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沙龙在1966”评论《志摩归去》：“我只能肯定它主题的深刻，却完全不能肯定这部作品本身，因为它根本没有做到‘自证主题’。”

　　“北小京看话剧”评论《青蛇》：“三位主演形成了一台表演的盛宴，却被无处不在的俗磕儿削弱了表演张力。

　　至于个人最欣赏的剧评人，我当初写剧评就是因为我认为在上海几乎没有剧评人可言，所以我确实没有什么最喜欢的剧评人。但我常看文艺评论类的书。我最喜欢的评论集是波德莱尔的《一八四五年的沙龙》，波德莱尔在评述那些画作时所倾注的情感，那种对于美，对于艺术纯粹的敬畏和爱，深深打动了我。给我同样感受的还有阿尔托的《剧场及其复象》。同时我也喜欢那些知识储备丰富、逻辑缜密、表述清晰而富有趣味的评论者，比如罗杰·伊伯特，比如毛尖，比如刘瑜——她在《民主的细节》、《观念的水位》中对某些基本政治概念不厌其烦的扫盲和普及是我的榜样。

　　“北小京看话剧”：理想的评论，就是对戏剧提出专业的、公正的批判，分析戏剧问题，促进戏剧发展。剧评应该是推动戏剧的一部分；没有戏剧评论的戏剧界是盲目的，没有真实评论的戏剧界，更是虚荣和虚假的。

　　至于剧评人，个人见解，在西方戏剧史上，真正好的剧评人，都是那些真正好的戏剧人。只有懂戏剧、了解戏剧的人，才能写出好的戏剧评论。

　　东方早报：作为剧评人，你们对自己的要求抑或期待是什么？

　　“押沙龙在1966”：我要求自己给出真实而尖锐的时评，始终这样。Jauss教授(编者注： 德国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接受美学的主要创立者)说，一个作品即使印刷成书，读者没有阅读之前，它也是半成品。我认同这个说法，并想更进一步说，一个演出，若观众看完毫无反馈和评价，在观众和表演团体之间没有形成有效的对话，那么它也不能算一个完整的作品。因此我想通过写剧评，使一场演出、一个作品具有更完整的意义，让受众与受众之间、受众与演出团体之间形成对话。

　　其次，我还希望能传达一些关于戏剧的最基础的观念给大家。我不敢说自己是在做戏剧的启蒙教育，但确实想要消除一些错误的认识，设立一些基本的标准，让大家一起思考、讨论戏剧“好”的标准是什么。

　　“北小京看话剧”：我是在去年初决定写剧评的。当时的状况是看不到真实的戏剧评论，能看到的全都在互相夸奖。我对戏剧界这种虚假的面子评论实在不能再忍受下去了，特别是看到这类剧评之后，自己进剧场一看，懊悔之心腾然升起！所以想把自己如鲠在喉的真实感受写出来。我希望更多的人通过我的剧评能够热爱戏剧、了解戏剧，甚至，通过戏剧了解自己，而不是别人的名片。

　　具体到评论，我希望自己能做到相对公正。当然，这个世界上似乎不存在绝对公正的剧评人。一篇剧评的好坏，与写评人的素质与诉求有直接关系；写得再好，都免不了文字中洒落些个人情愫与愿望。但我希望自己始终站在戏剧的立场，坦言自己最真切的感知，多年的看戏经验要求我在评论中绝不偏倚，更没有丝毫退缩，并永不虚张声势。

　　东方早报：自从决定做“隐身剧评人”开始，你们一个月大约要看几部剧？按照什么标准进行选择？开销大约多少？

　　“押沙龙在1966”：我平均一个月看两到三部戏。没有特定的选择标准，新人导演和编剧的处女作我会特别关注，上海话剧中心制作出品的戏也基本会看，外国引进剧目更是要看，剩下的就是几位知名导演的新作品，也尽量去看。一个月戏票的花销大约在500元左右。

　　“北小京看话剧”：以前没有什么标准，只要人艺和青艺的戏就必看，后来会认准一个演员或是一位导演。现在北京的戏剧市场已经非常繁荣，想做到每戏必看是根本不可能的了。我选择看戏的标准就是：搞笑、白领、减压、电视剧故事翻拍等娱乐类别的戏一概不看，剩下的有时间都看。

　　通常小剧场戏剧我会买最低价的票，100元到150元之间。大剧场的票我会买280元或380元的票。如果演出非常值得期待，会不惜代价买最贵的那个价位。现在的戏剧票有点太贵了，我这个看戏长大的观众也不得不常常打起小算盘。比如《如梦之梦》，想到看完此戏的钱可以看8到10个小剧场话剧，我就决定放弃，把钱和时间留给新兴的小剧场戏剧作品。

　　东方早报：你们两位一南一北，尽管素未谋面，但想必神交已久。评价一下对方吧？

　　“押沙龙在1966”：我非常尊敬和欣赏“北小京看话剧”。我欣赏他剧评中显示出的专业精神和对于戏剧真诚的热情。对于戏剧的认识，对于审美的追求，我们有一些相似的标准；而对我们来说，那是“常识”。

　　“北小京看话剧”：我拜读过“押沙龙在1966”的文章。她写得很棒！我深深敬佩她独立并真诚的剧评声音。其实，无论是“北小京”，还是“押沙龙在1966”，我都希望能越来越多，在只要有戏剧演出的地方，就会出现真实剧评的声音。只有这样的声音更多起来之后，戏剧市场才不会被业余分子、娱乐组织、和捞钱能手霸占主流！

　　东方早报：最后一个问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们觉得自己可以不再“隐形”，而能以真实的身份亮相，做一个公开而公正的剧评人？

　　“押沙龙在1966”：目前肯定不会。“押沙龙在1966”是我的房间，不会轻易毁掉。而且，就像前面说过的，身份可能会影响大家阅读时的纯粹性和客观性，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另外，我是否以真实身份亮相，并不妨碍我一直会努力做一个公开而公正的剧评人。

　　现在有很多人看我，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情，他们觉得“押沙龙又要喷了”，还有不少人常常会在微博上邀请我看戏，说“求虐”，我觉得自己已经和留几手(编者注：微博红人，以毒舌甚至对网友外貌等的攻击性点评著称)差不多了！大家像看西洋镜一样地看我，他们被刺激、犀利的感觉吸引，这没有错，但不够专业。

　　所以，我也热切盼望有一天我能毫无顾忌、不加修饰地走出房间。那一天，上海北京已逐渐形成了成熟的评论环境，人们尊重专业，尊重评论的价值，创作者和评论者之间也不会再那么剑拔弩张或视而不见，剧评人不会再受到无理的谩骂，他们的价值会被大众认识。

　　“北小京看话剧”：我没想过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亮出真实身份，不过这个问题与剧评的公正无关。至于何时、怎样亮出身份，我现在还没有答案。

　　“隐身剧评人”精彩语录

　　咏春拳有三板斧，上海话剧也有——都市白领，悬疑惊悚，欧美经典。如果给上海的话剧市场做一个风险评估，简直可以因为这三板斧得出最完美的数据。

　　想必随着《蒋公的面子》在上海北京等地的巡回演出，全国各大艺术院校都会开始开研讨会。

　　会上情景一，教授们痛心疾首地问：“我们差在哪里？到底差在哪里？”转过身呢，该退休的退休，该写策划的写策划，该骗科研经费的骗科研经费，该排晚会的排晚会。

　　会上情景二，怀着艺术梦想的学生也不免痛心疾首地问：“我们差在哪里？到底差在哪里？”转过身呢，该逃课逃课，该睡觉睡觉，该糊弄回课继续糊弄回课。

　　以现在观众的宽容和仁慈，他们觉得一个戏难看，都不敢坦诚自己的直接观感，还要把罪责揽到自己身上：“可能是我没文化，理解不了。”而只要主创稍微动用点苦肉计，或者展示一点对于题材选择的诚意，他们就非常愿意肯定他们的态度：“演员好辛苦啊，演得都出汗了，赞一个。”

　　责任，总是可以推卸的，反正体制和观众是永远的冤大头；演出，总是可以继续的，反正改编和明星是万能的狗皮膏药；就像这个国家的一切行业一样，愈快乐愈堕落，一起高速滑向毁灭的终点。

　　——“押沙龙在1966”

　　我没有权利反对你用舞台宣泄你的世界观价值观，你的爱情和风化雪月，甚至你的黑暗，但是，你需要有一个基本底线——那就是对这个社会的责任。站出来喊的不一定是英雄，说真话有时候就是个起哄架秧子的作用。我们这个社会不乏叫嚣者，他们有些甚至带着公知的头衔。您站在一个公众平台上表达自我，我并没打算从您的作品里吸取更多建树，但也绝不愿意看您把泥汤子一样的丑恶抖落在我面前，笑闹着洒我一身，却没有给我哪怕一滴清水。

　　其实观众真是不在乎的。至少我不在乎你们出戏的速度，也不关心你超越了谁，树立了怎样的标准，在戏剧场里哪些手段是属于新浪潮的。对于热爱戏剧的观众，戏剧人与其思想对接是最重要的，你要表达的如果不是一个故事，至少是一个观点。剧场技术是否革新了，在眼前看来也许是值得一提的，可是放在世界戏剧演出史里，无非是各个国家戏剧人相互借鉴，反复使用的各种招儿罢了。

　　《喜剧的忧伤》证明了这是一个好大喜功的时代。这是一个明星权贵代替信仰的时代。……曾经有位Postman先生在1980年代中期说过：“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让文化变成一个监狱，另一种就是把文化变成一场娱乐至死的舞台。”《喜剧的忧伤》讲述的是如何把文化变成监狱，而这部演出的本身却是“把文化变成一场娱乐至死的舞台”的活例子。

　　亲爱的戏剧人，不要把你所选择的职业与金钱相提并论吧。戏剧不应该着急忙慌地赶上资本的高速列车，真正的戏剧应该关乎个体的人生。因为在我们漫长的人生过程中，资本也许能把我们抛向高空，但戏剧始终能接住破碎的我们。——“北小京看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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