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力为在片场给黄秋生(听歌)讲戏
导演余力为
??余力为和“荡寇”
一个导演一辈子的电影只在说一件事儿。余力为也是,从《天上人间》到《荡寇》,他所关注的永远是和他本身的生活经历相关的那群无根性人群,“《天上人间》之后我又拍了一些短片,但一直以来都想再拍一个长片。我2004年到了圣保罗,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大的冲击。在表面那是一个看起来很熟悉的地方,跟香港很类似,城市有很多乱乱的结构,很多高楼大厦,只是比香港复杂十倍而已。这样的环境和气氛马上激发我想去拍一个亚洲人在圣保罗的生存状态的故事。”
问道关于《荡寇》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时候,余力为说“其实04年在当地一个做假货买卖的华人,给巴西政府拘捕了,那个个案可以说是我这个故事的灵感,我在案子背后能看到的是人在异乡种种复杂的、难以名状的东西。”
巴西那个形象,对我们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土地,在地球上是离中国最遥远的国家。同时间,那个社会的状态与亚洲很多发展中国家是很相似的。“巴西”两个字对于余力为来说是跟“乌托邦”等同的,应该是一个鸟语花香之处。但是当余力为亲身处于那座城市的时候,他看到的圣保罗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的,它实质上是很残酷的、存在赤裸裸欲望的城市。那批生活在圣保罗的外国移民他们在没有根基的状态下,会用一种极端的方式证明自己身份的定位。
从圣保罗回到中国,2006年余力为开始着手写《荡寇》,由于对那个社会现实的了解不深,其中遇到许多障碍,最后找了一个巴西的作者联合编剧。
整部影片对一级主题的探索是“人本身需要一个家,不单是地域上的家,在心理上的一个家在哪里,每个人都需要有归属感。就算多么世俗的一个人,为了钱什么都做的人,最后他的精神归属在哪里?”余力为很努力去发掘一个世俗的人在他的生命里头,最后用死亡这么一个极端的方式结束,看上去很像乌托邦但又毕竟是很残酷的世界。
若问《荡寇》是怎样一部片子,余力为说道“从整体来说,我是寻求一定程度上商业和类型化的包装的。包括我采用黑色电影的方式,用游走的影像渲染了很强的气氛性。”相信这需要亲身目睹影片之后才能有切实的体会和了解。
对于第一次在非华语地区拍片,余力为表示一开始还是有点担心,因为大部分的工作人员是巴西团队,除了语言上的障碍还有工作方式。巴西的电影工会影响力很强,每天拍戏的时间有严格的限制,与之前和贾樟柯合作的独立电影体制有很大的区别。余力为说“我第一次感觉自己有能力去支配一个自己不熟悉的工作队伍,是对自己电影经验很好的累积。”
首次脱离独立电影的制片模式,第一次面对相对严谨的制作方式,虽然灵活性受到了限制,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反而使余力为更深入到了工业化电影的制作体系中去了。拍摄《荡寇》对于余力为来说是一个新的尝试,虽然是一个非英语电影,但取材的国际化和多元化的合作方,使得这部影片具有了一个广泛的国际性标志。
《荡寇》关注一群生存在别国的外来移民,应该是与导演余力为本身的生活经历相关,从香港到比利时到北京,余力为在对自己身份的好奇的同时,如同他在《荡寇》中关注无根性的群体一样,他们在圣保罗做着非法的勾当,为自己在当地构建起了一定的地位和权利,而实质上那里却始终不是他们真正的家园,从头至尾在寻找自己的位置,貌似一切都如愿以偿,最终还是如同虚幻一场。失去的不仅仅是金钱和生命,还有对自我的认知和寻求。
余力为说“我一直有需要表达自己东西的欲望,当年是摸索,我应该怎么走。 《天上人间》是与香港电影结合的机会。现在很明确,干了10年终于摸出来一个路子,《荡寇》能做一些与别人不一样的东西。自己要拍的东西多多少少是试探,下一步我希望走另一个路子拍英语片。我还是希望往外走,我觉得我年轻,输得起。最后还是会回来中国,这是对于我来说不可缺少的地方。但是如何闯出一个天地,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法。”
余力为复杂和多元的文化背景和在香港电影界特立独行的立足模式,是这部成功入围威尼斯的唯一华语片《荡寇》最可靠的基础。就像当年王家卫对余力为说的一样“别做摄影师,做导演。”或许只有作为一名导演才是余力为能表达其内心世界的寻求之路的最好途径。奥斯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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