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重访“舞台姐妹”(4)
2009年6月29期，群艺越剧团下乡演出，演员们在后台忙着装束(蔡小川 摄)
1953年拍摄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彩色电影，在香港创造了票房纪录。剧中袁雪芬饰祝英台
不过袁雪芬已经和5年前马樟花去世的时候很不一样了，她在后续事件上起了决定性作用。先是联合徐玉兰等人当场控诉筱丹桂的丈夫张春帆，逼他为筱丹桂做孝子，把筱丹桂留下的东西全部从张春帆那里要走，后来又上法庭控告张春帆，“请求法院申雪”。
明眼人显然能看出，筱丹桂之死勾起了袁雪芬对马樟花之死的回忆，引发了她的无限怨恨。
周宝奎告诉本刊记者：“要不是袁雪芬一追到底，张春帆也不见得会是那种下场。袁雪芬很厉害，新中国成立前张春帆审判后被无罪释放。1951年，陈毅市长不知道怎么又专门下令逮捕张春帆，袁雪芬带头在报纸上控诉他的罪行，要求枪毙他，结果真给枪毙了。其实张春帆并不完全是个无业流氓，靠筱丹桂赚钱养他，他自己在虹口也有工厂的。”
义演和筱丹桂之死两个大事件，几乎把越剧界所有人都动员起来，这在任何一个剧种中都是少见的。黄德君告诉本刊记者：“这里面有没有地下党的作用大家不知道，最早这两个事情是自发开始的。”
不过地下党此时已经完成了在越剧界的积极布局，这和周恩来有很大关系。1946年周恩来在上海进行国共和谈，当时正好《祥林嫂》演出不久，他到上海没几天就去看了越剧，看的是《凄凉辽宫月》。
周恩来没想到越剧已经有这么高的水准，黄德君说：“总理很懂戏，所以第二天他就把于伶叫去，说应该很好地注意袁雪芬的剧团，他觉得她们有观众，这就是力量。他还布置于伶他们要接近和帮助她们，让她们走上革命道路。”
当时袁雪芬根本不知道周恩来看了戏，只从报纸上知道有中共代表团来过了。第二天周恩来看见报纸上消息说“中共代表团看了越剧”，怕会让剧团引起注意，就指示又发了一条消息，说中共代表团还看了评剧、沪剧，“均甚感兴趣”。由此也可以看出周恩来做事情非常谨慎。
离开上海的时候，周恩来又叫地下党把正派的同志派遣到地方剧团中，当时有“四小名导”之称的党的外围组织的吴琛进了徐玉兰的剧团主持剧务部，没多久，地下党钱英郁也进去了。徐玉兰对本刊记者回忆这些进来的党员时觉得很有意思，她说：“我哪里知道他们的身份，那时候我们玉兰剧团很强大，有四编剧四导演，都是我谈的，我找这些先生只看他们的编导能力，半年签个合同，试试就知道他们的深浅。”好在这些编导都是有才能的人，他们帮徐玉兰量身定做了几出戏，每出戏至少能演上一个半月，比一般的剧演出时间都长，甚至连没有生旦缠绵戏的《国破山河在》都能演得“红透半边天”。“谁是不是共产党员我才不关心。”徐玉兰说。
唯一比较明显是共产党员的是袁雪芬剧团的刘厚生，因为他太进步了，大家不太敢和他接触。袁雪芬不太在乎，反正她一向喜欢“反抗”，甚至她1949年所演出的卓文君都是一个反抗、奋斗的女性，一方面身上有很多飘带，做出各种优美动作，但另一方面又太进步了，不让丈夫做官，满口大骂贪官。
但是袁雪芬确实是个不懂政治的人，新中国成立初期，袁雪芬和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作为戏曲界的四个代表被请去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她一向不喜欢参加政治活动，也讨厌开会，所以毫不迟疑就推却说：“我不去，我要好好演戏，过去我不问政治，现在也不问政治，你们叫别人去吧。”
那年她27岁，黄德君说，其实她还是和当时拒绝给宋美龄唱堂会的时候一样“不知深浅”，不过她这种性格很被大家喜欢，梅兰芳他们总是说“雪芬这孩子”，而周恩来特意叫人每天给她送去牛奶和鸡蛋，因为她从前得过肺病。回上海后，她就说要参加共产党，结果别人给她一张入团申请表，袁雪芬非常不高兴：“好像我入党还没有资格似的。”
“戏改”的幸运儿
在党看来，包括袁雪芬在内的这批越剧演员虽然新中国成立前也进步，但是确实离党的要求还有距离。
1949年7月，华东军管会文艺处举办第一届地方戏曲研究班，主要对象就是越剧演员，当时办班经费要200元，戏改处副处长伊兵很犹豫，袁雪芬却努力表现：“1946年我被人暗害泼粪后，有个戏迷卢太太为了安慰我，送给我一台钢丝录音机，还有一辆汽车，我无论如何不肯要，结果她硬把户头过给我了，现在那汽车我还没动，卖了办学习班好了。”可是伊兵回答她，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不要。
伊兵是越剧新中国成立后戏改的关键人物，他也是浙江嵊县人，40年代一直在四明山的游击队中任社教队的指导员，金采风告诉本刊记者：“听说他在山里面还演出越剧，对越剧的感情很深。”1949年他在上海实际领导戏剧工作，在上面还没有明确指示的情况下，按照他的乡土情怀和革命思想开始了越剧的改革，而这种改革也注定以毁誉参半的方式结束。
研究班上伙食很差，徐玉兰向本刊记者回忆：“一碗豆芽煮豆腐就往地板上一放，8双筷子往地上一撒，桌椅板凳皆无，就喊我们来吃。”要不是怕别人说她是娇小姐，要当逃兵，徐玉兰是坚持不下来的。她的搭档王文娟就没忍住，只待了一天就回家了。
只有袁雪芬很积极，她头一次听说戏剧要为工农兵服务，觉得很新鲜。于是她提出“回到农村去”，建议大家轮流下乡，于是即使是和她长期合作的她剧团的成员也很生气地说：“你自己去就够了嘛，何必我们大家一起去。”
尽管方针不够明确，但国家剧团是要成立的，1950年华东越剧实验团成立，袁雪芬任团长的这个团像文工团一样，经常上山下乡，以至于上海观众抱怨怎么看不见这些演员了。而对于演员而言，更现实的问题是“革命”与现实利益的对立——一部分没参加剧团的演员，面临养家糊口的压力，而且很多剧团更现实的是，主要演员进去后，配角可能没饭吃。
1951年刚18岁的吕瑞英就面临这样的抉择。现年已经76岁的老人站在本刊记者面前的时候，还是觉得她和别的越剧名角有区别，笑容简单，穿着大方，听说要照相也毫不犹豫，只对着办公室里的玻璃梳了梳头，不像别的老演员那样注意形象。很可能是因为她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出来的第一代越剧明星的缘故。
当时吕瑞英谢绝私营剧团而进实验剧团是被表扬的“革命行动”，可是老人现在回忆，却觉得没那么“革命”，当年阻止她的养母也是很可以理解的：“她养我就是为了靠我，我进了国营剧团，收入锐减。”
未进剧团的时候，她被名角范瑞娟发现，带进自己的东山剧团，当时东山剧团已经是没有老板的姐妹剧团了，主角能拿20张票款，她是主要配角，“一场演出，我也能拿七八张票款，再怎么算下来，一个月几百元收入是有的”。而国营剧团的领导者伊兵还在为200元的办班费用发愁。
当时国营剧团在招兵买马，而与此同时，未加入国营体制的尹桂芳的芳华剧团因为缺少合适的当家花旦，也看中了长相甜美、嗓子清亮的她，要请她去，“那是尹大姐啊”。尹桂芳的辈分比袁雪芬还要高，而且在观众中有巨大的号召力，50年代末她的剧团离开上海支援福建的时候，不少观众哭得晕过去，传说不少戏迷还准备去拦截她乘坐的火车。
养母当然愿意，在尹剧团演主角收入至少2000元。“我养母是童养媳妇出身，我要是能成为尹桂芳的搭档，她一辈子的心愿都满足了。”可是吕瑞英的想法很简单，“去了尹大姐的剧团，我就是主角，什么都学不到了，可是华东实验剧团名角那么多，我还可以有很多机会学习”。结果养母打了她一个嘴巴，说你翅膀硬了，不用回家了，她哭着辩解，我又不是去做坏事情，18岁的她“一边哭一边想我晚上睡在哪里”。
结果，张桂凤让她不要哭：“领我去她家睡，后来和伊兵说了，伊兵当时就在越剧团给我找了间宿舍，那日子就好过多了。”那宿舍和我们采访的会议室在同一层楼面上，木头地板，窗外安静的院落里有猫走过。“不过我们那时候，练功比现在积极。”吕瑞英一笑。
吕瑞英后来创立的吕派以音乐性强、细腻多变而著称。“那时候进了国家剧团，喊我们自己定工资，因为还要养家，怕养母说，我给自己定了200元，其实已经很高了。因为国家剧团不再需要自己准备服装了。”
“那时候是真想学习，觉得自己不够，去常熟路一幢房子里找了个钢琴先生，试声练唱，回剧团就闭门练功。结果有人向伊兵汇报，说我只专不红，伊兵找到我，我对他的话记得特别清楚。他说，‘不学戏不会提高，小鬼，你的任务就是当好接班人，不要听别人的’。”吕瑞英说，“80年代我也当越剧院的院长，我想这种话我就说不出，总归要假装平衡一下的。”
1952年去北京地方戏曲会演，吕瑞英配合袁雪芬演的祝英台，演丫环银心，这么个小角色也得了三等奖。“那次是在大栅栏一家酒店吃饭，伊兵在楼下，看见我把我叫下楼说，知道吗？这个奖牌是奖励你将来的。他是打游击出身，说话很直接。”
当时袁雪芬、傅全香一批演员都是30岁的盛龄，可是伊兵已经想到了要培养新人，他着力培养的吕瑞英和金采风后来都成为流派创始人，而且他善于把老剧目推陈出新，并不排斥所谓的老戏。吕瑞英的代表作《打金枝》就是一出从晋剧移植过来的老戏，“他总说戏要老戏，人要新人，所以像一些骨子老戏，《盘夫索夫》、《碧玉簪》我们一直都在演出”。
而且他放手让她们去演出，他觉得民间艺术里精华很多，稍加改造就是雅俗共赏的东西。“我们虽然年轻，但是那时候演出机会多，在这出戏里是配角，另一出里面就是主角了。那时候锻炼的机会特别多。”吕瑞英是科班出身，“唱腔是我们自己设计，那时候的编曲主要是写一些过门，包括把我们的唱腔记录下来。”她给《打金枝》里的公主、《西厢记》里的红娘和《穆桂英挂帅》里的女英雄各自设计了不同的音乐类型，因为音乐性丰富，所以吕派现在也以难学著称。
结果1954年全国会演，吕瑞英就已经是一等奖得主了。“伊兵真会做思想工作，他问我，这块金牌有多重啊？我以为他问我重量，就傻笑。他说你要是从此不进步了，这金牌就压死你，这句话我终身受用。”
金采风不像吕瑞英那么想演戏，1952年参加全国会演，伊兵派给金采风的任务是向老演员金艳芳学老戏，然后去参加全国比赛。金艳芳当时才30岁，不想教，觉得教了自己就没饭吃了，正好金采风哭着不肯学，说会演的不叫她演，不会演的倒叫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