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篮五号》差点被枪毙，因为这个戏里球队没有一个党代表

1992年3月5日，谢晋（左）与儿子谢衍合作拍摄故事片《熊猫吉米》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挑选熊猫演员

　　儿子谢衍深深理解父亲这代电影人的幸福与痛苦。“现在商业社会整个都变了，他不会去拍那些武打的东西，还是一直想写人，写那些底层的人。但现在的电影投资人，包括电影厂、电影总局都不会来拍这种电影，他跟潮流不合。所以对他来讲现在机会是比较少。”说这话时，中国电影刚好走过100年。

　　两代导演的分野在谢家父子身上可见一斑。谢衍在美国接受电影训练，习惯严格遵守制片进度和预算，绝不像父亲那样为一个镜头的完美在现场磨个没完。谢晋每每让演员到现场排练小品，不到满意绝不开机；谢衍则笃信“灵感”，不看重事先的安排设计，也从不带演员到现场排戏。谢晋作息日夜颠倒，越是夜深越有精神，但擅长见缝插针，一有空闲倒头便睡；谢衍一向早睡早起，收工从不拖延。

　　1992年，谢晋-恒通影视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虽然很大一块立足教学，也是谢晋的与时俱进。但两代电影人的不同道路，不仅是资本介入的结果——电影从没有离开过投资方的钱，不管是政府给，还是公司给；也不仅是电影理念传统与新锐的对峙、朱大可(blog)发起的“谢晋模式”讨论和谢晋批评华语大片“场面的恢弘与剧情的苍白”的对峙，而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都发生了巨变。

　　谢晋经受过哪个领导都能对电影“讲话”的政治压力、体制束缚，也得益于体制认可下调度、拍摄、发行的诸多便利。最明显的，许多人都有看包场电影、受爱国主义教育的记忆。但石川说，如果没有当年电影创作的举国体制，许多片子是拍不出来的，譬如《南征北战》，没有部队介入(就像汶川地震救援那样)简直无法想象，那么多大场面，只用了40万元。

　　石川对谢晋充满敬意，交往10多年，近两年来录下他的最后音容及艺术生涯片断，但他也对学生说：不太同意把谢晋的作品奉为大师级经典，也不同意把体制的账算在谢晋一个人头上。谢晋电影是传统文化的一支余脉，所谓“谢晋模式”不仅是他个人的(其他导演就没有模式？)，也是中国传统电影的。谢晋电影有思想性，但他不是哲学家，不是电影界的莎士比亚，他身份单纯，就是一个艺术家。

　　石川还认为，谢晋的巅峰之作与1980年代文化思潮的支撑有关，当时整个文化界浪头一致。但80年代末以后，这种力量分崩离析，各归其位。谢晋晚年作品表现出一种思想的无序状态，最后只能回到“人道主义”，与此有关。

　　这不仅仅体现在谢晋一个人身上，“第五代”后期作品就是参考。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这是姜文发回的短信。无论我们怎样地意外、不舍，谢晋以他的派头撒手归去。但愿天堂里有女儿红、他最爱吃的香椿炒蛋和臭豆腐，以及迷恋了一生的摄像机。

　　(鸣谢代琇、庄辛著《谢晋传》；古华著《芙蓉镇》；陆弘石、舒晓鸣著《中国电影史》、中国电影家协会(blog)编《论谢晋电影》；2004年央视《相聚流金岁月》，2005年央视《面对面》，2008年上海东视《可凡倾听》，以及上大影视学院《大师谢晋》摄制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