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拍的是自己的内心

　　中国电影从夕阳产业变成朝阳产业，而且一路在走上坡，

　　我既是受益者，同时也是推动者，我参与缔造了这样一个局面

　　■本刊记者／余楠

　　新世纪周刊：《非诚勿扰》的票房突破3亿，作为导演，你觉得这部片子为什么会受欢迎？

　　冯小刚：原因挺多的，我看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这是一个好看的电影。当然你也可以说我这个导演在市场上有这个品牌的作用，但我觉得不关键，比较本质的还是影片吸引人。如果仅仅靠品牌的效果，靠我跟葛优这样的一种组合，或者说是宣传，票房肯定到不了三亿五。如果你的电影不好看，但因为过去你拍得好看，大家认可你，所以这次来了，加上对葛优的认可，加上宣传，可能可以卖到一亿到一亿五，但绝对不可能到现在这样一个数字。

　　《非诚勿扰》的钥匙

　　新世纪周刊：你自己怎么评价《非诚勿扰》？

　　冯小刚：这个电影可以让观众很愉快，赏心悦目。葛优征婚尽遇着一些不着调的人，然后有一些挺有意思的事发生。其实观众就期待着下一次他又见谁，他们不希望葛优的相亲对象像一杯白开水地过去，这里边得有趣味，渐渐地我们就在这种兴趣盎然中，把观众带到了葛优和舒淇，秦奋和笑笑这两个人的世界里边去。

　　观众和我实际上都有一个兴趣，就是愿意看到他们喜欢的人踏上某一个旅程，旅程上发生一些有意思的事，同时这两个人的感情开始加温，产生一些化学作用。其实就是看两个关系还不明确的恋人去旅行，你还不知道有戏没戏呢，你觉得有点戏，但你也没有把握，这样的一种组合，其实对当事人和观众都有特别大的吸引力。这样的一个故事观众肯定是特别感兴趣的。

　　新世纪周刊：有些观众觉得北海道那段戏有些突然，你为什么让故事后半段在那里发生？

　　冯小刚：之前我自己去玩了一趟，感觉特别有意思，我一边玩一边浮想联翩，觉得好像应该有一些故事发生。

　　中国有一句话叫“身边无美女，世上无美景”。有的时候如果你在旅行，一下儿看到了一个特别优美的景色，其实你这时候很渴望和一个你喜欢的女人在一起，那就特别开心，特别浪漫。

　　浪漫这样的一种情怀每个人都有，就是拆脚手架的这些民工，他们在恋爱时一定也有很多浪漫的想法，内心有这样那样的冲动，甚至做出一些很浪漫的事来。包括看起来非常严肃的那些官员，就更不要说生活在城市里的一些年轻人。你说杨振宁，他也挺浪漫的，你看他拉着翁帆的手，在三亚那儿游泳，走路，80多岁了，很浪漫。

　　所以这个电影也是，越往后边越浪漫。有的人说我觉得前面还行，挺好玩的，后边那没劲，那干吗呢，跑北海道去，我想这种人特别抑制了他内心那种浪漫的感觉，其实这一段甚至比前边那个还有意思。

　　新世纪周刊：观众觉得片子里的植入广告太多了，你怎么看？

　　冯小刚：关于广告多这事，其实大多数看电影的人他无所谓，这是一帮成心想（挑剔你的），他拿什么恶心你呀，拿什么找茬呀，他反正得找点茬。你说你这电影好看，观众也多，票房也好，可他就是不甘心失败的命运，找一茬，就找这广告的茬。

　　哪个片子里没有广告啊，那《007》、《蝙蝠侠》广告多不多？为什么他不说呀，他就专找这个说。我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你比如说斯巴鲁这汽车，包括葛优在那儿打征婚启事那电脑，包括他们拿的手机，这些你反正电影里要出现，我不拿诺基亚就拿摩托罗拉，不拿摩托罗拉我就拿索爱，反正得有一个，你拿谁他都说是广告，而且它不影响剧情啊。他们开着车，那他们总不能走着吧，他就是坐一大巴，坐一卡车，你仍然可以找到一个（所谓广告），我觉着这个就是一小撮心里特不平衡的人发动的。也没事，人说说也行，钱都挣了你还怕人说，这个广告部分盈利起码是两三千万。

　　新世纪周刊：可是据说当初你为广告这事跟投资人摔杯子了。

　　冯小刚：当然你说我作为导演，当我觉得这事对剧情有干扰有影响的时候，就会提出我的不满和反对意见，也会争执，我也阻止了一些。

　　其他的现在出现在片子里这些，没有特别（不合适），除非你非要在这里头拍一锅炉去，那它不合适，我不同意的话，别人也拍不了。所以这事可能今后还会一如既往地存在，只是让它和剧情结合得好，不要生硬，不要孤立地蹦出一个来。比如招商银行那卡它就比较孤立，但是我念了一什么情呢？——当时拍《集结号》没人贷款，只有招行给贷的款，招行承担了很大的风险贷款5000万，我觉得这次我可以还他这么一个情，也不会对观众构成多大的不尊重，世事皆有原因，而且这些原因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新世纪周刊：念人家情，那还收广告费用吗？

　　冯小刚：收了他费用，也还是还他的情，也可能你给我钱我们也不让你在这儿待着，是吧？也可以不挣你的钱，我不允许你出现。但人家在你那么难的时候帮你了，你怎么这么没心没肺呀。

　　冯氏创作秘笈

　　新世纪周刊：你的电影并不刻意而为，其实就是你自己的生活？

　　冯小刚：我不是坐那啃书本的一个人，但是我举一反三的能力比较强。

　　有好些东西，和人的命运和运气是有关系的。有很多人条件都比我好，但就是弄不出来。我就是有一种好的直觉，直觉告诉我这事这样干，方向是对的，能成。在电影这件事上，我确实是有好的直觉，然后我行动力还比较强。好多人其实想法也挺好，但是他老不动，满足于说，说出来就完了，我是有一个好的想法，我一定要马上把它变成一个现实。

　　你要说勤奋和努力就能达到成功的话，这也不好说。你说那农民不比谁勤奋呀，天天早上起来披星戴月地就下地干活去了，流的汗也比你多，吃苦能力也比你强，但是他也没有走出他们那个村，走出他那个田野。这事也不是必然跟勤奋和努力划等号，这就是老天爷赏了你这么口饭吃，他就赋予了你这么个能力。

　　你比如说，就没法解释，我从第一部片子到现在，没赔过钱，每个都卖钱。中国（导演），包括香港你去数，没有这么一个（导演）十部片子，没有一部赔的，没有。比如说杜琪峰呀，刘伟强呀，他们都拍了一些很卖钱的，当然他们也拍了一些不卖钱的，你说这个是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

　　《集结号》玩得那么悬，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王中军，因为他对这个题材有感情，所以他说赔就赔了，就这么干了。结果它不仅不赔，还是很高的票房。其实在拍之前，包括我包括中军，我们就开始对自己有这么一份自信，自信于我们对一个题材的判断，我们对这件事非常自信，五个剧本放在这儿，五个方向放在这儿，该捡起哪个来，哪个做起来会成功，（我们）对这个的直觉非常好，这是讲不清道理的一件事。

　　新世纪周刊：你用直觉这么解释，肯定会让人觉得太玄乎。意会之外，总归还是有些心法是可以言传的。

　　冯小刚：就一部片子我们可能还能说出一些一二三来，为什么选择这个题材，但是你就没法说为什么每回都能看准，这个我自己有时候也在想，想到后来就不想了，就觉得这事啊，这是老天爷给你的这么一个（能耐），这直觉是老天爷给你的，实际上是他帮你判断的。他现在选了你，赋予了你的能力，这么一堆人，他就指了你了，那当然你怎么弄都成。我这算封建迷信了（笑）。

　　新世纪周刊：就说《非诚勿扰》，你的直觉怎么来的？有人说去年是“小三年”，你的片子正好迎合了这个主题。

　　冯小刚：其实也不是这一年，这是个永远都存在的社会问题。

　　但我拍这个的时候，没有去想“小三”这事，我就是为了给葛优俘获舒淇设置障碍，如果舒淇没有那么一个糟糕的感情漩涡的话，第一，这么一个女孩她怎么可能没事跑去征婚呢，我自己就说服不了我自己。第二个她跟葛优在一起的话，这事太简单，太容易了，这个不行。像她这么一个长得跟天仙似的女孩，肯定是在一个极特殊的情况下选择跟葛优这么一个人去见面，这是为了合理性而考虑的。

　　其实不仅是小三，每个人都是小三小四小五，现在你看到的都是幸福美满的一对，他们双方的内心深处没埋着其他地雷？不可能！谁都会有几个喜欢又没有好成的人，在心里头藏着掖着，看这电影的时候他们会感同身受。

　　但这个事不是08年才会有（共鸣），我拍《一声叹息》时，很多人也是（这样），那是很多年前了。伴随着人类成长，这事一直都会有。

　　新世纪周刊：你自己相信爱情吗？

　　冯小刚：我相信爱情，但是我不相信天长地久，你想想婚姻这事，它是法律的一个约束，这俩人在一起组成一个家庭，那剩下的还有很多时候它是一个责任，你要尊重这个法律的约束，你要尽一个妻子的责任，一个丈夫的责任。你不能说你不爱了，你就撂挑子走人，当然有这样的人，也有不少。还有一部分人他不撂这个挑子，他就扛着，但是你不能说他心里头没这个想法。

　　我们看我们的父母，他们很恩爱，携手走到了晚年，如果有一天你让他觉得你不仅是他的儿女，而且是他知心朋友的话，他会告诉你其实不是你表面看的这样。所以凡是电影里头有这样感情纠葛的东西，观众是相信你的。我就真的不相信一男一女俩人能热恋30年40年，肯定是不可能的。慢慢慢慢他就变成亲人一样。一个同事在一起工作10年，还不是说天天住一块呢，你都会有感情，你更甭说朝夕相处，那他最后肯定是情同手足，那么一份感情可能会是有持久力的，这是一个仗义和不仗义的事了，它跟爱情没关系。

　　新世纪周刊：你的电影流传最多的就是台词，这些冯氏风格的台词已经成了你电影的标签，你是不是在台词上特别花心思？

　　冯小刚：我自己在写剧本对话的时候，会非常的尽兴。有时候这件事说完了，但我觉得这话说得没意思，就不行。如果写了一场戏，这对话写得特别有意思，我才能睡着觉，否则睡不着。所以我有时候在这上边也比较任性，必须要满足自己对语言的这种游戏感，但我绝对不会完全孤立地去这么做，肯定最着力的还不在这儿。这就跟罗纳尔迪尼奥一样，你说他能不能啪啪啪地传球那样进球？肯定也行，他非不，他非得在带球的过程中脚底下来俩花活，这种花活有表演的成分，玩的成分，同时他这花活也有迷惑对手的作用，这东西对他的进攻是有帮助的。

　　新世纪周刊：你的10部贺岁片，除了一部战争题材，其余全是写当下，你为什么这么偏爱现实主义题材？

　　冯小刚：因为我拍这样的题材，我的脑子是打开的，我的“天线”都能伸出去，接收到这些信息，能够丰富这个东西。你比如说拍一个历史题材，我只能有一根天线，就是从那些为数不多的资料里去判断这个人物，他们的人物关系是不是这样的，我的经验放不进去，拍现实题材我的生活经验完全可以用上，我可以判断人物关系准确不准确，此时此刻他会不会说这样的话，他会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来，周围的人你都看得见。拍这样的东西我比较得心应手，拍别的就等于是拍你自己的知识储备了。

　　我不迎合大众，我拍自己的内心

　　新世纪周刊：你的电影在普通观众中获得共鸣最多，你是刻意去找大众内心最有共鸣的东西吗？

　　冯小刚：主要是我自己心里有的东西。我是把我自己心里头的一种热情，一种趣味，变成电影。基本上我的趣味和大众的趣味差不多，我不是一个曲高和寡的人，我和我周围的朋友对一些事物的看法大致一致。比如说我看到“9·11”那楼被炸了之后，我的心情很压抑很不舒服，基本上我周围的人也是这样。我不是那种说，嘿，这他妈来劲了，怎么才炸俩呀，怎么没炸十个呀，帝国大厦也应该炸了。我不是那种人。我没有那么恶，从小到大我有一点是没变的，就是对人的善意。我的价值观基本上和大家一样，是一个普世的价值观，这决定了我电影里的价值观也是这样的，要做大众电影就得这样。

　　我原来也是画画的，对写实画派的几个画家，像王沂东、艾轩、冷军、杨飞云这么一批，我真的很佩服，他们真的是牛。但还有一些人他们就是特别欺世盗名，弄了一些所谓的表现主义那样的（作品）。我总是特别怀疑他们的真诚，他们画的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不太用心，然后靠评论来包装，其实你看这个作品的时候，完全没有得到一个愉快的审美享受，他就是把一个东西弄得非常丑陋，愣说这丑陋高级、好，特别做作，同时你觉得他们也特别心虚。

　　从理性角度来说，我也可以认识到一些实验性的作品，它们对推动整个文化的发展是有益的，这里头一定是有真正好的东西，但我认为绝大多数不成。

　　新世纪周刊：这让人联想到当下国内的电影圈，有些导演的作品如今就有点“皇帝的新装”那意思。

　　冯小刚：电影其实也是这样，你说讲故事，这个没劲。讲什么故事呢？你讲一个呀！你拍一个楞说你没剧本，跟着就是一个（表现）状态的就来了。然后只要一帮评论的人，好上你了，你就胡拍，你自个儿都没想到，他能给你说出十条了，说这东西太好了。你就拍一个孤零零的烟筒在那儿冒烟，其实什么都不是，但是评论人就能把这跟哲学放在一起说，跟中国的社会进程放在一起说。他无限地引申。

　　评论家为什么好这样呢？因为评一个你也能看明白我也能看明白的（电影），他要但凡说得不对吧，明眼人一看就不同意，压根不是这么回事。说一个你们谁都没看明白的东西，他愣说他看明白了，你想想他有多大的优越感？

　　这是我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笑）。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但是它就存在。对这一部分，好玩这个的人，从我的电影来说，对他们，全部放弃！我就不争取他们的认同。但绝大多数人，像我们楼底下那个车库看车的，像我周围的很多普普通通的朋友，有正常人情感的朋友，我在乎他们看完了都说好玩，有意思。

　　新世纪周刊：所以你就坚定地选择了大众电影这条路走到底。

　　冯小刚：好多导演他也羡慕这个，但是他没有选择走这条路。有得有失，他失了这块老百姓的喜欢，但是他可能赢得了西方媒体的关注或者西方电影节给他一个奖，比如贾樟柯他不就是（这样）。

　　我最近看到有采访说，贾樟柯说我哭穷，他赚了钱了，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我是拍商业片的导演，但我不是商人，我是在给别人拍，自己在这里头没有什么挣钱的事，我就是挺喜欢这么干的，别人也不会亏待我，但我也不是在这儿发大财的人。今天终于贾樟柯他的采访印证了我说的话：他们是商人我不是商人。

　　诚意还是有用的

　　新世纪周刊：你还相信这个时代电影人的诚意吗？陈嘉上导演面对这个就曾经无奈地说，“市场残酷，诚意没用”。

　　冯小刚：这是他的一种心情，肯定是有点绝对了。仅仅是诚意当然不行，你要把这个诚意转换成能够吸引别人的一个作品。

　　比如《非诚勿扰》，如果我没诚意，就为了赚钱，像好多人说的，从头到尾就应该不断地见面征婚，一个段子接一个段子，喜剧效果特别强。但我不满足，我自己有一些东西，有一种情感要放在里边，这就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诚意，其实反而成就了这个电影。北海道那部分，我要是完全按没有诚意的（拍法），就为了把你们大家乐得前仰后翻完事，那电影未必能卖到现在这个票房，肯定不行。诚意还是有用的，你自己拍这东西你首先得喜欢它，爱它。你自己一点没感觉，一点不喜欢，完全纯技术性地做这件事，想在市场上有大作为很困难。

　　新世纪周刊：你拍的每一部电影，都源于你对故事产生的感情？

　　冯小刚：这个得分两种情形，一种是生理上的，一种是心理上的。

　　有时候电影导演拍一部电影，体力付出特别大，比如拍《集结号》就特别累。生理上的疲惫不堪会影响到心理状态，我拍那个就觉得为什么要受这么大罪，真是太累了。所以它就导致我要拍一个《非诚勿扰》这样的（喜剧），我拍这个电影，整个过程特别愉快放松，很享受。

　　现在捡起来地震这事要拍，最近开会我已经感觉到它的难度是空前的，远远超过《集结号》。可能拍完了又会觉得要休息。

　　为什么一直说要休息没休息，也是利益驱动。做所有的事，没有利益驱动其实挺难把这事（做下去），有利益驱动它是符合人性的，人就会干得很投入，但即便是有巨大的利益驱动，我也必须说我做事是有热情的，是有激情要做这事，如果完全没有我是做不了的，吃不了那苦。那我宁可这钱不挣了。

　　新世纪周刊：你提到了利益驱动，你如今已经成为国内票房最高的导演，观众也很买账，年底你又当了电影协会副主席，名利双收，你还在乎什么利益？

　　冯小刚：副主席这个事，对我来说是这么一件事：第一我不会争取去做这么一件事，他找到你了，想让你干这个事，它对你日常的工作其实没有任何影响，可能一年就开一两次会，然后呢，你做也行不做也行，做对你没有任何不好的影响，但你不做，人家想让你做这事，你非不做，你就平白无故地得罪了人了，那也犯不着。就这么一原因。你说我因为做这事，它给我多大利益，真谈不上，影协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新世纪周刊：和你同时代的很多电影人改行了，但你却在这个大环境下做得风生水起。你怎么看现在的这个大环境？

　　冯小刚：现在从市场的角度说还是不错的，观众人次、电影的银幕数量、票房每年以30%这个数字在递增。

　　十年前我拍《甲方乙方》3000万就是票房冠军，现在一个亿，你连前五名都排不进去。我感受到中国电影从夕阳产业变成朝阳产业的转变，而且这个电影一路在走上坡，我既是这个阶段的受益者，同时也是形成这样一个局面的推动者，我参与缔造了这样一个局面，所以我肯定我的心态是比较阳光的。

　　从大的方面来说，我非常满足，我很感谢这个时代，它提供了这么一个土壤，让我能够在这儿生根发芽，成长，从一个小树长成一棵大树，我是既得利益者，没有什么对这个时代特别抱怨或者特别反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