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重访“舞台姐妹”(5)
2009年6月29期，群艺越剧团下乡演出，演员们在后台忙着装束(蔡小川 摄)
1953年拍摄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彩色电影，在香港创造了票房纪录。剧中袁雪芬饰祝英台
金艳芳还记得自己当时心中暗喜，跑去对伊兵报告，说金采风哭了，潜台词是正好我演，结果伊兵大笑，说哭算什么，跳河都不怕，硬逼金采风学会了几出老戏。当时这种老戏都没有剧本，金采风回忆，是金艳芳背一句，她抄一句，“每个身段都一个个地教出来的”。
金艳芳是科班出身，功夫也好，那时候想，阵地没了，我总得有自己的出路，于是转行去演正旦戏，结果后来也成为出名的正旦演员。她演小人物也是正扮，不是小花脸的演法，她演《孔雀东南飞》里的婆婆，人未上台，单露出一只脚来，演刘兰芝的傅全香说，自己就心里害怕。
后来伊兵要金采风随团出国演出，金采风又哭，说让她出国，就要学习演刀马旦。“出国有啥出头?我都不会演。”伊兵那时候就看中她是棵好苗子，“像我妈一样领着我往前走，不会就逼迫我学。他总是说，一个团体要出人出戏，否则算什么艺术单位?政治上再强，就算单位里全是党员，也等于零”。
那时候有人过“左”，总要求老戏要删除糟粕。金采风演《碧玉簪》，结尾是受尽欺负的媳妇后来接受了丈夫道歉，接过了他送的凤冠。有人要求改成媳妇抵抗封建压迫，不屈吐血而死，结果群众大闹剧场，说戏没演完不走，派代表去越剧团争论，说中国人喜欢大团圆结尾。那时候因为是伊兵当政，对老戏有基本的尊重态度，于是接受了观众意见。
事实上，当时的大多数戏按照新中国的标准都有问题，有人要把“梁祝化蝶”的结尾改成祝英台自杀，祝父觉悟悔恨，发出痛诋礼教的演说。伊兵说，好好的传说在枯燥的演说里消失了，还谈什么思想性?
在演员们看来，伊兵是改革和传承越剧的有功之人，可是在南薇的儿子刘耕源心目中，伊兵却是以迫害者身份出现的。“《梁祝》是我爸爸改编定稿的，结果1954年全国会演，他们只在里面加了6个字，却非要署名是集体改编。”伊兵的这一决定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南薇一贯恃才傲物，就是不听，并且写信向周恩来汇报，可是伊兵迅速在越剧院展开了批判南薇资产阶级创作方式的运动，降三级使用，“我爸爸哪里受这种气，自动辞职了事”。
离开了越剧院的南薇到处排戏，上海市排演的戏剧不允许他署名，“他就匿名排，帮滑稽剧团排了《阿Q正传》、《苏州两公差》，都很红，又坐火车去各地方剧团当编导，那时候他虽然没有了工作，但是我们家钱很多，最多的时候他帮三个地方同时排戏，坐火车赶来赶去，人家叫他火车导演”。
刘耕源告诉本刊记者，1965年，田汉和陆定一曾来上海解决南薇的问题，当时本来想调他去北京，“结果田汉沉吟了一下，觉得还是要和当时主政上海的张春桥说一声，要是张春桥不给解决工作，那就名正言顺地调动去北京。我爸爸给张春桥写了信，张春桥回信说，南薇同志，你的问题不是工作问题，是世界观改造问题。没想到这封信在‘文革’时候还救了我爸爸的命，造反派纠斗他，他拿信出来，说你们看，张春桥还叫我同志，我是人民内部矛盾”。
南薇的儿女都不同意南薇是个老派文人的说法，他们觉得，南薇是个赶潮流的先锋。“‘文革’时候他还写了陈永贵，写得还很感动人，特别是写陈永贵卖妻那段，现在看了还是想哭，不过这戏写完没多久陈永贵就下台了，也没演成。”其实南薇还是习惯把写民间悲欢离合的手法去套各种题材，这也是越剧这个剧种最擅长的，所有家国大事在他们这里都变成了儿女情长。
伊兵1955年就离开华东越剧院，去北京任《戏剧报》主编，“文革”期间被迫害身亡。
作为外交武器的越剧
吕瑞英的《打金枝》在全国会演得奖后，不断地成为招待各国来访友人的剧目，根据上海越剧院的统计，是当时各种招待剧目中最火的一出。“几乎三天两头去北京，当时和中国友好的国家的元首都见过了。”当时上海市委书记是陈丕显，他在上海招待外宾也用这出戏，他的夫人私下对吕瑞英说，已经看了几百遍，唱词从头到尾都能背诵出来了。
“可能是因为戏不长，20分钟左右，只有三幕，而且故事简单突出，外宾也容易看懂，加上当时越剧的舞美和服装都已经很精美了，超越了其他剧种。”吕瑞英这样对本刊记者解释。
不过苏石风有不同的解释，新中国成立后，苏石风转过头学习研究中国古代器物，花了一年时间，画了几百幅中国古代建筑图，“也是因为主要上演中国古典剧目多”。当时团里人说他浪子回头了，“其实我是真觉得中国古典的器物太美了”。结果正好团里排演的《西厢记》、《梁祝》都要出国去苏联演出，“周总理亲自抓，我们在北京进行舞台设计，工人不够，从上海调集了几十名有经验的舞台工人去，因为是重要的出国演出，所以不惜工本，光舞美布景就做了3个月”。上海越剧院当时的舞美有108个人，人称108将，“建制极其庞大”。
《西厢记》的布景虚实结合，细的地方特别细，建筑物栏杆的花纹都是刻出来的，极考究。周恩来在一次给金日成演出结束后接见演职员，“一个个手都要握到，邓颖超说人太多了，不要握了，总理说全部要握，还问准备带我们出国的团长说，这些舞美设计的先生们的名字你知道吗？你要是都知道，那你就是好团长。当时带队团长似乎是广东省来的官员，当然叫不清我们的名字，结果脸红了”。
周总理有一次请苏石风他们到家里闲谈，大家聊到为什么每次外宾来都看《打金枝》，总理自己也陪看了几百次。周恩来解释，其实“是想教育他们，当时很多国际友人都是亚、非、拉的，我们借这出戏告诉他们，你看我们国家自古就有开明的皇帝，你们做国家元首也要开明”。
主题确实是被反复考虑的因素，黄德君告诉本刊记者，1952年底决定拍摄彩色故事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主要原因就是其主题。“当时我们拍摄了一些彩色纪录片，全部是阅兵式类的宣传片，所以毛泽东在全国会演的剧目中看上了《梁祝》，觉得是一部爱情主题的电影，又是民间传说，如果拍成功可以用于对外宣传，可以反驳当时攻击中国好战的国际舆论。”
那是一次痛苦的创作经历，当时苏联专家不支持中国拍彩色电影，觉得技术水平跟不上，至少要三五年后才可以拍彩色电影。可因为是毛主席的指示，所以电影厂连夜加班，万氏兄弟整天在棚内试制彩色配方。
袁雪芬还记得，当时导演桑弧也不太懂越剧，不知道演员在布景里应该怎么移动，于是最后确定了场内搭布景和山水画为背景结合的方式，既不能算舞台纪录片，也不是完全的故事片。“试拍《十八相送》的时候，不是彩色不稳定，就是手工印刷出了问题，结果不断重拍。”袁雪芬和范瑞娟都是舞台上的优秀演员，可是一遍遍展示充沛的感情也受不了，《十八相送》样片拍好后，第一天看样片很漂亮，可是第二天一放，全和火烧了一样，颜色全部变化了。
袁雪芬对本刊记者回忆：“最后悔的是梁山伯访祝，我一看见梁山伯的刹那，马上热泪盈眶，可是在洗印机上报废了。”
最后总结出来是灯光不足，两只苏联进口的炭精灯总是不稳定，“其实就是当时没有人能看懂说明书，不知道怎么安装，结果始终是反向安装”。折腾许久后，上影厂最终决定不拍摄彩色片了，这两只炭精灯才被电工搞定，袁雪芬又把当时的文化局长夏衍请来，由夏衍决定再拍彩色片。
吕瑞英演祝英台的丫环银心，戏不多，但是一定要跟进跟出，她记得当时解决了炭精灯的问题后还是不行，厂里所有的钨丝灯都用上了，而且当时电厂电压不稳，陈毅市长问他们：“打敌机的探照灯可以用吗？”结果还真把当时在郊区松江用于防空的探照灯设备都拿到电影厂来，不过这灯晚上是要还的，结果白天拍戏，晚上把灯还掉，天没亮就要起床化装，那年夏天气温特别高，范瑞娟拍到双目红肿，袁雪芬得胃病住院。让袁雪芬感到最难受的，“还是跳拍，情感感觉不连贯了，有苦难言的遗憾”。
她说她自马樟花死后多年不碰这出戏，后来才与范瑞娟搭档。1944年第一次重演的时候，她一看见范瑞娟上台，就觉得眼前映现的是她当年和马樟花演出时哭别的镜头，索性改了唱词，“久别重逢梁山伯，不由我又是喜来又是悲”。而且范瑞娟也在演出山伯临终时创造出了新的尺调，弦下调，这出戏既可以算是越剧的一个高峰，里面又背负着袁雪芬个人的情感记忆。难怪她对我们看来已经是精品的电影很不满意。
作为外交武器的电影《梁祝》果然很成功，1954年去参加捷克的国际电影节，当时袁雪芬生病，范瑞娟独自出访，“那就不是一般的轰动，而是惊奇、惊叹之声不绝”。
越剧本身的优美和梁祝的爱情故事都让人赞美，大家更奇怪的是，怎么也找不到演出梁山伯的演员。原来那时候正好国内提倡要美化生活，姑娘要好好打扮，结果很少穿旗袍的范瑞娟第一次烫发，穿了绣花旗袍和高跟鞋，“丝毫没有男人味道”。整个电影节都觉得很新奇，还有苏联男演员冲她跪下，说要向“中国女人和艺术”投降，因为她们能演男子汉让人完全看不出来。周围人则冲着范瑞娟大喊“毛泽东，毛泽东”，那大概是他们唯一知道的中国人名字。
还没参加完电影节，范瑞娟又被周恩来叫到日内瓦，专门去会见卓别林。卓别林也对范瑞娟的女扮男装大为惊奇，席间，周恩来放了越剧，还放郭兰英的陕北民歌，把卓别林夫妇都弄得很兴奋，当时卓别林是电影界公开的左倾，周恩来把外交活动做到家了。
一个基层越剧团的黄金十年
就在国营剧团忙于搞外交、拍电影的时候，私营剧团扩大了越剧的群众基础，以毕春芳和戚雅仙为台柱的合作越剧团就是在这个阶段崭露头角的。80多岁的毕春芳对本刊记者说起50年代很得意：“那时候，我们的群众基础最好了，现在戚派和毕派的唱段学的人也很多。”
合作剧团是私营公办的剧团，由文化局派干部下来指导，“我们没皇粮可以吃，只能自负盈亏，结果那时候就卖力演出”。之所以不进华东越剧团，是因为那个剧团出名的演员太多，当时还轮不到她出头，“据说连陆锦花她们进去都常常没戏唱”。
因为国营剧团忙着搞戏曲改革，改出来的新戏往往不成功，“比如有个三天赶出来的戏叫《千军万马》，没人看，报纸说台上千军万马，台下单枪匹马”。毕春芳告诉本刊记者，倒是她们编演的一些传统悲剧特别受欢迎。“在恩派亚大剧院演出《龙凤花烛》，1300多人的剧院，我们能演100场，还给看100场的观众发红蛋。戚雅仙的哭腔风靡一时，她在上面哭，看戏的在下面哭。看戏的人也不再是家庭妇女了，什么医生、教师、纱厂女工都有。”当时有人说，虽然越剧不能像新中国成立前一样大做广告，名演员的姓名也不能再用霓虹灯标志出来，“可是光13个纱厂的女工就能保证任何一场新戏上演两个月。”毕春芳还记得，女工们通宵达旦地排队买她们合作剧团《梁祝》戏票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