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去之前，我说我对这位冯爷的访问是不用准备的，或者说我用两手捧成个碗，说几句话，如果不出我的意外，他就能把心吐我手里。

　　八年前，(八是个虚数)，当他开始以神气活现、油腔滑调的京派作风在全国人民面前牛逼起来的时候，我就跟人说过，在这位爷眼里我看到了一种深深的忧郁。忧郁这两个字用在冯小刚这儿，让我有一种真正掌握了汉字力量和今洞察一个人的满足感。

　　这种满足感好象过去我在课堂上给老师挑错，那道我觉得很简单的题让老师讲错了答案，她这么错了大半堂，全体同学都在背诵那个错了的东西，这时候我就极其潇洒也可能极让人讨厌的在下边平静的说：好象弄错了。

　　我真喜欢这种感觉，当然我也喜欢那道看似简单的但会让所有人出错的题，因为就是它证明了思考和发言的乐趣，以及本人的存在。

　　略有不同的是，冯小刚这道题是全国人民都弄错了，当然这么多人都弄错，可能是他活该如此；另外，“冯小刚”这三个字代表的东西看上去就像错到了天上，可能也无伤大雅，影响不了任何人的前途。但我说了，我喜欢这种“就我一个人对了”的感觉，我愿意为这感觉活着，也可能今后就为这虚荣死掉。

　　好了，深深的忧郁，我们看看为何会有这样一个喜剧？去年那个［大腕］炒得正热的时候，我听说了这么个比喻，说冯小刚是“中国的伍迪.艾伦”，这确实是个不着调的联想；但相关的一种评论更加让人作呕，它以为冯小刚的喜剧充斥着“廉价的笑料”，换言之用“冯小刚”比“伍迪.艾伦”是污辱了美国的大师。

　　我却觉得相反，首先我不能把来自两种文明的电影放在一块探讨哪个更他妈的艺术，就像我不能说美国的火鸡比中国的烤鸭更艺术一样。而比较两个厨子的方法，有多种，最本质是比较他们的生存智慧和适应能力。

　　我想“伍迪.艾伦的纽约”一定比“冯小刚的北京”更能让人精神放松和随便说话，任何人在那儿拍电影只考验他天才与否；但冯小刚四周则紧张得多，光有表达的欲望和直率的勇气只能成为在地下一窝蜂的愤青；如果你问一个相貌怪诞的中国贫下中农是如何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的，或者说一个苦孩子的中国梦是如何实现的，这位冯小刚是个无法复制的楷模，那里边周旋于是非的智慧，平衡于上下的韬略，提防明枪暗箭的辛苦，承受浅薄误解的委屈，必定不堪回首。

　　你可以去问冯小刚或者靠走沧桑正道而如此牛逼起来的苦孩子，你问他“你丫怎么走过来的？”，“谈谈你成功的秘诀”诸如此类的问题，然后你可以数数他有多少苦笑，或者他还会不会笑。

　　说到这我到宁可把“伍迪.艾伦与冯小刚的比较”视为一个伟大的课题，它涉及我们进行审美和观察社会的方法和立场，可能相当崇高和具有教育意义(笑一下吧)。

　　结论非常简单和直观，伍迪.艾伦的喜剧是自由过剩的产物，我们的冯氏喜剧则是反抗什么(残酷)的产物。你还可以看看他们差不多一样的脸，纽约客的眼神里有的是颓废和淫荡，北京人的眼神则充斥着挣扎和无奈；艾伦先生始终在享受，喜剧是他的终极表达；而这位冯爷其实一直在斗争，几乎没几个人知道他的喜剧是他表象外的圆滑的适应，是他向制高点发起总攻前的历练热身。

　　那么冯小刚究竟想干什么？我想一个苦大仇深的孩子拥有一个春秋家国梦是很自然的。他在准备一个据他说比[辛德勒的名单]更好的本子，叫[温故1942]。拍出这个民族苦难史诗的梦，可能会让他做一辈子。但是，不用去劝他，我相信即使有他绝望那一天，那绝望也是幽默的。

　　我们倒相对认真地探讨了这个问题，即假如冯小刚就此封刀不再拍戏，他在中国影史的地位会如何。共同的结论是八个字：独一无二，名垂青史。我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即使你说这是中国电影的沉重悲哀，那这个悲哀的事实也不是冯小刚的错----十年以来，没有第二个人拍出如此“倾过倾城”的喜剧，没有人成为始终有效的号召力，甚至没有第二个人能成为他市场上的对手；但最重要的是没有第二个人在这个萧条悲哀的时代为大众奉献属于他们的喜剧，如同雪中送炭。这是个冯小刚的时代，你可以说，中国电影不死，那是因为这冯小刚还在幽默。

　　这道题确实很简单。但也有某些老师会说出另一个论调，所谓“能通过的就不是好片子”这话唬那一知半解的同学可以，我却知道很多自以为是的烂片，也靠这个往脸上贴金，以为他的自恋是最高的审美。其实厚道一点说，艺术家在那顾影自怜或愤世嫉俗也是劳动，但那是他自己的事；而冯小刚难能可贵，恰恰在于他站在人民中间的自觉，在于他诚恳的平民精神。

　　这与他底层的出身有关，与他对四周残酷环境的自我保护的谨慎有关，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韬光养晦有关，也与他对电影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的判断相关------一言蔽之，这是一支工农革命军在围追堵截的斗争中选择的一条长征之路，最为坚苦卓绝之路，也是一条真正为人民大众谋福祉(欢笑)之路，可能也是中国电影唯一一条解放和抗战胜利之路。

　　我得说，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同志，而他所受的委屈却乏人理解。若干年前，连续被毙掉四部作品冯小刚曾在一桌酒席上放声大哭，就是这场痛哭之后，诞生了中国电影史上最卖座的类型电影-----以冯氏喜剧为标志的所谓“贺岁片”。其实想想是有点滑稽的，冯小刚走投无路，索性就变成喜剧之王了。

　　现在你仍能听到有关贺岁片的各种各样的怪论，可笑的是冯小刚每次都极严肃认真的孤身投入到对他口诛笔伐的洪流中，据说还曾围攻宣传机关。我就说，即便鬼如冯小刚，碰到羞辱他真诚的浅薄，也会没了幽默感。其实冯小刚在这场始终无聊透顶的“贺岁大战”中是有口难辩的，因为他最有力量的辩词是那场酒桌后面的痛哭，而那其中的委屈是无法摆到桌面上的。

　　所以我们就有了这么一双深深忧郁的眼睛，藏着苦大仇深、春秋家国和一系列不能为外人道的隐衷。

　　冯小刚上次接受媒体采访，说了一句了不起的名言：幽默是一种劳动态度。你应该能体会出这句话就是五千年来中国人不知所以然的生存姿态；冯小刚已经看透了，所以他在这次访问中出人意料的对我谈起了------佛！

　　这样一说，冯小刚大概就已经不是冯小刚了。或者说，给人捧臭脚到这份上，已圆满得到了别的境界。但谁在乎这个？他可能只是个符号，一粒沙子。

　　这个采访是6月3日那天做的，之所以记这么清楚是因为第二天是中国队在世界杯上的首次亮相，而原来约的就是6月4日，我们打算跟冯小刚一起看球，然后噌顿饭，这么着把事给做了。想得挺美。但冯小刚一个电话，提前了。见面时我还说这事，他到没拒绝，“那明天来吧”。也没看出他热烈欢迎的意思。

　　那地方在望京什么花园里边，高层，屋子的设计简约透着随意，冯小刚后来说：“这都是我设计的。”那阳台的视野光线都很棒，摆着个台球桌，往上面一呆，让阳光一照，舒服得只想睡觉。

　　就像我说的，我们没做采访提纲，因为也列不出什么有意思的提纲。面对冯小刚，我要得不止是他的实话，而是他的真心。“他不掏心，我们就不做。”我说。哥儿几个有点不信以为我是在聪明人面前抖机灵，其实不是，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幽默大师的生活状态其实是沉重和疲惫。

　　一见面，果然如此，冯小刚很疲惫，大病初愈的样子，从始至终，除了苦笑，他没笑过。

　　记者：(以下简称“记”)每别的意思，就是好奇或者为了跟别人不一样，我们相知到你最倒霉那个时期的想法。

　　冯小刚：(以下简称“冯”)(谨慎地打量我们)这没什么意义，我真是不想说......其实也不光你们，包括那些外国记者，他们来访问我也大部分对我过去那几部被“枪毙”的作品感兴趣。但我觉得说这话题没意义。我必须学会自我保护。如果说这话题就为出口气！我觉得不是时候。我一直都在韬光养晦，从一个很不顺的状态里头摆脱出来。

　　记：你是不是认为那条路是死路？

　　冯：那条路已经走死了。[一地鸡毛]、[月亮背面]、[爸爸]、[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连续四个泡汤了，然后所有的投资人都躲着我了，千万别给他投资了！我是从那个阴影里好不容易走出来的，现在去勾那个事，解决不了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电影啊，我觉得要离政治远点。一个人如果满怀仇恨，心里有特别大的怒气，你拍出来的电影可能是一个优秀的作品，但他不会是一个大师拍出来的电影，在所有大师的作品里都是充满了宽容的。他把那种仇恨啊都给消化掉了。我想是这样的，那些事离电影本身越来越远了，变成一恩怨了。观众不愿了解这个，你发这牢骚也没用！

　　记：你说这话有分量，因为你毕竟走过了，完了就选择现实，没有逃避，而是继续想辙。

　　冯：必须这样，在这个阶段，你要想继续留在这个舞台上而不被消灭掉，你的积蓄自己的力量，这几年我完成了这么一个积蓄。就现在中国所有的导演都算上，没一个导演比我的观众群大！这个任务我完成了。现在中国电影的状况是水在不断涌过来，有一闸在这拦者，底下是一片很开阔的凹地，但现在那凹地里没有水，是干枯的。大部分人会觉得现在造这个船有什么用呢？费那么大劲儿，但从历史的规律看，水越来越多，不是水漫金山就是你提闸放水。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把船造好。

　　记：比如说[温故1942]。

　　冯：刘震云跟我的态度是一样的，这个剧本拿去送审，有很多人都说你这个剧本很好但是提了很多意见，但依照这些意见，那是没法改的，刘震云依然不灰心，不断地修改这个剧本。他是这个船更加坚固，只等这个规律到来的时候，第一个冲出去。我所做的工作是积聚起最广泛的观众，观众对冯小刚是非常的信赖。你为自己准备了那么多观众干什么，不是让他们没完没了的看贺岁片。

　　记：[月亮背面]是不是一个仇恨的故事？

　　冯：它是根据一个长篇小说改的，当时所有的电影都不行了。有一个作曲的叫陈襄宇，跟作者认识就推荐了这部小说。王朔先看了说觉得很有意思，而且弄电视剧又有人投资。它实际上是作者的亲身经历。但在小说里又往极端上推了推。讲两个知识分子身怀者对权贵的向往和仇恨，第一他们拼命想使自己也成为有钱人；第二他们又从骨子里破坏这个有钱人的社会秩序，最终他们都走向毁灭。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充满了对物质这样一个强烈的愿望，代表了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动疯狂进攻这样一个意向。

　　记：那会你还是有点肆无忌惮的。

　　冯：但现在这些事都是被打了折扣的，你要面对现实，要么被一巴掌跟一蚊子似的被拍死，要么就从那巴掌缝儿里飞出来。不是说你侥幸能飞出来，而是他没想真拍死你！所以我觉得这几年的贺岁片是非常成功的一部分，用这个电影在观众里形成了一个影响力。没有这些贺岁片，直接去拍[温故1942]是没有观众去看的。现在只要是我的电影，观众就会买票，他不后悔。

　　记：我们一直只掏钱买冯导的电影票(笑)。

　　冯：其实[温故1942]拍出来一定是非常成功的电影，但是要有前面那些贺岁片的累积。比如说[寻枪]当时是我力主他们投资的，按说它宣传的力度不比我的电影宣传力度小，但目前的票房很不理想。这说明什么？不是说这电影不好看，是他还没形成品牌。观众在电影院里看完了觉得不错，可有些观众他就是不进！我比他们占优势就是：走到大街上，观众会问我“明天拍什么？”他等着看。

　　记：你对那些刺耳的评论做何感想？例如说“廉价的笑料”？

　　冯：王朔曾经说过一句话“中国人本来就穷，身上的虱子还分三六九等”，他说这是中国做评论的人的一毛病，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对。从“佛”的角度来讲，你给别人带来了一个笑，这个笑只要是他发自心的感到了快乐，这他妈的就不可能是一廉价的！从这个角度讲，我给那么多人带来了那么多的欢笑，就算功德圆满了。哪怕从今儿起打住，不拍了！因为你拍了一东西，给那么多人一瞬间就在两个小时里头让他那么高兴，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会比这个更有意义！那你说什么是“值钱的笑”？所以这个说法是很廉价的！是不成立的！在“佛”面前芸芸众生的快乐是一样的！

　　记：你说到了“佛”.......

　　冯：我是有一感觉，一个人成了事，不管你付出了多大努力，我觉得是有“神”在背后推了你一把！因为从劳动这个角度来说，农民比我付出的辛苦和汗水多多了，但他们没成。这是有“神”有“佛”在推你，他不断地在给你一个想象力、好的判断力，我们经常面对那么多选择，你到底要往哪条路上走？因为大部分剧本都是我自己来写，到底要往哪个方向上走？你面前不断出现一道道墙，怎么能穿墙而过？比如说你在写剧本时附体到你要塑造的那个人物身上，要成为那个人物，才能说出那种话来，站在冯小刚这儿，说不出那话来，产生不出那样的想象力。

　　记：你不是信佛了吧？还是在研究这个？

　　冯：专门研究佛学到没有，但遇到关键的事，我也会到潭柘寺去转转。你需要一个东西给你动力。虽然这个过程很痛苦，但我还是乐在其中。观众为什么这么喜欢我？从根上说我不是一个解构的人，我是一个建构的人。我希望所有的事情都朝着一个美好的方向发展。当然我的表现形式可能不一样，但这正是有这么多观众喜欢我的根本原因。我们的手段有两条：一个是传奇性；一个是人民性。我希望自己的内心是美好的，不是昂肮脏的、充满了嫉妒与仇恨的。如果那么做，就会特别做作。

　　记：你看那些所谓的艺术片吗？

　　冯：现在中国所谓的艺术片，为什么拍不出好的东西来？别的就不说了，我觉得艺术电影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真诚，你是非常真诚的表达内心的愿望，现在国内的艺术片这条不具备，我看到的是怎么透过这个能够到那个功名。所以，他总在猜那十几个欧洲评委怎么想，老也猜不中。我在柏林的时候，电影节的一个选片人和几个中国年轻导演聊天，第二天我问他怎么样，收获大吗？他摇摇头说很失望，他们的想法太落后了。还是几年前的路子，想讨人好罢了。我承认自己充满了功名利禄的想法，但我是冲着观众去的。在那我能得到一个果实。所以他们的片子不可能是一牛逼大气的片子，他们老在那想这怎么拍、那怎么拍，这东西我X是不是特别中国？这结局我们往毁的方向走，评委肯定喜欢。其实那艺术片的大师不是这么想问题的。第二、不具备原创性，这也是国内拍艺术片的硬伤。一看阿巴斯的好，哗！奔那去；一看王家为的好，哗！又奔那去......作品里摹仿的痕迹特别重。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按说拍商业片那里面充满了共性，没个性的。在中国正好反过来，我拍的是商业片，观众在电影院里看三十分钟，他不看片头就知道是冯小刚拍的，有明显的个人风格在里头。中国的艺术片你去看，要不告诉你是谁拍的，比如第六代，你他妈的还真不知道这是谁拍的！这说明他们是集体在摹仿。在他们崇拜的西方不是这样的。在西方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在拍商业片，百分之五的人在拍文艺片，它没有娱乐价值，有认识价值；这在中国也反过来了，百分之九十五的人不是在拍有价值的电影，剩下只有百分之五甚至都不到。我就是抓住了这么一机会，当然也是自觉的。我是一个感性的人，直觉告诉我应该这么走。今天回过头来去想，这也是“佛”的意思。不是我选择了贺岁片，是佛选择了我做贺岁片，我是被选择的。当然他也看你是不是这么块料。所以，每回都是险胜，但每回都是胜了。

　　记：说说[温故1942]吧，是不是只欠东风了？

　　冯：很多人都问[温故1942]是写什么的，主角是谁？是写灾民的，还是写委员长的？还是写当时报道这件事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其实都不是，这个片子的主角是我们的国家，是这个民族的一个心灵史。而且我们也不是为这个年代做结论，我们是在历史里截选了一个通道。是历史发展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到今天还没走完呢。

　　记：你和刘震云准备了多久了

　　冯：九四年我在拍[一地鸡毛]时看了这个小说，就跟他谈，他说还不是时候还要过些年。到二000年的春节，年三十儿刘震云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我们这件事可以开始了”。到现在以近三个年头了，剧本我们不断在做，也去了山西、陕西、开罗(因为涉及开罗会议)、重庆，去了很多地方采访现在这个剧本已经非常成熟了。

　　记：他是什么样的结构，怎么讲那么大的一个事？

　　冯：他是这样一个结构：从灾民的角度看，政府非常操蛋，他置人民的生死于不顾。从政府这方面看看，你会觉得政府非常难，摆在1942年的蒋委员长面前的大事非常多，他要打通滇缅公路、要代表英美的利益出访印度，说服甘地让印度不要倒向日本，而甘地提出的条件是让印度独立。让委员长做罗斯福的工作从而让邱吉尔同意。一方面，他要摆平史迪威对他军事决策的干预，因为他每项军事决策都和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史迪威只是军事到军事，比如史迪威希望他把胡宗南在陕西的四十万军队掉出来参加对日作战，而蒋是不肯的。蒋希望苏联在结束对德作战后能对日作战，斯大林向在莫斯科的蒋经国开出的条件是让外蒙独立，在收复东北的时候要割让一部分领土。就这样，灾民在卖儿卖女，他在卖国家。他们的困境是一样的。他还要摆平各路军阀，最终他要在开罗会议上确立中国战胜国的地位。要废除一系列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美国首先废除了，因为中国以这么微弱的国力牵制一百五十万日军。所以，委员长有一政治阴谋，当时有三千万难民从河南流入陕西，有三百万人在中途饿死。我们一开始写剧本的时候，只是以为国家无力救助这些难民，后来发现委员长的意图是要把这个烂摊子推给日本人。使日本人陷入到这样一个泥潭里来，而日本人又及时发现了蒋介石的图谋，军队到了豫陕边上它不进了！这样就使灾民陷入了两边都不管的境地。最阴险的是日本人利用了这件事，它进入河南的时候，拿出军粮来给那些老百姓。最后委员长也做了检讨，他低估了日本人，而且他觉得让他的百姓受了苦等等这一系列的事.......美国记者白修德和驻中国外交官谢伟思也写了这样一个年度报告，最后英美政府给了蒋介石政府很大的压力，就是给你粮食你必须赈灾，而当赈灾实施的时候出现的问题更大，各级官员贪污、克扣粮食，把粮食高假买到黑市从中牟利，蒋介石非常生气但他没办法。虽然枪毙了一批贪污犯但他的体制已经造成整个官僚阶层都一样，没有人为他负责，也没有人为这个国家负责，所有人都在为自己负责。宋氏家族也在给他捣鬼，在国力这么弱的情况下，他买了六十辆坦克，但这个钱被那几个家族的人分了。而且他们给蒋介石的报告上说，运送这六十辆坦克的船，在太平洋被德国潜艇击沉了。实际上他们根本就没买这批坦克，蒋介石心力交瘁，顾不上这些难民。

　　记：这是片子的全貌吗？规模可够大的。

　　冯：是一条线。另一条线是灾民，涉及到人吃人，母亲煮食自己的婴儿等惨祸。而且，河南有许多教堂，西方的教会充分利用了这样一个机会，来发展他的教友。这些在欧洲战场上是敌对国家的传教士，在1942的中国他们却是携起手来。所以他们说：“做为个人是一场灾难，我们非常同情那些灾民，但做为传教士来说这是最好的时机。”灾民的愿望就是生存。

　　记：这片子的视野另人惊叹。会考验导演的控制力

　　冯：是的，它是这么一个混在一起的杂瓣粥。

　　我们也需要一笔投资来完成它，我觉得这个电影是会深入人心的。刘震云写了他家乡的故事，是充满了对乡亲和这个民族的热爱写出来的。这里没有那么多仇恨，决不是说反映了一些阴暗面去捧西方的臭脚，不是那样一部电影。它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一个民族的心灵史。刘震云为我开列了二百五十本参考书，在电影结尾的时候，我们要鸣谢这二百五十本书的作者，还有那些我们采访过的灾民和灾民的后代，包括罗斯福、邱吉尔都要加入到这长长的名单中被鸣谢；然后是中国有史以来发生的所有自然灾害，这也是很长的篇幅，没有音乐什么都没有，让观众看完电影之后再看这些记录。当然，它的容量非常大，片子会长过三小时，如果我们非要求它在九十分钟内完成的话，它就会非常的不充分、就会是一个误会。

　　记：我们感觉你大概就是为了这么一部片子而活的——这使你冯小刚像完成了一场长征........此前都是为了准备，为了转战陕北进行抗战。

　　冯：我现在可以这么说，[爸爸]、[月亮背面]等等，这些现在看来也就是那么回事，尤其是看到那些更好的作品，它们就显得有点单薄、牢骚满腹。还是像[温故1942]包括刘和平写的《曾国藩》，那都是非常好的东西，以后要把这两个作品拍出来，到时候就可以不干了！

　　记：在这个大梦成真之前，你在准备[天下无贼]吧？

　　冯：这个也还在审本子和找演员阶段。我现在不好说太多，审完本子咱们再说吧。我能说的就是，第一、人们期待的我和周星弛的合作，在这部戏里实现不了；第二、这会是一部非常理想主义的寓言故事。

　　记：理想主义？

　　冯：理想主义。十分的理想主义。

　　冯氏妙语

　　我的东西就是谁都能看懂。而现在的风气是：看不懂的是最好的，越不懂越好，没人看最好，高雅呀！我看过一个先锋戏剧，一个多小时我是咬着牙才坚持看完的，看来我跟高雅无缘了。

　　您是什么人？！您将来就是那种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前面一指，说“那片灯不许亮！”——它就得给您黑一片的人。(冯爷在酒席上讨领导欢心。注：未经本人证实。)

　　我要把观众放倒在影院里，想让我放弃观众，没门！

　　电影就应该是商业的！这个概念到今天还有人不明白、不愿意明白，对付这种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没有人给他投资，让他们死掉就得了。也就是被市场被观众残酷地淘汰。列宁有句话：只要你们这些富农存在一天，就得给我们粮食吃；你们要不给我们就强迫你们给，你们要反抗，我们就消灭你们。对于一个电影导演来说，就是只要你这个导演还存在一天，就得给观众拍电影；你要不给就强迫你给，要反抗，观众就消灭你！一样的道理。

　　不要担心，我也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吃里爬外是我的强项。(回答他有关被好莱坞收买的担心。)

　　中国内地导演张陈在世界影坛为中国争了光、露了脸；香港的导演、演员在动作上，也给中国电影争来了荣誉；下面应该轮到中国的喜剧，去填补一个空白了。

　　我从事导演最大的成功就是学会了“拍观众的马屁”。

　　我是一个商业片导演，但我不是一个商人，而一些艺术片的导演，他们却是商人。比如我拍艺术片，但我并没从中赚多少钱，钱让投资人赚走了，甚至有的时候我还会参与投资承担风险，这显然不是商人的行为，商人是想办法赚你的钱，比如说拍艺术片的导演，他们自己挣了很多钱，而让投资人赔了钱，从这个角度讲他们是成功的商人。

　　在中国的电影宫殿里，我自己在旁边建了一个耳房。日子过得还挺不错。我承认，我是相当功利的导演，因为我摔过大跟头。现在我知道那些东西是抗不过的，那些东西是可以坚持的。

　　咱还是别背后说领导的坏话了。(在问及他和夫人徐帆的家庭生活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