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剧团让奄奄一息的二人转重新火爆，但同时也放弃了传统二人转的精华部分

　　本刊记者 张邦松(发自长春)

　　在和平大戏院万宝街剧场的一角，梁学田正悠闲地磕着瓜子。梁是长春和平大戏院的总经理助理，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该戏院剧团的业务团长。观察演员的临场表现和剧场的整体运作，是他每天的必修课。

　　据梁学田介绍，和平大戏院在长春共有四个剧场，平时的上座率通常能达到九成以上。和平大戏院是长春最早的民间二人转演出公司，随着东北风和刘老根大舞台的加入，长春二人转演出市场基本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这三家每天能接待三四千名观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

　　这种繁荣不仅仅出现在二人转的大本营东北。和平大戏院在徐州开设了一个新的剧场，而北京的刘老根大舞台也即将在今年5月份开业。赵本山曾私下表示，要把北京的刘老根大舞台增加到五家。

　　二人转火了。但从事了近半个世纪二人转研究的王兆一却开心不起来。“这不是真正的二人转。”王兆一说。王兆一是二人转艺术理论的开拓者和公认的二人转理论研究学科带头人之一，在他看来，现在商业味极浓的二人转演出已经舍弃了这种民间艺术最为精华的部分，有点像是“挂羊头卖狗肉”，而观众对二人转的误解也越来越深。

　　真正的二人转

　　一个比较受认可的说法是，二人转形成于清乾隆年间，迄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二人转是河北的莲花落被当时的移民带出山海关之后，和东北的秧歌相结合而形成的。之后，诸如河北梆子、东北大鼓等元素也被吸收进来，逐渐形成了一种以“说、唱、扮、舞、绝(技)”为主要特点的民间艺术，所以对于二人转的形成有“秧歌打底，百戏镶边”之说。

　　东北历来有舞秧歌的传统。最初的东北秧歌没有女性，基本都是男扮女装，男的叫丑子，女的叫大蜡花。之所以叫“蜡花”是因为“女”演员头上往往要戴一朵纸做的花，由于怕雨雪浇湿，就在上面涂上一层蜡，因此得名。在东北秧歌中常常会穿插一些小唱，东北人叫故事歌，比如非常著名的《小拜年》就是此类歌曲。

　　白天跳完秧歌之后，一些地主或有钱的人家，往往会挑上最好的几对蜡花和丑子到自家屋子里演出。东北屋子里有炕，演员就在炕下演出，由于空间狭小，时不时会碰到炕沿，所以在屋子里唱的时侯就叫靠炕沿。秧歌队伍里，都是唱民歌，如《小拜年》、《小情郎》这些东西。一进屋子演出，再唱白天唱的东西，观众肯定不满足了。把他们请到到屋子里，就是要再听一点新东西，这个时候关里的莲花落艺人，就带进来一些大节目，如《西厢》、《蓝桥》、《摔镜架》等等。

　　这个时候二人转开始发展起来，内容变得更加丰富，也能演一个完整的故事了，另外服装、化妆、道具、演出方式都有了。“二人转进入成熟与兴盛期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它形成了以二人转为主体，以单出头和拉场戏为两翼的三种艺术形式的相对稳定。”王兆一说。除此之外，二人转还有一个重要的演变轨迹，就是唱、说、扮、舞等艺术手段的丰富与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很多艺人都有了自己的绝活。比如怀德县艺人姜发，能够同时用头、鼻、肘、膝盖、足尖托举几支蜡烛唱戏；舒兰县名琴师王春，一旦弦断了，没等演员唱第二句，他就能接上，一般观众根本感觉不出来；热河艺人聂海龙表演时嘴里含着两颗猪牙，但唱、说都不受影响。

　　“从乾隆年间到民国时期，二人转的演出方法、节目内容、唱腔等都已基本成型。”王兆一说。

　　辽宁大学本山艺术学院顾问马力认为，从戏曲理论上讲，二人转是一种过渡东西，它基本是歌舞向戏曲过渡的一种形式。但这个过渡现在已经三百年了，二人转不管怎么发展，它还是照样生存的特别旺盛。“就像东北的车轱辘菜似的，不管马踩和车轧，它不死，生命力特别旺盛。”马力说。

　　美好时光

　　建国初期，一些新文艺工作者、知识分子进入二人转领域，帮助整理节目，写新剧目，甚至服装、化妆、道具都有人给设计。但文革期间二人转遭到禁止，1979年以后，东北三省开了13次二人转的学术会报告会，这一系列学术报告会对二人转的推动帮助很大。1980年唯一一个省级政府建立的一个民间艺术团——吉林省民间艺术团成立。吉林省所有好的二人转演员，好作曲，好编剧，都调到这个民间艺术团去了。

　　“这是二人转有史以来最生动的一个局面。”时任长春艺术研究所所长的王兆一是这个民间艺术团的顾问，提起这段二人转的美好时光，他仍唏嘘不已。在他看来，在吉林省民间艺术团成立之后的10多年时间里，二人转被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吉林省民间艺术团每年五一一过，到要割地的时候，农忙期间都得下乡去演出。每次演出都是由乡里组织观众，按人口收费，一家一口人5毛钱，剩下的钱公社和乡政府补贴。“那个时候，他们一年能挣40多万块钱，这在当时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王兆一说。

　　艺术团每到一地演出，都会搭个台子，底下一万多人看二人转。妇女、小孩坐在中间，男的在外面站着，再外边就是商业活动了。当时的文化副部长高占祥看到这个场面，很感概地说，“哎呀，万人围着二人转啊”。后来王兆一和研究伙伴王肯把这句话补充为“万人围着二人转，二人演给万人看”，这句话后来成为对二人转最经典的描述之一。

　　这个局面并没有持续太久。1990年代初，市场经济观念开始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官办的吉林省民间艺术团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艺术团原来每次演出都是靠乡政府给组织观众，当时省政府还给批一定的经费和演出设备。观众有组织，一场有多少钱先给讲好了，演员收入相当宽松。“但后来中央发文，要求减少农民的负担，艺术团再下乡演出，乡政府就不再出面组织观众了，因为担心被扣上增加农民负担的帽子，而他们在城里又没有专演的剧场，所以这个省民间艺术团这个团体，这时候就有点萧条了。”王兆一回忆说。

　　但对于吉林省民间艺术团以及吉林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官办二人转演出团体来说，更大的打击即将到来。

　　民办风潮

　　1997年，长春市民间艺人管理办公室主任徐凯泉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当时，很多老一辈的民间二人转艺人已经逐渐从农村进入城市，他们在长春各个小剧场演出，有的在公园自己搭个棚子就开始卖票。这些艺人良莠不齐，素质各异，整个长春的演出市场显得非常混乱，而另一个方面，艺人的收入和地位都处于很低的一个水平。

　　艺术学院唢呐专业毕业的徐凯泉对于二人转这种民间艺术有着一种天然的好感，同时，管理者身份让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这些二人转艺人，在这个过程中，徐凯泉对二人转艺人的窘迫生活非常同情，但更为重要的或许是，他敏锐地感觉二人转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市场。

　　1997年，徐凯泉放弃艺人管理办公室主任的位置，毅然下海，和几个人共同承包了一个二人转剧场。他把吉林出色的二人转艺员都聚拢在旗下，创办了和平大戏院，开始商业演出。

　　“当时也不容易，一天才挣几十块钱，后来几个合作者都分开了，只有徐凯泉仍然坚持下了。”梁学田说，他是早年跟随徐凯泉的创业者之一。

　　大戏院创办之初，徐凯泉意识到，光开小剧场很难养活手下众多的艺人，还要走向大的市场。“像洗浴中心啊，歌厅啊，还包括卡拉OK里边，人家办生日宴、寿宴啊，办满月啊，都有二人转的演出。”梁学田说。徐凯泉的和平大戏院很快在长春扎稳了脚跟。新的跟随者也随即出现。马普方的东北风和赵本山的刘老根大舞台相继开业，长春的民办二人转演出团体空前繁荣起来。

　　与此同时，由于体制的束缚，像吉林省民间艺术团这类的官办团体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很多优秀的二人转演员被高薪请进了民办的团体。“省民间艺术团最后基本上是等于放假了。”王兆一说。

　　这种变化对二人转的发展或许具有深刻意义，因为从那时起，二人转的表演形式也在悄然发生改变。

　　变味的二人转

　　在和平大戏院成立之后，紧接着黑龙江、辽宁都出现了许多类似民办性质的剧场，此时，二人转的演出重心已经由农村转向城市，观众的组成也更为复杂。

　　很多传统的二人转艺人发现，在城市舞台上大段的唱观众并不买账。一出传统的二人转剧目如《包公赔情》、《西厢》等一场演下来至少要40分钟，很多观众根本没有耐心听完。往往是演员唱着唱着就被哄下台：“下去，下去，来点粉的，来点逗乐的。”

　　随着观众口味的改变，“唱”这种二人转最主要的形式渐渐淡出舞台，演出时，往往就把一部戏掐头去尾，选最精彩的一段，意思意思，唱几分钟。“老百姓不愿意看的，那你就不能演了，愿意看的，你就多研究点，他们到剧场来就是找乐子的，我们必须尽可能满足。”梁学田说，“市场需要哪些，我们就按照市场去做。”

　　这成为民间二人转剧场的普遍心态，为了取悦观众，讲笑话，杂技，武术、模仿秀等许多新的元素被加入到二人转演出中来，这种演出基本脱离了传统二人转演出的范畴。而一些不健康的元素开始频繁出现在二人转的舞台上，王兆一用四个字归纳当时二人转演出的状态——脏、丑、闹、怪。脏，就是一些骂人、淫秽的东西，包括露骨的“粉磕”，甚至一些性爱的动作也被搬上台；丑就是穿啥都有，戴啥都有，画什么脸都有，丑相百出；闹就是闲扯，你打我，我打你，又翻跟头，又叼桌子；怪，就是丑态怪象，龇牙咧嘴。

　　这种演出给二人转留下了相当不佳的名声。梁学田记得，在和平大戏院创业之初，长春市政府曾下过一个文件，规定政府工作人员不许到桑拿、按摩场所，不许到二人转剧场去看演出。把二人转与桑拿、按摩场所并列，其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真挣钱，在90年代末和平大戏院一天晚上能纯收入两万。”王兆一说。

　　对于二人转来说，最大的争议还是来自它的“说口”。“说”在二人转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艺谚中有“说是骨头唱是肉，骨肉不可分”的说法。二人转演员，尤其是丑角往往用说来活跃气氛，逗乐观众，同时好的说口还能很好的串联情节。

　　但是二人转在演变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粗俗、淫秽的脏口。这在解放前的二人转演出中非常常见，但老一辈艺人对于对于脏口什么时侯该说，什么时侯不该说有非常严谨的把握。

　　已故的老一辈艺人李青山曾是一个说脏口的高手，但他生前对王兆一说，旧社会说脏口是分地方的。在地主家，在正经屯子民风很好的屯子谁也不敢说脏口，艺人到地主家得唱《二十四》孝这类东西。只有到了胡子窝、大车店等光棍云集的地方，他才敢说脏口。

　　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期，中国的二人转演出市场，脏口成了家常便饭，甚至成为了二人转的一个招牌。有一次王兆一在一个城镇小剧场看到演员说脏口，做猥亵动作，就到后台批评他们要钱不要脸，他们虽然当场承认这样做不对，但并不心服，说：“王老师，你别挑我的毛病，跳舞的脱，电影电视钻被窝，我们用嘴说说还不行啊。”

　　梁学田也承认艺人的脏口虽然能招揽某些观众，但长期存在对二人转的健康发展并无好处。他表示，二人转说口最危险的是一些艺员喜欢跟政治挂钩，开政治玩笑。“实际骂点人，骂点娘那是人民内部矛盾，你一跟政治挂钩，那就面临你这个剧种能不能存在的问题。我经常给艺人们讲这个，共产党给你们搭建的舞台，给你们创造了致富的道路，让你们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绝对不能让你们在台上骂共产党。”梁学田说，“这是一条底线！”

　　这些年，刘老根大舞台和和平大戏院等比较大的剧团，纷纷采取措施，净化舞台，提倡绿色二人转。脏口现象有所缓解，但在一些相对低端的演出场所，脏口仍然是屡禁不止。

　　功过赵本山

　　很多人把赵本山看成是二人转的代言人，事实上，如果没有赵本山通过自身影响力，在小品、电视机以及刘老根大舞台上对二人转的大肆宣传，很难想像二人转能像今天一样受到关注。

　　“我搞了一辈子二人转，我的天啊，这个二人转到如此地步，简直使我都不可理解。”马力说。她认为，二人转能有今天的局面，赵本山的推广功不可没。然而，也有一些传统艺人和二人转研究者对于赵本山的做法不以为然，甚至一位二人转专家对《新世纪周刊》表示，“赵本山就是在糟蹋二人转。”

　　去年赵本山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东北二人转代表性传承人还曾引起很大的争议。与赵本山同时入选的还有辽宁省黑山县李秀媛、吉林省王忠堂、黑龙江省海伦市赵晓波和石桂芹，除了赵本山外，其余都是传统二人转艺人。一位学者表示，赵本山虽然也有《摔三弦》、《大观灯》等代表作，但就二人转艺术造诣而言，与同时入选的艺术家尚有不小的差距。

　　身为本山艺术学校艺术顾问的马力最初也不能接受被赵本山们“改良”过的二人转。像小沈阳演出时不时学唱一首流行歌曲，马力最初就比较反对。在她看来，这种大杂调不是二人转正统的。“但实际看来，那些咱们认为不正统的，现在是最受观众欢迎的。”马力说。马力要求他的学生传统的东西必须要懂，但真正到了临场演出时，她并不强求学生只唱那些传统的剧目。

　　“因为将来学生毕业以后，他要就业，他要挣饭吃的，你要还原传统的，演40分钟唱，没人看，卖不出去票，这不是现实吗？”赵本山把原本已经奄奄一息、混乱不堪的剧种，找出它闪光的地方，给观众带来快乐，这对二人转是一种拯救。

　　“现在人们都很紧张，到剧场不是受教育去了，他是要去找乐去。”马力说。

　　作为民间剧场的经营者，梁学田对于舆论对民办二人转剧场的指责深感委屈。“我们吉林省民间艺术团，在东北也响当当，他应该首先将传统的东西保持下来，国家给你拨款，国家给你整创作人员，演员都分一级演员，二级演员，三级演员，他们有责任有义务把他延续下来，为什么他们延续不下来，反过头来你要求我们民办企业去做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