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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重访“舞台姐妹”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7月09日11:25  三联生活周刊
三联生活周刊:重访“舞台姐妹”

2009年6月29期,群艺越剧团下乡演出,演员们在后台忙着装束(蔡小川 摄)

三联生活周刊:重访“舞台姐妹”

1953年拍摄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彩色电影,在香港创造了票房纪录。剧中袁雪芬饰祝英台

  袁雪芬说,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越剧的黄金时代,电影让更多观众都认识了越剧,姐妹们创造的主要流派有了广泛影响,而越剧的编导舞音美也日趋成熟。黄德君说:“不像现在,越剧的那些东西都已经被兄弟剧种学会,我们一点也没有超过它们的地方了。”60年代,袁雪芬想推行越剧的第二次改革,摆脱只有小生、花旦唱主角的传统,“她想上演一些历史剧目,丰富越剧的主题和行当,结果没开始就‘文革’了。老太太一直为这个感到惋惜”。

  记者◎王恺

  “越剧皇后”与“越剧新后”: 袁雪芬的道德观

  “她把包抱在怀里,穿着系白色带子的皮鞋,什么应酬都不参加,很正气的,像观音一样。”现年已经90岁的越剧演员金艳芳坐在轮椅上,向本刊记者这样回忆当年初见袁雪芬的情景。金艳芳曾经搭过“越剧皇后”姚水娟的班,接着又搭上越剧改革者袁雪芬的班,后者的与众不同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在以家庭妇女为主要观众,流行认“过房爷、过房娘”的越剧圈子里。

  眼前的袁雪芬已垂垂老矣,无法把她和当年如此众多的传奇联系在一起,倾斜的身体,缓慢而温和的嵊县口音,行动起来必须有人扶助,她已经轻易不出门,终日在常熟路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休养。

  尽管和上海越剧院近在咫尺,“老院长”出门也不多。在国外的儿子们现在回国“监视”着她,为了她的身体,不让她参加外界活动,尤其是和越剧有关的活动,因为,一谈起越剧,88岁的老人就立即进入亢奋状态,眼睛放光,“太耗费精神了”。不过这时候,也很容易就能把这个老太太和当年那么“不安分”地推动越剧改革,不断和当局争斗的越剧明星联系起来。

  袁雪芬的秘书黄德君曾经和她开玩笑,说她的本性不安分:“要不然当时租界里演戏那么火,你怎么还一心折腾着要改革呢?”

  抗战爆发后,上海租界里的人口剧增,尤其以江浙两省人士居多。1938年上半年,女子越剧班进入孤岛,很快,大小剧场全部被她们占据,其中最突出的要算是姚水娟了。金艳芳向本刊记者回忆,当时报纸广告或者戏单里流行“老生泰斗”、“小生大王”之类的称呼。“不过那些是京剧界的称呼,对女子越剧班的头牌花旦,都要挂‘越剧皇后’,表示好到了顶点。因为皇后太多了,结果当时有两家报纸还讨论过谁是真皇后,结果姚水娟占了鳌头,后来袁雪芬起来,也只是叫‘越剧新后’了。”

  当时报纸调侃这些从浙江农村来的女明星们,说她们刚来上海的时候,还以装金牙为时髦,接受了都市文明后,纷纷把金牙拔掉。这种嘲弄正说明了越剧在上海的成熟,1941年《绍兴戏报》统计,越剧的观众已经有60%是浙江省外之人了。

  那一年,正好是先前学杭剧的金艳芳抵抗不了越剧越来越风行的诱惑,改学越剧的年份。金艳芳搭的第一个班就是姚水娟的班。“那时候我们都住在后台,姚水娟有几十个过房爷、过房娘,这些人身份很杂乱,最多的是五金店行当的老板娘,当时上海的五金行业几乎是宁波人垄断的,所以那些老板娘一到晚上就成群结队来送花篮。还有酒店大王和银行总经理,对了,还有大名鼎鼎76号的汉奸吴四宝。”

  当时越剧演出的剧场都不大,很多在弄堂里,有的就在茶楼或者商场楼上,汽车开不进去,“吴四宝每次来,他的手下都如临大敌”。

  演出结束后,这些干爹干娘都到后台探班。“我们不等他们走就不能休息,结果常常要到凌晨才能睡觉,苦死了。”金艳芳说,自己那时还算数得上的演员,“算姚水娟的二肩花旦,可照样睡在后台上。”

  姚水娟当时伶俐地周旋在这些干爹干娘中间,她的明星味道和为人处世给金艳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很顾惜我们,时常说,某某妈妈,你看这些小演员苦不苦啊?他们明天早上还要起来演戏啊。”当时一天两场,雷打不动。××干妈这时候通常都会拿出几十元,用于第二天给小演员改善伙食。

  姚水娟还在某干爹带她去做衣裳的时候,叫上几个主要演员一起去,金艳芳属于经常被叫到的,她向本刊记者回忆:“有受宠若惊的感觉,因为一出去就是好几套,有时候甚至一年四季的衣服各做一套。”

  怎么对待这些干爹干娘,姚水娟自有一套。金艳芳在轮椅上学起姚当年的表情,先是热情地招呼客人坐下,用自己的手帕掸去凳子上的灰尘,可是转过身去就是一个上飞的白眼,以至于当时有的演员说姚水娟是“狐狸精修成的”。

  不过当年的“越剧皇后”在舞台上绝对不是浪得虚名,当时的越剧演出没有剧本,只根据老艺人们“空口话话”讲出来,更没有导演,演员们上台自编自演自唱,翻来覆去就是些老剧目。姚水娟当时就觉得肯定会走下坡路,“她遇见了文明戏的前辈、当时《大公报》记者樊迪民”。当时已经44岁的樊迪民刚从失守的武汉回上海不久,想在租界宣传爱国思想,于是帮姚水娟编了第一个新戏——《巾帼英雄花木兰》,里面有带小胡子的番将上场,一上台,观众就鼓掌,“全知道是影射日本兵的”。当时有英文报的记者,写文章介绍这是“中国贞德”。

  不过更多的太太观众群还是为姚水娟而来,她们觉得姚水娟的扮相英俊带有脂粉气,举止潇洒,又有女儿腔。樊迪民被姚水娟聘为编剧后,不好意思再用真名,改名樊离,因为女观众多,所以他针对这个特点,给姚水娟写了一系列以她为主角的戏,时装戏和古装戏都有。金艳芳记得姚水娟在每个戏上的巨大投入:“她演李师师,台上加台,还装了几百个小电灯,舞台光辉灿烂。演烟花女子,不仅仅像电影一样更换布景,还自己去堂子里观察那些女人。”

  因为姚水娟的改良,越剧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这个生性复杂的女明星显然没有整体改革越剧的能力,而且随着新一代越剧明星的出现,她自1946年嫁人后就很少出现了。1962年拍摄电影《碧玉簪》,在袁雪芬的建议下,她出演,并留下了难得的影像资料。

  现在有人争论姚水娟才是越剧改革的首功之臣,可是在黄德君看来,姚水娟等早期的越剧明星完成的是越剧改良,真正的改革还是自袁雪芬开始。“其实这么说不是贬低姚水娟,改良自有改良的价值。”黄德君告诉本刊记者。

  许多人说袁雪芬“左”,老太太说到美国,会不时涌出“美帝国主义”这样的用词;而说到越剧初红火的时期,她用词也很厉害,觉得那只是形式翻新,“庸俗、低下、无聊的内容让我反感和憎恶”。

  只有对本刊记者说到和她合作的马樟花,她才能温和下来。马樟花比她大一岁,两人的性格却是对比鲜明。马樟花外号“闪电小生”,红得快,爱时髦,认了无数过房娘,每天穿着不重复的旗袍,送东西她来者不拒。“自己送上来的,不收是‘洋盘’。”袁雪芬至今还记得她爽朗地笑着说话的样子,“夏天她穿白色的西装衣裤,着白皮鞋,拿银色皮包,我们俩走在路上,一个像小姐,一个像大姐。”

  马樟花在舞台上下都游刃有余,而袁雪芬正相反,她穿着朴素,梳了条辫子。“《舞台姐妹》里谢芳的打扮就是照她当时的照片来的。”黄德君告诉本刊记者。

  袁雪芬常年吃素,平时只穿布衫,新中国成立后才恢复吃荤,她和黄德君说过,她就是生性厌恶应酬,当时她被评选为“越剧新后”,后台免不了涌来各色人等,可人们觉得一袭布衣,不吃荤的人不吉利,尤其是生意人,觉得冲了他们的“财气”,结果她感到清净了很多。

  袁雪芬的父亲是私塾先生,他尽管很反对女儿当演员,“但是当时浙江的女孩子,不是去当童养媳,就是去工厂打工,唱戏是一条不坏的出路”。父亲总是对她说,不要她成名,只望她成人,“人自轻而后人必轻之”,《舞台姐妹》里“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就是从她父亲给她的话里提炼出来的。

  袁雪芬和她父亲感情很好,1941年父亲生病,她接到家里电报,“父病笃速归”,那时候她还不知道“笃”是什么意思,找人去解释,“结果一听就哭起来”。老板不放她回家,她就从胳膊上剪下一块肉,放在纸船里,烧了的同时暗自祷告,把自己的年纪加到父亲身上。这块伤疤至今还留在老太太的胳膊上。黄德君告诉本刊记者:“老太太新中国成立后怕人说她这是迷信,很不愿意说这事,其实这事和吃素的那些事情,都表明当时才20岁的袁雪芬是个很正气的人,过强的道德感使她和周围混乱的环境很难融合。那时候她主要的精神安慰就是马樟花。”

  虽然两人性格和外表迥异,但都是好演员,也是最早上电台的越剧演员。“那时候没有剧本和台词,全靠两人现编,可我们俩就能毫不费力地一再唱下去。”袁雪芬告诉本刊记者,上台演《梁祝》的时候,删除了许多乌七八糟的内容,而且唱到《楼台会》一定是会哭出来的,和别人的表演完全不同。袁雪芬那时候就觉得当时流行的哭戏很假,“袖子离开眼睛三尺”。

  她和马樟花能在表演上互相激发,“看见她的表情,那时候眼泪就会自然涌出来”,《梁山伯与祝英台》也成为这一生一旦的主打剧目。1941年,马樟花出嫁前,两人最后一次合演这出戏,“从台上哭到台下”。当时抱“独身主义”的袁雪芬舍不得她离开,立志不再演这出戏。“3年后才破了誓”,而很多观众因为袁、马档分手,表示“以后再也不看越剧了”。

  马樟花不怕事情,有一次赈灾义演,姚水娟在台上唱个没完,只给袁雪芬留下5分钟,马樟花就敢于和姚水娟翻脸。88岁的袁雪芬用她的嵊县口音清晰地对本刊记者强调:“她是那个时代我唯一留恋的东西。”

  破框的越剧改革

  马樟花出嫁不久,从前的老板总是写信给她的公婆污蔑她,当时的报纸又渲染她的私事,连气带病,21岁时她就离开了人世。袁雪芬说她当时受到的刺激,一点不比马樟花的家人差。“我听到这个消息,一下子就吐了血,医院诊断是肺病。”

  袁雪芬于是拒绝再演戏,回到家乡,父亲也在她回家不久病死了。“那时候觉得世界上没一个亲人了,什么希望都没有了,想自己为什么演戏呢?莫非就是博观众一笑?仅仅是为了糊口,那又何必去演戏?”

  不断有上海的剧场老板来嵊县乡下请她演出,袁雪芬在那时已经是名角,“演出的最高报酬已经是一两黄金一天”。黄德君说,但是钱恰恰不能说动她,她自己一向生活朴素,父亲去世后欠下的医疗费也都还清了,“所以她提出来,要是叫她演戏,必须改革”。而改革就要请编剧、导演、舞美设计等,“这些费用,从我包银里出好了”。她一个月4万的包银只剩下1/10,但这是情愿做的个人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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