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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创作《我主沉浮》续篇的周梅森声称外界的批评不会影响到他的写作。
从《人间正道》到《国家公诉》，周梅森的作品在全国几乎是推一部火一部，由他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收视率也屡创新高，甚至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为“周梅森现象”。在这个炎炎夏季，周梅森的最新力作《我主沉浮》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单行本，目前正在本报连载。这
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这部作品与周梅森以往旧作有何不同？在创作过程中他的心态又如何？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近日专访了周梅森。
让虚构的人物结合真实的历史
新京报：据说，你的这部新作准备写三卷，《我主沉浮》仅仅是第一卷，这部规模宏大的作品在题材和写法上跟以往有什么不同？
周梅森：这部作品是我对25年改革进行观察，经过思索创作而成的。它以政治、经济改革为核心和平台进行创作，目前面世的《我主沉浮》仅仅是这部作品的第一卷。可以这样说，我以前的所有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在为这部作品做不同阶段的准备。
我以往的小说，比如《绝对权力》，是围绕一个腐败案，按照两派人员的两条情节线往下发展；《国家公诉》则是通过一场大火，两个阵营的矛盾纠葛斗争发展的。《我主沉浮》小说叙事结构比较恢弘庞大，设计了纵向横向、历史现实多条线索，每条线索同时发展，构成了一个复合式的结构。
新京报：你觉得这种复合式的结构你驾驭得怎么样？会不会在后面的创作中进行一些改变？
周梅森：这个结构我很满意，我觉得它把历史、现实、政治、经济、资本等等关系表达得非常好。比如，一条线索是省长赵安邦如何从一个乡镇长走上省级领导的位置；另外一条线索写赵安邦现在的工作生活进行时；一条线索是省长赵安邦、省委书记裴一弘、省委副书记于华北组成的政治三角之间发生的故事；还有资本大鳄白原崴、腐败“精英”钱惠人等等人物的故事。
新京报：我记得你小说中的一个细节是，把主人公赵安邦写成了继“1978年安徽农民自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进一步进行土地长期承包并吃了苦头的主人公，用这种把真实的历史和虚构的人物相结合的写法，你是怎么考虑的？
周梅森：我是想写出赵安邦和他的同志们这样一群典型人物的历史，他们的历史必然和国家民族走过的道路相吻合。如果我们单纯地记录历史恐怕读者很难接受，但是如果把历史和具体人物的命运结合起来，读者就很容易看下去。
我的小说不谈爱情
新京报：这些年你的小说几乎全部改编成了电视剧，有人说你是把小说当成电视剧来写的，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周梅森：这么说的人一定没有认真看过我的小说。我在写小说的时候从来不考虑电视剧，写电视剧的时候也从来不考虑小说，完全是两种创作状态。只是我的小说比较讲究故事性，戏剧冲突比较多，留给人比较戏剧化的印象。实际上，电视剧和小说相差甚远。
新京报：你认为什么读者喜欢你的小说？他们为什么喜欢你的小说？
周梅森：我的作品一直力求做到真实可靠，力求讲一个好故事，力求塑造一些不同一般的人物。从市场反馈中基本可以判断，几千万的公务员队伍，是我的最大的读者群，其次是关注当代生活、当代政治的白领，这些读者绝大部分都在40岁以上。
对属于我的这部分读者，我非常重视他们的反馈，他们爱读什么我非常清楚。每个人都只能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我为哪部分人服务在我心中定位非常清楚，我从来没想过所有读者都喜爱我的作品。
比如，我的作品从来没有爱情，也有人建议我去写写爱情，但我觉得如果我去写爱情了我的读者肯定抛弃我。
本质的真实和尖锐的矛盾
新京报：像你这样写现实题材的作家，经常遭遇官司的干扰，是不是就是因为你们力求真实，所以，常常引起对号入座的麻烦？
周梅森：我的小说不是纪实小说，我所讲的真实是指总体的真实，是本质的真实，不是小说中具体某个人、某一件事、在某个部门、某个地区发生都是真实的。我是用文学综合了我们生活发展的过程中，普遍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和人物，反映大家感受到但没说出来的问题和矛盾。甚至不回避很尖锐的深层次的矛盾，所以，很多人会觉得非常熟悉，甚至会对号入座。
新京报：你的很多小说涉及很多高层领导的生活，你并不身处这样的人群之中，你如何对这种人物形象的所作所为进行想象？
周梅森：我挂职做过徐州市人民政府的副秘书长，之前，我对国家体制、官员阶层的认识也很模糊，甚至极端地认为当官的好人不多。
在挂职中我看到了很多东西，让我发现官场生活是非常复杂的，表面的现象和命题采访是靠不住的。这种感受激发了我，我希望自己能够写这样一类人，反映他们真实的生活状况。
我写了很多这类小说之后，就自然而然地有了一批官员朋友，从乡镇干部到省部级领导，很多官员在看过之后都给我提意见，讲自己的感受和事例。这样就形成良性的互动，我虽然没有参与决策过程，但对官员会怎么决策怎么讲，我心里大抵是有数的。所以，我写这类小说是轻车熟路，没有什么困难。
该谢幕时就谢幕
新京报：听文学界的人谈起，你早期的历史小说写得很好，是因为发现这类写政治、写官场的小说更受欢迎，才转向这个题材的吗？
周梅森：挂职之前我从没有写过政治小说，写了很多历史小说。后来，我挂职的时候卷进了生活的矛盾中，使得我对官场生活认识更深了。我开始以小说应战，后来，它就变成了我的写作资源。主观上我从没有想过转型，完全是信马由缰地走到了今天。
写这类题材当然考虑到了市场因素，但绝不是主要因素。我完全被生活卷进去了，比如，《我主沉浮》第一卷写完，我刚准备休息一段，我们的生活又发生了几件大事，有典型意义的大事，这类事件对我们经济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对体制本身的矛盾都是一个绝妙的展示。所以，第二卷的名字我都想好了，这完全不在我的预料之中。的确是生活在激发我，让我感动，让我气愤，逼着我不得不面对它。
新京报：如果有一天你个人对生活的认识、理解与市场发生了矛盾，你怎么处理你写作的取向，是遵循个人感受，还是向市场妥协？
周梅森：我觉得市场一定不是迎合出来的，我的小说《中国制造》、《至高利益》没有爱情，没有惊心动魄的案件，开机都只印了1万册左右。但后来都发行十几、几十万册，是被市场慢慢认识的。这说明市场也是可以被引导的。
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我会对市场做一定程度的妥协，但超过底线决不妥协。如果有一天市场不再接受我，我会毫不犹豫地谢幕下台。我知道这一天迟早总要到来，活到48岁，我早就看明白，任何人都不可能永远站在潮头上。
批评休想影响我的写作
新京报：你的小说你听到过最多的批评意见是什么，你怎么看待这些批评？
周梅森：批评最多的是这种小说不是文学，我认为这种观点纯属扯淡，没有理睬的必要，我并不认为他们搞的就是文学，而关注当代，关注现实，关注老百姓的作品就不是文学。我恰恰认为，倒是他们偏离了文学的基本立场，因此才导致了当代文学被不断边缘化。这25年，中国发生了这么巨大的变化，社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他们都视而不见，而是坚持所谓纯而又纯，雅而又雅的文学。
如果说他们那种空中楼阁自我怨艾的东西叫做文学，我宁愿说我的作品不是文学。我认为对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应该只有一个，好的或者坏的，和作家选择的题材无关。而圈内的事实是，对现实主义作品的偏见一直存在，一些重要的文学奖项的获奖作品中，竟没有一部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的作品。
新京报：你完全不看重业界专家对你的评价，只重视市场的反馈吗？
周梅森：对实事求是的文学批评我是重视的，我和不少评论家做过深入交流，但是，另外一些明显带有偏见的评论家，我基本上不理睬，他们的评论甚至谩骂过去没有影响我的创作，将来也不会影响我的创作。他们说好我干我的活，说坏我仍然干我的活。我知道他们是不会掏钱买我的书的，掏钱买书的是我的读者，我最重视的是他们的意见和看法，我得明白是谁养活了我。
新京报：你能欣赏与你风格完全不同的，比如，先锋派和一些试验小说家的作品吗？
周梅森：我能接受任何一种认真的创作，从不排斥他人，许多这类作家和作品我都很喜欢。过去我们给作家赋予了太多的光环，今天作家就是一种职业，是社会分工不同，不要自视太高，妄图指导人民，指导历史。但我也觉得文化产品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写作者做任何文学形式的探索都是合理的，自然的，但要基本有良知，要有起码的社会责任感。采写：本报记者术术
人物档案
周梅森
1956年出生，江苏徐州人，当过矿工、文学编辑、挂职出任过政府官员、下海经过商，下海经商时从事过房地产开发、实业经营、证券投资等。早期曾创作《沉沦的土地》、《军歌》、《黑坟》等一系列历史小说。近年，《人间正道》、《中国制造》、《至高利益》、《绝对权力》、《国家公诉》等一系列关注现实关注官场的小说，都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都成为收视热点，周梅森也因此成为拥有大量读者群的畅销书作家。近日，作家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最新作品《我主沉浮》，周梅森称“我以前所有的作品，都是在为这部作品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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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沉浮》内容梗概
《我主沉浮》以一个经济大省的省级领导班子为叙事主体，精心塑造了省长赵安邦、省委书记裴一弘、省委副书记于华北等一批高级领导干部形象。同时，首次将笔触伸入到经济生活的核心，揭示了资本和资本运作的秘密，市场经济和权力经济的关系，成功地刻画了资本大鳄白原崴、腐败“精英”钱惠人的形象。小说通过一系列的人物、故事，对我国25年的改革实践进行了反思。
相关评论
贺绍俊(著名评论家)：周梅森以文学的方式提供了一个个政治白皮书。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社会改革涉及政治问题，让素质好的干部真正发挥作用，必须为其提供一个好的政治环境和政治体制。《我主沉浮》表现权力与市场经济运作的关系，这种经济改革、资本运作、权力关系不必回避、掩饰，在市场经济规律下建立良好的经济秩序，是一个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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