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为大家介绍电影业内的诡辩理论：
谬误 (四)
“剧本先这样写着，反正到了现场也一定要改的。”
这句话最常在剧本会上听到导演和监制这样说。香港不少上世纪80年代入行的电影人，都习惯了港产片现场无剧本，编剧在拍摄现场与导演、明星(通常是明星，不是演员)当场想、当场写和当场拍的所谓“飞纸仔”模式。
更甚的，是过去不太要求现场收音，有些港产片甚至在即场想不到剧情时，导演会先叫演员不停地重复念着“1， 2， 3， 4……”这样就先拍了一堆男、女主角的特写、半身和全身镜头，然后再回到配音室时才看画面做故事，给他们配上对白。
上世纪80年代是香港电影的光辉期，你不能否认那时的确是人才辈出，但事情成功中包含了众多因素，有时一个整体的成功中，其实包含众多微小的不成功；同样一个失败当中，亦可能蕴藏了些许成功。
这就是战略和战术层面的胜败问题。
正如就整体而言，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战上，是一个战略层面上的胜利，可是某支负责攻占一个重要雕堡的小队，却因指挥上的失误，导致未能准确攻下目标，令到其他同胞在抢滩时伤亡惨重。这失误直接延误了整个登陆作战的完成时间，亦增加了盟军方面的伤亡。这支小队是在战术层面上的彻底失败，只是这个战术层面上的失败，并未大得足以扭转战略层面的成败而已。
我们习惯了在失败后痛定思痛，检讨一下失败的原因，但很少人会在成功后分析自己的功成，更没几个人会去检讨成功中的失败，因为一不小心，就被扣上“憎人富贵”的帽子。
结果，就连这类“飞纸仔”、“现场围度剧本”，都被老一辈电影人誉为“即兴创作的神采”、“港产片胜在够机动灵活”、“这样也救到，只有港产片才做到，换了是老外那么死板，早就不知怎么办了！”
这样自我催眠，令大家不用花心机去检讨一下，干嘛要有“现场围度”的问题，那无非是源于制作人员在事前的懒惰，不肯把故事里的缺陷和问题找出来，只是一味拖延，把解决问题的决斗场，从前期的制作会议，搬往拍摄现场进行。甚至是像那种念“1， 2， 3， 4”的，就是推至后期配音时才处理，到时已不是讨论“哪种比较好”的问题，而是“哪种可以没这么难看”。
因此即使现在“飞纸仔”的情况少了，但那种即场改剧本会较有神采的歪论，仍存在于不少电影制作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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