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

《拉贝日记》

　　观众是抗拒沉重的。同样的题材，《拉贝日记》号称商业片，《南京！南京！》则被有意无意地定义为艺术片。从票房的角度来说，《拉贝日记》似乎更容易把观众拉进影院。而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它又容易获得艺术上的豁免权——你能要求一个商业片多有深度呢？可是，可是，大家不要被蒙蔽了。所谓深度，不是说影片的场景多么惨烈，基调多么黯淡，对白多有哲理，语调多么低沉，节奏多么缓慢。这是闷片的标准。深度是说它让观众思考的程度——这是《拉贝日记》的死穴。

　　片方曾表示，导演不是从中国人的角度去看自己的历史，而是站在第三方立场去看同类遭受如此毁灭性的灾难，因此更具有客观性，不会用太多情绪化的东西去过多渲染。然而，它的客观并不是冷静，更不是透彻。它只是一种无法触及灵魂的隔靴搔痒，一种不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的肤浅牵强。导演想让观众反思。可反思什么呢？整部影片都是对拉贝的歌颂，而且歌颂得虚假。

　　就像影片的结尾，拉贝离开南京的时候，所有人都向他欢呼。而最震撼我的镜头只发生在影片的开头：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中，拉贝展开了一面巨大的纳粹旗帜，中国老百姓因躲在下面而幸免于难——可紧接着，飞机离去，人群开始欢呼，甚至没有表现一下他们的惊惶未定，这种镜头不会太虚假了吗？导演似乎忘了，一旦失去了细节的真实，那么他想表达的、建构在细节之上的主题，就显得荒谬甚至可笑。

　　影片中有无数这样概念化的场景、陈旧的桥段。比如琅书的异国恋完全多余，拉贝和夫人的爱情虽然有几处细节感人，可实在太像《爱国者》这样的电影中经常出现的片段。好的影片是有发现的，有一些超出观众经验的日常情绪，有一些超出观众理解的人心的挣扎，这些元素构成一种辐射力。辐射力迟迟不退的，我们称之为经典。看《拉贝日记》的时候，我丝毫感觉不到那种切肤之痛；当战争片的痛感变成快感，甚至连快感都没有的时候，你不能责怪观众对电影说“不”。

　　有一个戏剧导演，他喜欢创作那些让人压抑痛苦的悲剧。有人问他，日常生活都够压抑痛苦了，为什么还要排这样的戏？他说：深刻的痛苦，至少会在他们心里留下一点痕迹。如果给他们一个肤浅而虚妄的希望，他们很快就忘了。

　　◎关于电影的反思

　　历史只是在沉睡，它并未死去

　　本报记者郭珊

　　历史只是在沉睡，它并未死去。所以，还原历史，不是把尸体挖出来给人展览，贴上一个大而化之的“标签”，让人们被动地接受结论，而是让历史的每一个细胞鲜活起来，让每个人去听，去看，去感受，,去思考。当我们抗议某些日本人居心叵测地抹煞历史时，同样应该警惕自身历史教育的扁平化、机械化、片面化思维。关于南京大屠杀，假设在中国下一代心目中完全不留下丝毫仇恨和屈辱的痕迹，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假如这种教育，带来的只有排山倒海的仇恨和无止境的屈辱，甚至是张牙舞爪的复仇心态，无异于变相延续战争的影响。

　　在看《南京！南京》之前，我在脑海中反复搜寻着幼年教育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切回忆：一个惨烈的数字，30万，还有万人坑，满地面目极度扭曲的人头，开肠剖肚的孕妇照片，两个进行杀人比赛的日本军官，以及草菅人命的“赛果”：106比105。那些图片和数字，曾经让小时候的我一听“南京”二字就激动得浑身颤抖。记得在大约1990年代初期，一场中日小学生越野挑战赛引发了关于中日下一代竞争力以及两国国民性的大讨论。当时有人谈到南京，大约是说，当时留在南京的中国人是驻守日军数量的若干倍，为何中国人等着被杀而不抗争云云。还是小学生的我，曾经对这种热血论和反扑论非常着迷。

　　看完影片，我才知道，原来南京不是一个坐以待毙的“无主孤城”，原来在焦土余烬中还有这样一个为生存而挣扎的血肉群体，哪怕只是浮光掠影的勾勒：守城军队之间的内讧；老母亲们把女儿们藏在柜子里的敏感天性；小市民在难民营里听着唱片打麻将的偷安；为保全家人而出卖同胞的“唐先生”；还有教堂里自愿被日本人“征用”，为“安全区”换来食物、冬衣和煤的100名女性。那100只意味着牺牲的手，如苍白的嫩芽一般从黑压压的兽欲的围困中升起来，像白鸽子一样闪耀。

　　影片里，死去的30万生命，不再是怨灵一般的存在，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有担当，也有畏缩，有大义，亦有苟且。然而影片里几声枪响，就让偌大一个广场上手无寸铁的平民安静下来。在侵略者这种近乎种族灭绝式的疯狂屠城面前，活着就是一个普通人最大的抗争！　

　　曾经有人质疑，为何不停翻拍关于南京的影片，一再“在中国人伤口上撒盐”来谋取名利？可是关于70多年前在南京发生的一切，我们所知道的，真的已经足够了吗？例如当时南京到底有多少人口？日军入侵前夕疏散工作受到了哪些阻挠？日军在南京进行有预谋、有计划的丧心病狂的大屠杀，真实目的何在？在战争灼热的高温之下，人性是如何一步步经过炙烤变得扭曲，最终在南京达到令人发指的凶残程度？!

　　关于真相的追问，仅仅靠一部电影显然是无法完全回答的。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基于种种复杂原因，中国是在二战中受到最大伤害的国家之一，但许多中国人的历史知识却不得不通过影视创作来得到弥补——在《我的团长我的团》播出之前，有多少人关注过中国远征军？在《东京审判》出来之前，有多少人知道，为了将“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判处死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经历了几多波折？当1990年代中期，中国人争相观看奥斯卡影片《辛德勒名单》时，又有多少人意识到，就在南京，也有拉贝这样一个“辛德勒”式的人物存在。反思过去的历史教育，除了让人记住一大串某某战役的时间、地点，死伤数字之外，是不是还遗漏了一些关键内容？　

　　从1980年代的电影《屠城血证》，1990年代的《南京1937》，再到《南京！南京！》，中国人描述“南京大屠杀”的方式，从最初单一的控诉暴行、揭露罪恶，悄然转变为冷静的展示和回归人性的观照。一个民族对举国创痛的坦然审视，是“大国风范”的题中之义，更是处于“和平崛起”时期的中国，国力与自信与日俱增的明证。如何向下一代全面、客观、从容地讲述战争，对于所有国家和民族而言，都是一门永远学不完的功课。当我们抗议某些日本人居心叵测地抹煞历史时，同样应该警惕自身历史教育中潜伏的扁平化、机械化、片面化思维。关于南京大屠杀，假设在中国下一代心目中完全不留下丝毫仇恨和屈辱的痕迹，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假如这种教育，带来的只有排山倒海的仇恨和无止境的屈辱，甚至是张牙舞爪的复仇心态，无异于变相延续战争的影响。

　　历史只是在沉睡，它并未死去。所以，还原历史，不是把尸体挖出来给人展览，贴上一个大而化之的“标签”，让人们被动地接受结论，而是让历史的每一个细胞鲜活起来，让每个人去听，去看，去感受，去思考。从这个角度上说，《南京！南京》还原了历史“现场”，再现了芸芸众生在战争中所作出的生与死的选择，这是尊重，更是拷问的前提。这样，“勿忘国耻”才不至于沦为一句空洞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