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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风云儿女》性格悲剧比社会悲剧打动人

http://ent.sina.com.cn 2005年10月12日18:13 新浪娱乐

  第一次看《风云儿女》是在一年之前,观看时人物的行为和说话方式都让我忍俊不禁,直接从全景跳到特写的影像所带来的视觉感受也让我感到极为不适。但过后不久就忘得差不多了。如今静下心来再看,惊讶地发现,那时的人好先进啊!服装,布景受西方影响也特别西化,说话时英语脱口而出,在片中我们还能看到一度被限制的接吻镜头,甚至还对时下才开始流行的男女“新同居时代”有过一笔描述。

  诚然,老电影并不能如现代电影一样给我们舒服的享受,但是如果我们用现在的观点苛责当时的电影,那就有数典忘祖之嫌了。因为电影毕竟是有历史的:从黑白到彩色,从无声到有声,经历了这一阶段,才有了今天成熟形态的现代电影。在中国电影短短一百年的历史中,三四十年代只能算是童年时期。这些影片在很多方面相比于今天确实都显得拙劣粗糙,但是经过岁月一次一次的淘洗,却能历久弥新,这才是老电影的魅力。仔细品味,早期电影人做电影的观念以及影片中所反映出来的很多观念并不亚于现代电影,甚至更超前。

  这部诞生于1935年的《风云儿女》是由电通公司摄制的为数不多的几部影片之一。电通是左翼电影人的大本营,影片所宣扬的抗日救国的倾向显而易见,片中的插曲《义勇军进行曲》也因其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反抗精神而被定为新中国的国歌。由于时代和社会状况的改变,这样的影片如今看来有着她不可避免的主题上的局限性。单从政治上来说,影片充其量也只是一个讲述了一个诗人由迷茫而觉醒,最后投身革命,从而号召大家起来抗日的故事。但是暂时抛开影片的政治目的不讲,辛白华的故事更像是一出性格剧(不能说是悲剧),面对选择优柔寡断的性格,在很大程度是他巨大痛苦的根源。

  1932年的上海,表面的繁华下,经过了“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的城市笼罩着阴郁的愁云。几个分属于不同阶级原本没有任何联系的人因为住在同一个小区而认识并纠缠,他们个人的遭遇代表了一个阶级的普遍状况,从而展现了极为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以史夫人为代表的买办官僚因看不到前途而醉生梦死,“我不想想过去,也不想想将来,今天,我只有今天”;以梁、辛白华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祖国的充满了忧虑,为着“只有穷人才能救穷人”的理想努力;而以阿凤母女为代表的普通劳苦大众,在日军的铁蹄下流离失所,穷困潦倒。

  诗人的身份一开始就决定了辛白华是个浪漫气质严重的人,他本性善良,瞒着质夫当掉小提琴替阿凤母女交房租,主张提出收养丧失双亲的阿凤;对于女性,他的理想是“懂得诗,懂得画,懂得人生”,对优雅的史夫人极其崇拜,因而坚持阿凤进学校而不是去做工;但对于时事和国事他就没有质夫敏感,也没有他认识深刻。质夫更积极主动,目标明确,是一个坚定的革命战士,很多时候辛白华都依赖着他。

  梁质夫被捕后,犹豫徘徊中辛白华如同失掉灯塔的航船。在他受到通缉最需帮助时所有人冷眼相待,只有史夫人对他热情款待的,自尊和自负将他推向了她。但他始终明白沉醉在梦幻中是不行的,残酷的现实不时地提醒他,梦境始终是梦境,“梦境是不会长久的”。他躲到青岛——被他视为桃花源的地方,但是这里的海面上竟然停着外国的军舰。他忧愤烦躁空虚,急于摆脱,前途的渺茫和不可预知阻止了他的进一步行动,于是只有苟全性命于乱世。

  他浪漫的完美主义的理想一再受挫,痛苦万分,史夫人却一再讥笑为是“傻孩子”的行为。而在阿凤那里,同样的行为却被视为拯救,聪明灵秀的阿凤于是成了他的寄托!他用凤凰涅磐重生的典故给阿凤起了“新凤”的名字就有这样一种美好的初衷。与阿凤相遇,《铁蹄下的歌女》再次激起他的爱国情绪,也提醒他现实的残酷性:阿凤因交不出学费竟已沦落为歌女,他所担心的“天真纯洁的女孩在万恶的社会中难保是不会堕落的”竟然活生生地发生在自己所喜爱的姑娘身上。很明显,辛白华更喜欢拯救者的角色,这也是他的诗人气质所造就的骑士理想。所以尽管他一再犹豫之后,在好友梁质夫牺牲的促动下,终于让他果决地放弃荣华投身革命。

  人性是共通的,性格悲剧比社会悲剧更能打动人的心。影片通过个人在动荡时代中的命运和抉择,反映了整个时代青年的面貌,来达到宣扬抗日的目的比起通过呆板的政治说教更具说服力。一个原本高大的人会使观众有距离感,他们更愿接受一个由平凡的人转变成的高尚的人。因而影片也不对人物的选择妄加评判,比如作为“反面人物”的史夫人。与史夫人在一起,确实麻痹了辛白华的斗志和勇气,但是如果说她是他堕落的原因,这种说法是不公允的。他一直处于两难境地,一边是梦境一般的生活,一边是严峻的现实,无法割舍任一端,他才痛苦异常。相对于他的彷徨,史夫人始终是坚决的,尽管她的主张不是积极的,而且是与时代相悖的。一开始她以深夜在巨宅中弹奏《献给爱丽丝》的形象告诉人们她是一个空虚寂寞的女人,等待着别人来拯救,他的诗人气质让她误认为他就是她的拯救者,她比他更向往梦境般的生活。在得到他的爱之后,她做一切她认为能让一个诗人快乐的事情,主张去青岛旅游(注意“不是逃命”),去看演出,“希望美好的梦永远的继续下去”。她的所有的行为与其说是来救他,不如说是为了救她自己,所以面对他的愁绪,她完全无法理解,她可以使他衣食无忧却无法满足他的精神需求也是她无法得到解救的原因所在。影片没有更多的篇幅描写后续的生活,但是可以想象,她以后的生活将回到影片最初时的状态。她也是一个值得同情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反感。

  当然创作者并不期望社会上的青年面对国土沦丧,国家将亡继续颓废下去。所以影片结尾处,特别设置了在辛白华和阿凤的号召下,所有逃难的百姓拿起武器,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向前方冲杀的情景。从编剧上来说,这个场景的情绪铺垫是不够的,看起来也特别的突兀,但是我们愿意相信这样的结局,这是对未来的理想,对国家的期待。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生吴益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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