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重访“舞台姐妹”(6)
2009年6月29期，群艺越剧团下乡演出，演员们在后台忙着装束(蔡小川 摄)
1953年拍摄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彩色电影，在香港创造了票房纪录。剧中袁雪芬饰祝英台
当时合作剧团的收入非常高，1956年没改革前，毕春芳每月能拿到2000元左右，“当时周信芳也只有800多元”。1956年上面派人下来，说她们这是封建制度，要改革，改革后只能拿几百元了，大部分收入做了剧团的基金。“‘文革’前，我们剧团的存款就有60多万元，光录音机就有6台。”
出国访问也轮不到她们，而是经常要去支援各地，路线都是政府安排的，毕春芳记得她们去过大西北送戏上门。“去了宁夏中卫，我们开始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去那里，去了才知道，那里有去支边的2万多绍兴人。火车半夜到，结果半夜里火车站黑压压的，全是接我们的人，那里还没有汽车，是人力车把我们拉到剧场的。在招待所午间休息，一躺下来脸上全是苍蝇，没办法，盖上纱布睡觉。”
去内蒙古演出，呼和浩特的文化局长是个老太太，一看《玉堂春》就哭，不过很有意思，她告诫剧团的男导演，说看见有蒙古族的妇女摔倒一定不能去扶，一旦扶了，她就会要求嫁给他。“当时我们也没有怎么去过外地，都觉得好开眼界。”
这种艰苦的演出反而使毕春芳的戏路逐步宽起来，她本来以扮演俊美的书生出名，一次为了排演支藏的红色医生，去了刘家峡那边，在山林中搭台，唱戏的时候，一开口就进去一个虫子。“剧团病倒了十几个人，那里缺水，很多当地人不洗脸，结果我在那里也不洗脸，想想谁怕谁啊。”
因为经常要换剧目，她还演林冲、郑成功，她告诉本刊记者：“我那个林冲不怎么打，离别戏特别多，结果盖叫天来看我的戏，觉得不打不行，教了我几招。”
因为戚雅仙怀孕，他们剧团排了喜剧《王老虎抢亲》，没想到轰动一时，毕春芳的喜剧才能被发现了。“剧团演出几场后，也习惯了从正剧转为喜剧表演，原来悲剧不是我们唯一的专长。”结果又是到处巡回演出，“别人说你们不是在抢亲，是在抢钞票”。于是合作剧团接连排了几出喜剧，比如《三笑》和《三看御妹刘金定》。
《三笑》在上海演出的时候，其中一场是太师府两个傻儿子夜探牡丹亭。“台下一个老太太，看到那里笑背了气，被送医院抢救没抢救过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成了我们的罪状，要我们赔偿性命。”前些时候上海正好重新上演《三笑》，毕春芳也去看了，不过她已经觉得不好笑了，导演重新编辑过，加上“演员演出机会少，在台上太紧张，你紧张人家还笑什么?我那时候演戏，讲究外松内紧”。
几出喜剧还被香港演出公司邀请去了深圳演出。“那时候深圳真是小渔村，只有一家剧院，由香港中旅组织观众过来看演出。不过演员不能和他们接触，戏场的前后院用铁丝网隔开，他们只能隔着铁丝网和我们说话。礼品、鲜花都是由公安转交的。”因为看到这出戏的市场，当时已经快倒闭的香港长城电影公司找到了上海市委宣传部，由合作越剧团无偿援助他们拍电影，双方主创人员在华侨饭店吃了一顿饭，他们把主要演员的表演用胶片详细地拍了回去供他们的演员学习，幕后代唱也是戚、毕，只是换上了夏梦等明星表演。
结果，影片轰动东南亚，长城公司活了，可是一个字没提合作越剧团，“我们那时候是只讲奉献不讲名利的信徒”。
那是20世纪60年代越剧的最后辉煌，袁雪芬觉得，50年代末，60年代初，正是越剧的黄金时代，电影让更多的观众都认识了越剧，越剧姐妹们创造的主要流派有了广泛影响，而越剧的编导舞音美也日趋成熟。黄德君告诉本刊记者：“不像现在，越剧的那些东西都已经被兄弟剧种学会，我们一点也没有超过它们的地方了。”60年代，袁雪芬想推行越剧的第二次改革，摆脱只有小生、花旦唱主角的传统，“她想上演一些历史剧目，丰富越剧的主题和行当，结果没开始就‘文革’了。老太太一直为这个感到惋惜”，黄德君说。
相比之下，苏石风倒是很乐观，他说：“我们完成了我们的任务。”
1971年4月的一天，越剧姐妹们都在上海郊区的干校改造，吕瑞英独自在田埂上走着，暗淡离去，在等到组织给她一个正确结论后，她下决心脱离舞台，当天就决定去广东，和在军队的丈夫团聚。她那边的职位是在一家派出所管理档案文件，袁雪芬当时也在田里劳动，看着多年一起演戏的吕瑞英离开，送别的话也不敢说出口，只能含着眼泪想，越剧没有后来人了。■
（感谢上海越剧院韩蕾以及张勇为采访提供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