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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的寻根最彻底——林克欢访谈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11日11:25  南方周末

  林克欢看过3000个话剧。

  1960年代,林克欢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由延安青年艺术剧院演变而成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文革”之后,林克欢历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文学部主任、院长、艺术总监。

  1982年,中国青年话剧院想排一出台湾戏,选的是台湾剧作家姚一苇的《红鼻子》。《红鼻子》演出之后,姚一苇在大陆的亲人知道他还活着,立刻给青艺打电话。一场普通的演出很快演变成一起社会新闻。

  台湾戏剧界人士,通过驻日本的新华社找到林克欢,说要拜访大陆的台湾戏剧专家。“我算什么专家?我就介绍了一个《红鼻子》。但是也好,他们给我带来了大量的材料,当时,我就见了白先勇(blog)、马森他们一大堆人。随后我的家就变成台湾剧协驻京办公室。”林克欢说。

  时代的机缘巧合,让他成为与两岸三地戏剧界有密切互动,眼界相当开阔的戏剧理论家,或许,还是中国看话剧看得最多的人。

  南方周末:“文革”刚结束的时候,话剧非常火爆,但很快就冷却下来了。为什么?

  林克欢:我们憋了十年,憋惨了,突然有了小小的自由。当时只要报一个十年前的歌唱家的名字,还没说唱什么,掌声就起来了。政府非常想恢复17年的革命传统,而且恢复17年传统的欲望跟魔力一直持续到现在。当时,戏剧界两大热门题材——批判“四人帮”和歌颂老前辈其实都是要重建十七年的革命传统.但是很快,我们就知道不行。

  南方周末:什么时候接收到 “此路不通”的信号?

  林克欢:70年代末期我们就可以出国访问了。从“文革”结束到80年代的中期,我们把西方现代派整个100年的历程,囫囵吞枣,连血带毛都给吞进去了。人家有什么我们就学什么,看到一个技法就学一个技法。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很多人都经历了思想的危机。我们是坚定的跟着共产党走的,突然有一天莫名其妙地我们就成了反革命,书都不能看。后来允许我看书的时候,我把马恩选集看了两遍半,就是想看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是什么,是不是在中国歪嘴和尚念错了经。当时,我已经意识到,中国仅仅回到17年前是根本不行的。

  南方周末:这是戏剧界的自觉?还是观众已经不认这种回到17年前的说教了?

  林克欢:当时很多宣传剧、批判剧已经很难卖票了,戏剧从一个高峰很快跌入低点。除了我们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寻找什么?懵懵懂懂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寻找自己的文化。文学、电影、戏剧都是这样,但戏剧的寻根寻得是最彻底的。

  南方周末:为什么说戏剧最彻底?

  林克欢:1983年,北京人艺就排了《红白喜事》。主角郑奶奶一出场,一个太师椅就固定是她坐的,儿女孙子就排成两派,像戏剧舞台上皇帝出场。最后老太太病得犯糊涂了,全家人忙着安排她的后事。闭幕的台词是:万事俱备只等郑奶奶死。台下掌声就起。

  《狗儿爷涅?》把地主和农民表现为一个共同体,这是林兆华的招数。狗儿爷是个农民,他的任何动作,都有一个地主跟在他身后,像影子一样。中国农民你想是什么?不就是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地主心态嘛,反过来小地主呢,一辈子一根溜直的黄瓜都舍不得吃。但是我们阶级论始终体现阶级势不两立的东西。

  土改之后没几个月,就是合作化,农民一辈子的理想又化为乌有,表面上农民拉着牛,高高兴兴地参加合作社,高呼共产党万岁……改革开放之后,农民又把牛拉回来了,又分了一小片土地,又照样高呼共产党万岁。中国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时代的激烈转变,舞台表现得非常微妙。

  到了1988年,“文化寻根”成了国内热点。《红高粱》里的我爷爷,我奶奶,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当众往酒缸里撒尿,野合……其实是要建构一种民族性格刚硬的神话。而当时话剧舞台大批作品在做民族性格的批判。徐晓钟的《桑树坪纪事》、陈?的《老风流镇》、成都话剧团的《死水微澜》,高行健、林兆华的《野人》……

  南方周末:为什么布莱希特在八十年代会在中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林克欢:因为布莱希特是当时唯一可以介绍的戏剧家。他是东德的——其实布莱希特人很复杂,他在东德工作,东德政府给了他一个剧院,他跟东德政府尤其文化部长关系极好。但是他是把钱存在国外,把户口留在国外,他是在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惟一一个可以满世界跑的人。但他所有的戏剧理论,都冠名“现实主义”,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这个人真聪明。

  新时期开始之后,布莱希特的“间离”理论马上成为时髦的术语,大家都谈,但都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没有一个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例子,1979年,青艺排的《伽利略传》让大家大吃一惊。

  戏里有这样的场景:宗教裁判所审判伽利略的时候,他的女儿跟他的学生在等待判决,他们相信伽利略会对抗宗教裁判。可宗教裁判所却宣布:伽利略承认他的理论是错误的。伽利略的学生非常恼火地说:从此,我们的民族死掉一个英雄(戏剧的寻根最彻底——林克欢访谈)。伽利略往前走了几步,回头反唇相讥:需要英雄的民族是悲哀的。

  那一刹那,大家都傻在那了。中国的戏剧从来没有这种东西。这就是间离。当时整个民族、整个话剧界都在歌颂英雄。铁人、雷锋又重新搬出来演。突然有人在台上说:需要英雄的民族是悲哀的。它给大家带来的思想震动是很大。很快,全国的文学艺术界都开始谈间离……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石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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