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7月9日，北京，话剧《厕所》剧照

　　南方周末：电影30年超强纠错(组图)

　　南方周末：三个电视人的十年

　　中国的戏剧在“文革”结束后迅速走向辉煌，但衰落的种子差不多也在同时孕育。在九十年代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一度门庭冷落的话剧艺术却显示出一定的韧性和较为顽强的探索精神

　　1980年代，戏剧的辉煌和没落几乎同时到来。一方面是一出戏动辄上演几十场、上百场，另一方面，优秀的戏剧人从一开始就在大声疾呼：戏剧怎么办？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戏剧观争鸣集》里，一批当时最活跃的编剧、导演、剧评人给戏剧下的诊断书：“编剧方法旧，导演方法旧，表演方法旧”，“目中无人的表演者，冷漠的旁观者”；“戏剧已经进入往塑料花上喷水的死胡同”……

　　“水落石出，有石无水”

　　“文革”乍结束时，花开两朵的两大热门题材是歌颂革命老前辈和揭露时弊。后者新鲜热辣，每每有“人民不会永远沉默”这样让观众掌声雷动、口耳相传的台词。人物出场，动辄口若悬河，大段独白，句句说的是人民的心声：“据我了解，电视上播放的这台挖掘机，在七天前已经完全瘫痪！机器坏了，你们谎报机器不适合这里的地质条件而改用人工挖掘。你们心里很清楚，你们把这条隧道的结构抗震费拿去盖了一座所谓的立体工棚，实际上是一座六层楼高的、豪华办公大楼；改用人工开掘，就必然使工人面临死亡的威胁。此时此刻，我们的工人阶级弟兄正冒着生命的危险，充当你们飞黄腾达的垫脚石。你们却在这里频频举杯，庆祝自己的青云直上……”(《灰色王国的黎明》)

　　然而到了1980年代中期，戏剧的观众群日益萎缩。1984年夏天，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牟森为完成《西北西南话剧体制现状调查》的社会调查报告，走访了西安、陕西、甘肃、青海、西藏、四川等地的话剧院团。所到之处，剧场经营歌舞厅或租给家具店，是常见的现象。在这一年，中国话剧观众的数量降到8年内的最低点。

　　现代派“风筝”

　　话剧已经让人生厌，必须求新求变。

　　1982年夏天，《绝对信号》在首都剧场(blog)一楼排练厅悄然上演。没有布景，一架梯子、一张小桌、三把椅子，观众席地而坐，后来的爬到堆在角落里的不用的景片上。

　　“观看此剧的人们被一种奇特的魅力震撼住了，迟久才爆发出金属般脆亮的掌声。我注意到，在一边用五节电池的超长型手电筒打着追光的林兆华擦去了满脸紧张和惊惶的冷汗。”时隔多年，当时的观众马中骏回忆。

　　难怪林兆华紧张，编剧高行健的剧本刚写完，就有人说：高行健、林兆华要搞形式主义。

　　当时，林兆华46岁，高行健42岁。林兆华1957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被分配进北京人艺，在人艺“人人是老师，处处是课堂”的口号下，做了十几年“屁帘导演”，终于有机会由着自己的性子做戏了。这时候他遇到了高行健。

　　高行健1962年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毕业，业余翻译法国荒诞派戏剧家塞缪尔·贝克特和尤金·伊欧涅斯柯的作品，并研究西方的文艺理论。1981年，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了高行健的畅销书《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作家冯骥才(blog)读到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当即给朋友李陀写信：“我急急渴渴地要告诉你，我像喝了一大杯味醇的从化葡萄酒那样，刚刚读了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目前‘现代小说’这块园地很少有人涉足，好像空旷寂寞的天空，忽然放上去一只漂漂亮亮的风筝，多么叫人高兴！”

　　当时，高行健是北京人艺的编剧，在构思一部关于车站的戏：一群人等公交车，车总也不来，终于来了，却急驰而过……一晃十几年，站牌上锈蚀斑驳，乃至看不清起点终点……人们终于觉醒，想步行进城，每个人又都迟疑着不肯迈出第一步……听了高行健的构思，林兆华兴奋得眼睛发亮，但剧院却建议两人先做出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品。这便是《绝对信号》。

　　一列货车上路了，押车的是老车长和见习车长小号。小号对工作心不在焉，他的梦想是到歌舞剧团吹圆号。待业青年黑子和路匪一起爬上了火车，黑子是小号的朋友，因为没有工作没有钱，不能跟心爱的姑娘“蜜蜂”结婚。他打算铤而走险，这时候“蜜蜂”也上车了，她是小号多年暗恋的对象……黑洞洞的一节车厢，5个人各怀心思。舞台上时而呈现他们实在的对话，时而是每个人记忆的闪回，时而又是剧中人两两之间的心理交锋。

　　这在今天看来本是极普通甚至不会意识到是技法的技法，当时却举座皆惊。人们想都想不到，戏还可以这么写、这么排。专程到北京看《绝对信号》的上海青年话剧团团长胡伟民在台下激动难耐。

　　与《绝对信号》脚前脚后，胡伟民在上海执导小剧场话剧《母亲的歌》。还在上海戏剧学院上大学的孙惠柱写出《挂在墙上的老B》。《挂在墙上的老B》颇具寓言色彩：剧院里的老毕是个戏痴，整天都在揣摩角色，但却因为是B角，上头有个A角压着，始终没有登台的机会，直到血肉精力耗尽，变成挂在墙上的一幅画。

　　“老B”之后，《打面缸》、《窗子朝着田野的房子》、《火神与秋女》、《天狼星》、《女人》……一大批小剧场戏剧在京沪宁等地的广场、食堂、绘景室里演出。

　　“有谁知道，我们身在何处”

　　在体制内院团进行各种创新实践的同时，一伙体制外的年轻人也开始了他们的戏剧梦想。

　　1980年，《外国戏剧》复刊。这本16开、不到两百页，定价7角的小册子改变了牟森的人生轨迹。牟森在《外国戏剧》复刊的那年，考进北京师范大学，他从《外国戏剧》上知道了格洛托夫斯基和质朴戏剧，读到很多外国剧本。

　　大学毕业前期，牟森和几位同学合演了西德作家埃尔文·魏克德写的广播剧《课堂作文》：在德国的一所高中里，老师让即将毕业的同学写一篇作文《我如何设想我的一生》。一个叫基里安的男生写道：有谁知道，我们身在何处！/是在清晨还是在傍晚。/也许太阳已经西沉，落进树林之中，丛林染得一片金黄。/也许太阳在我们身后，我们只是阴影幢幢……这首诗，正是一班年轻人的人生写照。

　　在《课堂作文》之后，牟森陆续和他在各种场合认识的一批躁动不安的年轻人排演了《伊尔库茨克的故事》、《犀牛》、《大神布朗》、《抛锚》、《士兵的故事》……都是外国戏。排戏的经费可能是跟家里预支的生活费，也可能是哥们的外国女友的奖学金或各国使馆文化处的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