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祖善

　　1936出生，江苏镇江人。幼时学习钢琴，1950年考入育才学校音乐组，后转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直升本科指挥系，师从杨嘉仁教授学习乐队指挥。1961年任中央芭蕾舞团乐队指挥，排演过《吉赛尔》、《泪泉》、《天鹅湖》、《巴黎圣母院》、《希尔薇娅》以及《鱼美人》、《红色娘子军》等舞剧作品。1978年任中央乐团客席指挥，并兼任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团乐队艺术顾问与指挥。

　　谭盾

　　1957年8月18日出生，湖南长沙人，1978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并取得作曲硕士学位。1986年，他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奖学金，随大卫多夫斯基及周文中学习并获得音乐艺术博士学位。谭盾曾多次获得中国国家级创作奖及国际级的作曲奖。1997年7月1日，他与著名大提琴家马友友、中华编钟乐团及亚洲青年交响乐团在香港回归庆典音乐会上合作首演大型交响乐《交响曲一九九七：天地人》，并作全球转播。2000年，他与彼得.沙勒合作的歌剧《牡丹亭》在维也纳首演。该剧被评论界誉为“后现代主义最杰出的歌剧”。2001年，以电影《卧虎藏龙》音乐获得奥斯卡金像奖。

　　11月10日，在北京电视台的谈话类节目《国际双行线》中，著名音乐家谭盾和卞祖善因音乐观念问题发生冲突，谭盾当场离座拂袖而去。而该节目并未剪掉这一戏剧性的场面，将谭、卞二人的冲突公开曝光，由此引发了一个卷涉艺术界、新闻界和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媒介事件”。

　　在众多的声音和媒体报道背后，总有一些被人忽略的细节；而在事件泛起的迷雾和假象背后，也总有一些近乎残酷的真相。本报记者历时一周，尽可能地对相关当事人进行了采访，将为您揭开此中那些并不为人所知的细节和真相。

　　事件发生后，各媒体纷纷拿出大版面进行后续报道；而许多电视传播学专家也坐到一起，专就此事开起了电视节目研讨会；各网站也来凑热闹，“谭盾、卞祖善之争”之类的专题到处都是。

　　综合各方报道来看，此事件已被称为中国电视节目中第一次出现的“嘉宾退场事件”，并上升为涉及艺术家道德操守、电视节目制作规范、媒体介入文化争论的方式等多层面的一个“媒介事件”。

　　作为当事一方的谭盾现已回美国，本报记者采访到的另两方当事人———卞祖善和《国际双行线》主持人姚长盛都表示：他们没有料到，这一事件会达到今天这样的“热度”。那么，究竟是什么使人们的关注持续升温，并被放大成了一个重大的“媒介事件”？

　　艺术家的道德底线在哪里？

　　事后，谭盾父亲曾在媒体上发表意见：“谭盾的音乐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卞祖善和谭盾交流音乐可以心平气和地讲，为什么要以长者的口吻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谭盾呢？我希望卞祖善注意两点：一是讲话要有根据；二是讲话要有分寸。”那么，他们的争论是义气之争吗？是长期积怨的结果吗？

　　卞祖善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自己和谭盾之争是音乐观念上的争论，而绝非个人恩怨。关于谭盾今年演出的“水乐”，卞祖善坚持其在《国际双行线》里的看法，认为其手法很简单，带有工艺性、即兴性和随意性，属于玩音乐。

　　说到节目本身，卞祖善是这么看的：“这个节目做到这个程度就算达到目的了。有人说由于我一去，一个本来轻松的节目好像一下子没有意思了。但我不去，只是献花、嘻嘻哈哈的就有意思了吗？那还有什么要讨论的呢？”

　　那么，卞祖善是不是有“搅局”之嫌呢？据此，有人认为卞祖善违背了一个艺术家的道德底线。这也构成了这一事件引发的第一个争论焦点。可是，艺术家的道德底线究竟在哪里？谁也说不清楚。但卞祖善坚持认为自己所做的是真诚的艺术批评。他特意告诉记者，11月17日，艺术界权威报纸《中国艺术报》就此事发表文章———《艺术批评期待真诚》，很值得一读。

　　所以，虽然这一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卞祖善本人并不沮丧。他说：“通过这件事，我感觉社会大众已经开始对中国音乐评论给予关注了，看来中国的艺术批评是有希望的。”由此，他总结此事件是一场关于我国音乐创作观念的意义深远的讨论，会影响今后艺术创作和文艺批评的双重发展方向。

　　电视节目嘉宾有知情权吗？

　　谭盾在10月27日录制《国际双行线》前，根本不知道电视台会请卞祖善来，也根本没有预料到后来与卞发生那么大的冲突。所以，当他拂袖而去时对电视台的作法非常愤怒。这一点，卞祖善也做了证实。

　　卞祖善告诉记者，谭盾当日离开时就表示，节目不许播出，否则就诉之法律。之后也有报道说谭盾及其经纪人曾表示过播出会影响谭盾声誉，所以再三要求不要播出。而记者电话采访《国际双行线》主持人姚大盛问是否有其事时，他回答：“谭盾的意见你去问谭盾或者谭盾的经纪人”。记者表示只是想知道节目组是否收到了谭盾反对播出的意见，姚大盛说另有事情约记者两个半小时后再联系，记者在约定时间打电话过去，对方一直不在服务区。但之前他也强调，节目最终播出是经过领导审批的，咨询过法律顾问的。

　　节目最终还是播了。

　　11月17日，我们才听到谭盾的声音：“这个节目组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会有人出来跟我对谈，他给我设了一个圈套。你能想像吗？在聚光灯底下，我本来谈得很开心，这时主持人告诉我，说要给我一个惊讶，然后卞祖善就站出来了，我一开始是很热情的，说卞老师好，可是对方就很激动，连说带比划地对我进行批判。我要说明：第一，我不是因为卞老师的批评退场的，我本来就只安排了1小时的时间；第二，我觉得很委屈，这个节目对我是不爱护的；第三，我感谢年轻的朋友们，如果有机会，我愿意跟他们交流，告诉他们我的心路历程和在成功的路上应该做些什么准备……”

　　有意思的是，在节目播出后仅第四天，11月13日，北京电视台与北京广播学院学报《现代传媒》邀请了在京几位电视传播专家、学者，组织了一场学术讨论会，围绕《国际双行线》将两位嘉宾的矛盾冲突“全真播出”的问题进行研讨。专家们首先肯定了这是“一次大胆有益的尝试”，并提出追求悬念和制造突发事件常常是西方电视节目的得意之举。国外有些关于隐私的对话节目，更是要设计出意料之外的神秘嘉宾中途上场，制造意外和悬念。但由于电视台所拥有的特殊权力，使得它与嘉宾之间的关系不平等，电视台也应尊重嘉宾对节目的知情权、独立话语权、接受与拒绝权等。研讨会被多家媒体报道，人们的视点被引向了谈话节目观念及发展方向上的讨论。但有人指出这是针对《国际双行线》节目的一次危机公关，并将这一事件继续爆炒下去。

　　媒体与大众趣味的共谋？

　　对“谭、卞之争”，第一篇见诸报端的是11月1日《北京晚报》的《现代音乐———两位音乐家执著的追求和探讨》，文章作者当时正在报道第四届国际音乐节，听到卞祖善说到《国际双行线》的录制情况后写下此文。但显然这是篇侧重音乐观念探讨的报道，于是它很快就湮灭在其他信息之中。

　　下面一篇影响较大的就是11月8日的《天府早报》，刊出了谭盾父亲对卞祖善的批评指责。而真正形成热点，是节目在11月10日播出以后。

　　11月12日，《北京青年报》发表了一篇当时在现场的工作人员(署名：方一言)写的观感，提出了谁该承担节目现场失控的责任问题。是谭盾吗？该文称：“刚刚还在谈笑风生的音乐神人转瞬间成了一个幼稚的孩子，因为只有孩童间的争执才会以一句‘我不跟你玩了’宣告结束”；是卞祖善吗？该文称：“台上二人寒暄未过，卞先生就连珠炮般地开始了对谭盾音乐的批评”。观感后附有两位记者的评论———“自从谈话节目火起来以后,还是头一次看见嘉宾在里面也火了……没有预制的掌声、笑声，而是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这种真实正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真正的谈话类节目。”由此，关于谈话节目的操作方式的讨论初露端倪。

　　可能是离北京远的原因，《羊城晚报》、《新闻晚报》没有急着归结什么深刻意义，而是关注两位当事人———谭盾、卞祖善的具体解释上。《新闻晚报》记者坚持了五个小时终于打通了谭盾在美国的电话。《羊城晚报》则发表了卞祖善的意见。本报记者在对卞祖善的采访中发现，他并不排斥媒体的采访，甚至曾主动将自己的文章交给一些媒体。但作为矛盾的一方，显然媒体对他的关注太少了。

　　公众人物的性格与人品向来是大众趣味里的热点话题。电视镜头向来被认为是客观的，在节目里，谭、卞二人的言行、神态原原本本地被呈现出来，观众似乎嗅到了他们性格、人品的气息。于是，关于“哗众取宠”、“非常态的表演欲”和“作秀”等问题，成了大众乐于谈论的话题。谭盾要求坐桌子是作秀吗？卞祖善模拟当年两个指挥的动作是作秀吗？这类问题在网友展开的大讨论中，经常可以看到。

　　解读延伸到这一步，到底是背离了节目的初衷呢？还是正中下怀？《国际双行线》主持人姚长盛没有正面回答记者的问题，他只是说：“节目做了就做了，录了、播了之后，就交由别人去评说。”

　　但是，围绕着《国际双行线》的未知问题依然很多。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节目的真实录制时间是10月27日下午两点整开始，而后来的报道中这个时间大多为11月6日，离实际播出11月10日很近，这只是以讹传讹吗？还有“卞祖善给谭盾打59分”的说法，到底是主持人不小心张冠李戴呢？还是为刺激现场气氛故意为之？

　　对这些问题，记者在采访中因无法得到正面的回答而不能下结论。但是，这些细节绝对值得我们去关注。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王蕾 特约摄影 陈雄

   手机铃声下载 快乐多多 快来搜索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