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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2月1日到12月18日,在两个多星期里,周星驰前后6次来到内地。头3回是“周星驰高校行”,周星驰带领《功夫》制作班子,分别在上海交通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做了3场演讲。3所大学把此次讲演当作文化素质教育的特别活动,分别以“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流行”、“周星驰优秀电影作品美学赏析”等为活动命名。
为周星驰的到来,3所高校的迎接显得颇为隆重,不仅有教授对话,更有官员作陪。在
上海交大,以党委副书记率领的党委成员,坐在台下和几千学生一起听完了周星驰的讲座。演讲结束后,西南民族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还分别聘请周星驰担任名誉教授、兼职教授。继李欧梵教授在香港大学肯定周星驰电影艺术之后,内地大学再一次对周星驰的电影作品表示了肯定。
几场演讲的体育馆外都有警察、保安和学生干部在门口密密匝匝地围成一个大弧圈,义正辞严地把没有入场券试图冲进场内的学生阻挡在体育馆外围。相比坐在台上与周星驰对话学者的严肃和体育馆外的紧张,现场的几千名学生的快乐显得那么轻松、自然。周星驰的任何一个手势和一段话,都能够让他们欢呼雀跃。
类似的场景同样发生于《功夫》在香港、北京、上海三地首映式和新闻发布会上。几百位中外记者和新闻发布会场外大批影迷的呐喊,使得现场看起来更像是一场狂欢节。
这两个星期里,周星驰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两次专访。
头发蓬乱、脸色蜡黄、衣着普通的周星驰看起来很疲惫。在上海浦东机场二楼,饿着肚子的周星驰最大的心愿是好好吃上一碗热面。可我们的谈话反复被餐厅里一批批服务员打断,在端上色拉、面条、炒饭的同时,他们笑着掏出记事本要求周星驰签名留念。
单凭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的那些话,很难判断出这就是银幕上那个周星驰。一开口,他就表现出与在影片中完全不一样的严肃。和他在电影里流利的普通话相比,生活中的他粤语口音很重,经常会因为想表达某个意思却想不起词而不好意思。“我现在经常练习普通话,希望我拍电影,不再用人给配音。”
我想找会蛤蟆功的人
记者:你是怎么想起要拍《功夫》的?
周星驰:有次在洗澡时,我想起要拍这个功夫片。当时还是想讲一个小人物的故事。很多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都很渺小,只不过赶上了一个好的契机,在关键的时刻,把握住机会。每个男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有当英雄的想法,在这个基础上,我开始编故事,把我熟悉的生活搬到这个故事里。
虽然这个故事是我自己想的,但是我有一个很好的编剧组,大家可以相互沟通。剧本创作是这样的,我来说,他们记下来,因为我记东西没有他们快。在我的故事基础上,他们再提意见,我写下来。剧本的写作差不多花了一年时间。和我合作的哥伦比亚公司又提出了很多意见,他们希望这个故事不仅让中国人能看懂,其它国家的观众也能看懂。后来我又改了好几次,才完成。在拍的过程中间,我又改了几次。
记者:你说过《功夫》是向李小龙致敬的电影?
周星驰:我小时候看过他的电影后才有当演员的想法。所以在《功夫》最后我穿传统白色功夫衫和黑色练功裤,其实是受当年李小龙的电影《龙争虎斗》中造型的影响,是为了向他致敬而特别借鉴的。李小龙不仅是个武术高手,还同时是一位有远见的创意人。在他之前,功夫除了香港本土市场,其他地方并不知道有这样的电影,他是第一个看到功夫片未来发展趋势的人,将功夫推广到全世界,他是先行者。(本报记者 张英/文 碧嫌/图 实习生 万国花 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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