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的市井视角没了。

　　相声的平民情怀没了。

　　相声的良知没了。

　　马三立走了。在告别舞台一年又两个月后，老人最终告别了酷爱他的听众和他酷爱终身的相声艺术。老人的身后，是听众无尽的缅怀，和相声艺术的一片萧索。

　　当相声艺人从散兵游勇成为艺术团体的一员，其平民情结已经慢慢疏远，相声失去了灵魂，相声的良知没了。

　　相声的良知

　　马老的辞世在听众和网民中激起了极大的波澜。大家心情沉重地重复着一句话：马老的辞世，标志着一个相声时代的结束。

　　究竟是什么时代的结束？茫然无绪的听众们似乎还没有细细思索。

　　反正不是所谓的传统相声时代的结束。由于时代背景的缘故，近来“创新”成为炙手可热的字眼，传统和创新的对峙，在低迷的相声界中尤为突出。但马老的相声超越了传统和创新的肤浅对立。

　　马老壮年留下的《开粥场》、《文章会》、《吃元宵》等，以及老年复出后留下的《黄鹤楼》、《西江月》等经典段子的录音，无不投射着当代人对逝去的年代和传统民俗的现代映照。这一段段在阿Q相声革命党看来近乎该革掉命的老相声，散发出历久弥香的韵味。而《开会迷》、《十点钟开始》、《似曾相识的人》等现代题材的作品，则因马老的改编、丰富及表演，成为新相声中的经典之作。马老暮年大量的单口小段，更是铅华洗尽，妙趣天成的佳品。听马老的相声，分不清何为传统，何为创新。贯穿他作品的，是他对社会百态、对人生趣味的敏锐捕捉和轻松演绎，是对丑恶的机智调侃，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讴歌。

　　当艺术超越了形式的藩篱，达到了“艺术的真善美”(马老垫话《艺术的魅力》语)，我们已经不能再以单纯的艺术眼光去品评马老的相声。

　　当网迷们用潮水般的留言怀念马老的时候，在他们一片茫然的背后，是对“相声的良知”的无限缅怀。

　　这些年相声的低迷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尽管各类电视晚会上，相声仍然是活跃气氛的必备节目，尽管央视也有电视相声大赛的举措，但当我们新一代的相声才俊们，用充满激情的相声语言去讴歌农民的宝马轿车、笔记本电脑、反穿的裘皮大衣、卧室里的两部等离子电视机以及让我的穷乡亲们垂涎三尺的驴食的时候，听众们知道，相声已经被创新成没有内涵的艺术躯壳，今天的相声已经失去了其固有的市井情怀，相声作者和演员已经失去了平民视角，相声已经失去了灵魂，相声的良知没了！

　　马老的良知

　　我们已经永远无缘去当面感知马老的内心世界。

　　时下充斥报端、网络的报道，多数都是浅层的白描，甚至是传抄以致以讹传讹的文字，那不是最真实的马老。《马三立别传》是十年前由作家与马老历经三年交流而写成，透过该作品某些篇章简约得似春秋笔法的文字，我似乎慢慢感知到马老在盛名之下孤独得近乎凄苦的一面。

　　青年时期的马三立，艺术精湛，但他不懂得与江湖同流合污，只能撂地勉强糊口，进不了剧场。等到艺术上崭露头角却落入别人的圈套，被羁绊于兄弟剧团五年，受尽欺诈不得脱身；善良的对政治一窍不通，反右时当替罪羊成为“右派”；文革中相交半生的同行以死相逼；晚年复出后虽大受听众欢迎却依旧生活清苦，名为“顾问”实为“没人顾没人问”(马三立、杨少华合说《开粥场》垫话)……更苦的是，受了同行这么多欺凌，至死也不能对公众实话实说，甚至要公开赞扬迫害自己的同行。内心再痛苦，上台还要逗人乐。这滋味，怎一个苦字了得！

　　为什么马老的相声充满了平民情怀？因为他终生都是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受苦者。引用马老的自述来讲，“我是个苦命人，是生活上的可怜虫。”

　　马三立的良知，除了与生俱来的善良天性，来自终其一生难以摆脱的悲剧命运，来自作为社会最底层百姓的痛苦际遇。

　　类似的际遇，也是老一辈相声艺人的平民情怀的根源。

　　相声艺人，谁不梦想凭借艺术过上幸福生活。传统相声之所以贴近百姓，就是因为相声艺人追求幸福而恰恰能以得到幸福的矛盾心态，这与老百姓的心态何其相似乃尔！《开粥场》、《夸住宅》、《夸讲究》……与其说是嘲笑讽刺，毋宁说是奉献给小老百姓幸福梦的共鸣。

　　当相声艺人们从散兵游勇成为艺术团体的一员，其平民情怀已经慢慢疏远，此时马季的深入基层体验生活的创作方法倒也有效。当相声市场急剧分裂为萎缩的茶园相声、现代堂会相声、电视晚会相声，特别是假大空的电视晚会相声，已经成为当代受众接触相声的主要渠道。我们看到，主流相声的平民情怀已经如夕阳西下一般无可挽回地失去了。

　　我们没有理由要求相声艺人们统统下基层体验生活，我们更没有理由要求相声艺人们去经历马老的苦难。

　　作为相声爱好者，对今后的相声，更是一片迷茫。

　　历史地看，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建立起来的艺术团体，大大地提升了相声艺人的地位，同时百十年来业已形成的相声市场体系也宣告了终结，其负面效果已经开始凸现，有目共睹的事实是，正是老一辈艺人们中的佼佼者，比如马三立、侯宝林、刘宝瑞等，和他们那些成长在新旧社会交替期的弟子们，例如文字辈的马季、苏文茂、高英培、李伯祥等，支撑了五十年的相声发展史。等这些人退出舞台，相声就乏后劲了。

　　谈到今天相声的低迷，大家都容易怀念文革后相声的鼎盛。从市场规律看，那次相声的辉煌，也未尝不是一次畸形膨胀，那是十年压抑的民众情绪的一次大发泄，是相声特点、政治需求和百姓心声的一次大共鸣。这样的共鸣恐怕再也不会有了。而且随着广播的衰落，新相声借助电台迅速传播的机制，已经不起作用了。电视相声几乎成了普通百姓听相声的唯一途径。

　　“成也电视，败也电视！”“让相声回归剧场！”……相声在饱受电视之苦后，这些说法非常流行。但能去剧场、茶园的毕竟还是极少数听众，最终老百姓接触相声还是通过电视，恐怕相声也没法绕开电视这一高效媒体。但电视台这一“转型期的怪物”(网友语)也确乎不能为相声的复苏提供体制上的支撑，不能为相声的市场体制提供推动力。

　　五十年来的艺术团体体系，还在残喘，我们看不到相声的市场体制在哪里，除了蝇营狗苟，我们也看不到相声发展的动力在哪里。

　　当然，除了青年才俊的新怯口中所体现的“伪亲民情怀”，我们更看不到当代相声的平民情怀在哪里，当代相声的良知在哪里！

　　我们看到的，只是马老身后，相声的一片萧索。

　　(作者系“马派相声网”负责人)

　　我这一辈子

　　1968年，“文革”，期间，马三立奉“革命组织”之命，亲笔写下了这份所谓的历史材料。事后，马家人把材料捐给了天津档案馆，本报记者远赴天津，在档案馆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终于得见“马老这一辈子”。

　　敬祝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最高指示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领导方面叫我写一份简单的个人历史材料，以下就是我的简历。

　　我名叫马三立，北京人，生于1914年。我三岁时，随我父母由北京迁到天津居住。父亲叫马德禄，是相声演员，母亲叫恩翠卿，是京韵大鼓演员。因为母亲死的早，十岁以前，我跟随婶母家生活。我十岁时，父亲续娶了母亲，有了家。才给我找到私立小学读书。

　　我十二岁时，就开始跟我父亲学相声。半日上学，半日去撂地说相声。1927年春天，我考进了汇文中学，不久，旧历五月节后，我退学了。因为我父亲的伙伴“万人迷”死了。我父亲被燕乐戏院解雇了，到东兴市场撂地，所以我和我哥哥都退了学，正式说相声了。

　　1927——1933年

　　我在鸟市撂地说相声，后来又在地道外小书场说相声。1933年我结婚不久，我父亲因病死去，借债很多，继母偷偷跑了。我急得要死，病了半年。每天依靠同行们资助些生活费。(此段有赵佩如、李寿增可作证)

　　1933——1939年

　　我在东兴市场和鸟市撂地说相声，每天挣钱很少，无法还债。就离开了家，到外地做流动演出。没有路费，李寿增把我领到火车头上，当时李寿增是司机，把我带到秦皇岛下车。在秦皇岛认识了闫笑。

　　在秦皇岛，我们白天撂地，晚上串妓院，生意不错，家里生活好了一些，欠的债务也还清了。后来，因为闫笑生病，我们就回天津了。(此段有李寿增作证)。(19)37年春天，我又在东兴市场撂地。七七事变以后，我又没有地方演出了，经冯立铎的父亲冯子玉介绍，我在地道外时调班里加场。每天固定的工资。伙伴是高少亭(高是消防队员，业余相声演员)。

　　(19)38年的春节，沈阳翔云阁茶社，来津约相声演员。我很想去，可是没有伙伴。由赵佩如介绍，和佟浩如搭伙，到沈阳翔云阁。生意很好，可是佟浩如净爱告假。我在沈阳北市场，认识了张庆森，佟告假我就请张庆森来帮忙捧哏。以后，佟又告假，竟一去不返，把我一人搁在沈阳了。我只好随张庆森等去营口，取道回天津了。(此段有张庆森可作证)

　　我回到天津，又在东兴市场和高桂清刘宝瑞等一起演出。当时南市的地痞流氓、杂把地欺负人。演员凡不是“青帮”、“在家礼”的都吃不开。所以，(19)39年春天，我又离了天津。我和高少亭搭伙，(高因病退职消防队了)去杨柳青、沧州、德州等地做流动演出、撂地、串妓院、赶庙会等等。五月份到了济南，在青莲阁茶社演出。一直到天津闹大水以后，我们才回天津。(此段有阮文禄可作证)

　　1939年冬——1940年秋天

　　我从济南回来后，高少亭另就业，开汽车去了。我和耿宝林搭伙，经王剑云给介绍，在北门宝和轩茶社演出。当时，班主是桑振奎，对演员太刻薄，工资给的很少，还按三十六天算一个月。本来想不干，可是又没有地方去。到(19)40年的夏天，戴少甫来津找我，叫我去北京替他上电台，每月工资一百二十元。当时我认为，这又有名又有利，愿意去。我和耿宝林到了北京，每天在广告台播音。几天以后戴少甫给我俩人三十元钱，说，就替六天，二十四元另给六元路费。我们一起上了当。没办法，我和耿宝林，只好就在西单商场跟高德亮撂地去了。到旧历八月节后，天冷了，我们回到天津。(此段有耿宝林可作证)

　　1940年8月——1945年9月

　　我和耿宝林由北京回来，又到东兴市场小书场演出。冬天，王十二到书场来通过高桂清(当时相声班主)，约我到兄弟剧团帮忙。我算临时演员，就进入了兄弟剧团。一个戏一个戏的排下去了。只许他们不要，不许提出不干。剧团的东家是恶坝(霸)汉奸袁文会，下面有五虎上将、八大朝臣。对主要次要演员的待遇是非常的悬殊。进了兄弟剧团，可以说是受累受气不挣钱，家里的生活困难之极。自己想离开剧团，可是又不敢。

　　在(19)42年的春天，林红玉组织私人班社，到济南去演出。她通过和袁文会的私人关系向兄弟剧团借一场相声，要我和耿宝林随她去济南短期帮忙。这样，我和耿宝林借这个机会离开了兄弟剧团。在济南五马路公园茶社演出三个多月，后来，因为业务不好，关闭了。林红玉、张爱祥又把我俩送回天津，交给兄弟剧团了。当时物价飞涨，票价猛涨，可是演员的工资不涨。主要演员有十大股分红，低级演员生活困难没人管。1943年夏天李墨生来津，约白云鹏等去南京，由高登第(大流氓)通过袁文会，到兄弟剧团借一场相声，又把我借走。耿宝林因忌(戒)大烟病倒。我没有伙伴，我就和刘奎珍搭伙去南京了。两个月以后，我要求把我们送回天津。因为我不愿意再回兄弟剧团，我和刘奎珍又偷偷地到济南去了。李寿增正在济南开设晨光茶社，大量吸收相声演员。我和刘奎珍到了济南，很受欢迎，业务很好。不久，王十二派宋小轩到济南找我，逼我立即回津。

　　到天津以后，刘奎珍回鸟市撂地去了，我无奈又回到兄弟剧团。以后，不许请假，更不许逃跑。一直到(19)45年8.15日本投降，袁文会声明兄弟剧团他不要了，我向王十二提出退出剧团，九月份我脱离了兄弟剧团到鸟市撂地去了。(此段有冯书田，于德海、刘奎珍可作证)

　　1945年9月——1947年5月

　　我离了兄弟剧团，一直就在鸟市声远茶社，同冯立铎、刘奎珍、班德贵等人，演相声大会(此段有班德贵、刘奎珍可作证)。

　　1947年5月——1950年

　　我在鸟市撂地，(19)47年夏天，王十二找我介绍我和侯一麈搭伙，在大观园和群英戏院赶场。三个多月，秋天我同侯一麈在北京大华声电台演节目并在东城凤皇厅上演。后来，因为业务不好，停演了。我和侯一麈投奔常连安的启明茶社，参加相声大会。可是常家只把侯一麈留下，不要我。当时我(在)北京没有家，我就借住在华声电台里。(19)48年秋天，张庆森、新音员霞等，由沈阳来到北京，我就和张庆森搭伙了。

　　(19)48年底，北京解放前夕，我的生活很困难，吃饭也很成问题。(19)49年1月，北京解放了，我和张庆森上两场电台，并在草牌楼“世界游艺社”演出，生意好起来了。后来，把我老婆、孩子们都接到了北京，租了房子，买了床桌木器家俱。我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把我从几十年的受压迫受贫困中解救出来。(此段有张庆森可作证)

　　1950年——1952年

　　天津燕乐戏院成立红风曲艺社，(19)50年我和张庆森由北京来到天津，在燕乐上演，并在中行电台作广告节目。(19)51年，红风曲艺社改组，建立“天津市曲艺工作团”，由常连安为团长、赵佩如为副团长。业务总负责人是王十二，所有演员都算工作团的成员。(19)52年春节，我提出自愿离团了。

　　(19)52年春天，我和张庆森等，去沈阳“公余茶社”演出，业务很不好。五一节后回到天津，参加了李元通组织的“小梨园”共和班。当年(52年)九月，我和张庆森、李润杰、张剑平参加第二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我是第六分团演出队副队长。在朝鲜演出两个多月，(19)53年的新年，回到祖国、到北京汇报演出完了，回津解散。(此段李星生可作证)

　　1953年——1959年

　　赴朝工作结束了，(19)53年1月，我参加了电台广播曲艺团工作，(19)56年与市曲艺团合并，我任副团长。(19)58年整风反右时，我犯了严重错误。(19)59年5月，我被彻职降级划为右派份子。下放东郊区新立村劳动。在农村一年十个月。

　　1961年3月——我下放回来，摘掉右派帽子，在曲艺团做演员工作。

　　以上是我的简历，请革命组织审阅，马三立写(19)68年4月19日(马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