐，也了解他的痛苦。高枫驾鹤西去对于他事业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这个变故让他明白，自己的事业得重新开始，到底从哪里开始，可能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正是由于这种焦灼所产生的情绪不稳定，所以，我看到的大唐，又是一个一会儿忧郁，一会儿亢奋，甚至一会儿极端的人。在这个时候，我都觉得他的这种反应可以说比正常人还正常。我当时就在试想，如果有一天，我自己辛辛
苦苦建造的漂亮房子，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我都不敢想自己如何面对这一切，用什么样的勇气、用什么样的毅力，或者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我是一个情感脆弱的“弱者思维”，但这正好是人人都应该承认的现实，也是理解眼前大唐的唯一渠道。怪不得有人说：“当你去理解情绪高涨的人时，你要用强者思维去要求他，当你面对一个情绪低落的人时，你要尽量学会用弱者思维去理解他。”有时，我都甚至认为在一个人情绪低落的时候，你给予的不应该是喋喋不休、言之无物地空洞鼓励，而应该是一种默默无言的观察和理解。比如，他有的疑惑不解地问：“为什么这个世界，有那么多人喜欢‘落井下石’？”，听到这样的话，我要么沉默不语，要么随声符合的说：“对呀，为什么那么多？统统干掉！”
过了一段时间，我去看大唐，发觉眼前大唐的状况比我想象中还好，他已经开始学会不埋怨那些曾经中伤过他的人，至少没那么多了。他是一个性情中人，很多话掩藏他肚子里一般不会超过三小时，他时常会对很多现象发表及时的“即兴演讲”，而且很多问题都直接切入本质，当然，这种命中本质的话，一般都显得比较露骨，甚至很难暂时让一个人接受。记得有一次，从外省来了一个在电视台工作的朋友，他一见面不久，便开始评论这个省的大多数人做事没谱，喜好吹牛，并口口声声的说讨厌这个省的谁谁谁！这让在一旁的我暗自为他捏了一把汗。幸好，这位电视台的朋友也并不介意，而且还主动的承认的说，这是他们城市的“通病”。我想，既然对方都自己都承认了，我也没有那个必要去提醒他了。但我又想，如果对方心里并不是那么想的话，可能会当面和他争个你死我活，不欢而散。甚至别人还可能把他的话四处传播，弄得得罪一帮人。这与我的生存哲学和待人观点有明显的不同，我认为：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人都活得不容易，没有必要去和每一个人较真，如果你非得要与谁较真的话，那结果就是累死自己，气晕一帮人，然后再乐晕一帮人。不过，我奇怪的是，大唐本人也是一个是非观念不是特别强的人，所谓是非观念不明，主要是针对那帮太在乎是非曲直的人。他甚至有一次对我说：“我特别理解这个世界很多人，包括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特别好，也没有一个绝对坏的人。”这让我感到很新奇，也很感动。在我眼中，这个世界上活得最累的人，就是那些整天特讲原则的人，而眼前这个哥们，终于已经远离“愤青”时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