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重访“舞台姐妹”(3)
2009年6月29期，群艺越剧团下乡演出，演员们在后台忙着装束(蔡小川 摄)
1953年拍摄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彩色电影，在香港创造了票房纪录。剧中袁雪芬饰祝英台
黄沙最早加入的是尹桂芳的剧团，这批洋学生由于热爱戏剧，“做事特别认真，像黄沙导演《梁祝》，人物的每一个动作、表情他都有分析，比如祝英台听说父亲允许自己出门读书后是应该兴奋地跑下场还是叩谢后下台呢，他就写了几百字。光这出戏的导演手记就有几万字，后来专门作为一本书出版”。
同样是新中国成立前进越剧界的美术指导苏石风和黄沙的情况类似，现年80多岁的老人告诉本刊记者：“当年我们这种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的都进话剧界，我早年在重庆，和应云卫在一起，和金山、张瑞芳他们都很熟悉。回上海后，发现越剧观众那么多，在话剧圈里吃不饱，到了越剧圈却待遇很高，那些演越剧的小姑娘，对我们很尊重，前先生后先生的，于是我就义无反顾地进去了。”
当时拿的薪水是按票计酬，苏石风说：“我参加的是范瑞娟她们的东山剧社，一场演出下来，主角一般拿20张票的票款，我们做美术也能拿七八张票的款子，那种收入养家糊口尽够了。”
他们带给越剧圈的都是新奇的东西，苏石风是做美术的。“当时胆子很大，什么都敢搬到舞台上去，我设计《梁祝》的时候，找了本日本演出莎士比亚戏剧时舞台设计的书，在台上搭了个楼台，楼上门窗不断变换，表示场景变化。演员也不用落幕了，就在台上进进出出，观众稀奇得不得了。”
“没人管啊，特别自由，又有权力。”当时也是20岁出头的苏石风说他特别喜欢出奇，“我把从前的服装全部废了，什么面料流行我们就用什么。蚊帐一样的珠罗纱我也敢用，轻飘飘的乔其纱也用，又朦胧又大胆。纹样也不照戏剧的来了，全部用些很细腻的花纹，效果特别好。”
之所以这么大胆，“也是因为当时越剧的小姐妹们舍得在这些方面投入，下工本”。而且这种风气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还继续，苏石风还记得，1957年开反浪费展览会，他才写检讨批评自己，举出种种浪费的例子：“舞台上一把扇子要40多元，演员的玉佩都是用真玉，新买的丝绸的大幕，为了舞台效果就在上面喷洒淡墨汁。”
最早被袁雪芬请进越剧界的韩义和南薇也被她称呼为“先生”，南薇原名刘松涛，他的儿子刘耕源告诉本刊记者：“南薇和别人情况不同，他不是由于贫寒进入越剧圈的，而是出于喜爱。”南薇家境优越，家里在常州有大片土地，两个姐夫都在大公司任职，自己在立信会计学校毕业后就进了姐夫的公司。“不过他太喜欢戏曲了，京剧、评弹都喜欢，在姐夫公司做事，也没人敢管他，整天泡在剧场里。”
韩义是孤儿，寄养在南薇家，他先去的袁雪芬剧团，刘耕源说：“有一次排舞蹈实在排不下去了，就把南薇找去了，知道他对京剧舞蹈也很有研究。”那是当时19岁的南薇初次接触到袁雪芬，没想到南薇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一直业余帮袁剧团写戏，他写的《香妃》大红大紫后，索性就辞职做了专业的导演和编剧。“我祖母特别喜欢越剧，又宠他，结果家里人就算了。”
南薇的古文功底好，刘耕源还记得，他小时学着写剧本，一段唱词写了几天都没写好，可是父亲拿过来，听了故事，几十分钟就写出来大段唱词。因为平时说苏州话，别人叫他“苏州才子”。他写剧本的时候经常去豪华饭店包个房间，写上几天，新中国成立后还为此做过检讨，说自己是“资产阶级写作方式”。
“他改定的梁祝《楼台会》，新中国成立后上北京会演的时候，行家说多一字太多，少一字太少。”而像《孔雀东南飞》这种古诗，他也能一个晚上改成一出戏，而且长演不衰。
他的剧本连贯性强，高潮迭起，而且雅俗共赏，这也是他敢于把《祥林嫂》这种小说改成越剧的原因。
越剧背后的政治力量
黄德君说，新中国成立前，共产党是“无意中的有意”注意到袁雪芬的，袁雪芬那时候演出了一系列南薇他们编写的进步戏剧，《凄凉辽宫月》、《绝代艳后》什么的，加上她平时表现出来的朴素风格，“党的统战工作多厉害啊，立刻注意到她了”。当时袁雪芬名声在外，一举一动都是公众新闻，新中国成立后她才知道，毛泽东在延安也听过她们演越剧的几个小姑娘冲进社会局大闹的事情。
南薇是个浪漫的人，妻子是他常去吃饭的一家餐馆的女招待，而他妻子的哥哥吴康就是地下党，而且在党内的职位还不低，当时是乔石的入党介绍人，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统战部副部长。不过那时候他的身份是秘密的，刘耕源说：“连我妈妈都不知道他是地下党。”
但是党已经考虑到这条线索了，吴康的同学，也是地下党员的丁景唐当时编辑了一本叫《前进妇女》的刊物，因为没稿费，常常自己写稿件。他写了几篇现代文学中妇女形象的文章，其中一篇就介绍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吴康觉得这书可能影响南薇的编剧思路，“果然南薇觉得把祥林嫂编成越剧也能够卖座”。
毕竟越剧从没有这种题材，袁雪芬还记得自己一面化装，一面听南薇给她读小说，小说对浙东童养媳、抢婚等习俗的描述让她震动，“我妈妈、我祖母身上都有她的影子”。她觉得自己可以演出这个人物的心理，虽然没有漂亮场面和服装，但是南薇觉得他能把剧情写得感人——而且他们都相信自己的票房号召力，当时他们剧团演出任何戏都能卖到加座。黄德君说：“老太太总对我说，我们那时候全部座位票卖完了不叫满座，要卖到十三成才叫满座。”
“我爸爸擅长写爱情戏，因为越剧小生都是女人扮演的，所以生旦的爱情故事特别多，我爸爸就很擅长写这种传奇。他写了鲁四老爷还年轻的时候和祥林嫂就认识，两人还有感情戏，结果看到后面的悲剧更觉得震撼。”刘耕源边说边哈哈笑，这些为了照顾越剧观众的添加，许广平二话不说就同意了，而被胡风所痛斥，“新中国成立后，这些都作为糟粕被删除了”。
“去见许广平是女青年会一个叫童礼娟的人的主意，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她也是地下党。”童礼娟以往主要在知识妇女间开展工作，后来主动接触了一些戏曲界的女演员，结果没什么结果。可是袁雪芬给她的印象很好，所以经常去找袁雪芬，她和爱人廖临都是地下党员，都围绕着袁雪芬做各种工作，去见许广平就是她先联系好的。
许广平不是党员，却和地下党有广泛联系，黄德君说：“于伶就是她介绍给袁雪芬的，她对袁雪芬说，有事可以找于伶去商量，这话意味深长，不过袁雪芬一概不明白。新中国成立后她看见于伶才恍然大悟说，原来你也是地下党。”
袁雪芬还记得她和南薇去拜访许广平的场景，她告诉本刊记者：“她住在霞飞路上的霞飞坊，穿了一双广东木屐，很朴素。我那时候不接触人，不善说话，不过她的和蔼使我迅速感觉很亲近。”许广平从没看过越剧，她听说越剧全部是女性演出，很好奇，问袁雪芬，你们改这小说，有人看吗？袁雪芬说她当时很自豪地回答，我们加座都能卖光。许广平又问怕不怕有人讲她们是“赤色”的，说因为延安建了鲁迅纪念馆，就有人讲她赤色。袁雪芬说：“我那时候连共产党在延安都不知道，就很天真地说，那有啥啦。”
许广平对于要加上鲁四少爷和祥林嫂年轻时候的恋爱故事很惊奇，不过当她知道越剧的观众习惯看生旦戏后，还是同意了这样的改动，并表示要带文化界的朋友去看。
越剧演出《祥林嫂》的消息上了许多报刊，主要原因是当时地下党在新闻界力量很强，他们注意到袁雪芬之后，袁雪芬的几次活动都得到报刊的广泛支持。
“我爸爸就是那次演出开始受到田汉赏识的。”刘耕源说，许广平信守诺言，1946年5月《祥林嫂》的预演来了大批文化名流，包括田汉、洪深、于伶、费穆等人，这在越剧界是首次，“我爸爸知道这些人的分量，尤其费穆是他最崇拜的电影导演，结果很激动地冲进去告诉袁雪芬，袁雪芬对这些名字都不熟悉，她笑我爸爸，侬做啥要吓成这样子?”
演出很大胆，结尾地方用类似电影的手法让祥林嫂回忆前尘，中间穿插的祥林嫂和鲁少爷、贺老六的对唱又是抒情的，“照顾了一般观众”。胡风当时提意见，许广平代为解释，“她们受老板雇佣，拿掉了要影响演出的”。
田汉看了袁雪芬的演出，说“这是生活的，人情的，不错的”，又说“中国女人都可以演戏，只要加以训练”。而洪深的评价显然更高：“这个演员好，戏没有空白的地方。”
田汉和南薇在此后来往日近。“后来他在上海受国民党监视，躲在我爸爸给他找的房子里，我妈妈去给他和安娥烧菜。”田汉就此接近了越剧，后来给袁雪芬写过《珊瑚引》。安娥为傅全香写了《情探》，后者虽然改编自老戏，但是唱词极其优美，是傅全香的代表作之一。
而新中国成立后，南薇因为和田汉的关系，能够在1950年就带东山越剧团进京，并且进怀仁堂演出。“我爸爸是个赶潮流的人，他到了北京，听见国家领导说可以写写沉香是如何劈开妇女身上的三座大山的，回来就写了《宝莲灯》。听说要宣传‘婚姻法’，就立刻把梁祝改编了出来。”
在演完《祥林嫂》之后，袁雪芬也被国民党盯上了，黄德君告诉本刊记者：“其实国民党也不了解她的真实身份，总觉得她赤化。1947年她组织十姐妹义演，想建造一所属于姐妹们自己的剧场，结果演到一半就禁演，其实是怕她们把募集来的大笔资金拿到苏北解放区去。”
十姐妹演了几天后被禁止义演，袁雪芬一贯性格刚硬，她叫十姐妹和她一起冲去社会局找当时的局长吴开先，结果只有尹桂芳、吴小楼和她去了，黄德君说：“老太太总觉得别人觉悟不够高，我就劝她，你想想冲进社会局是个多大的事情，你不能要求大家都和你一样胆子大。”
她们冲进了社会局，逼迫局长打电话取消演出禁令后才离开，不过演出的收入被社会局搞的基金保管委员会管理了几个月。黄德君说：“其实那笔收入肯定够买地皮建剧场的，可是保管了几个月后正赶上通货膨胀，几个月后取出来只值96两黄金了，只能办个越剧学习班了。”
义演结束后，越剧界又被卷进社会事件，“十姐妹”之一的筱丹桂自杀身亡，10月份为筱丹桂举办大殓，全市越剧剧场停演以示追悼。在电影《红楼梦》中扮演贾母、现年已经90岁的周宝奎还记得那天的场景，她对本刊记者回忆说：“那天乐园殡仪馆的大门都被挤破了，据说去了有5万多人，有的是去看死了的筱丹桂，有的是去看活着的名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