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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娱乐讯 6月16日上午,第十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第二场电影圆桌(FORUM)在其指定会展场所之一的银星皇冠酒店举行。开场的精彩演讲由法国《电影手册》主编让·米歇尔·付东(Jean-Michel FRODON)完成,而参加论坛的除了付东和英国电影学者裴开瑞(CHRIS BERRY)等学者以外,还有贾樟柯、彭浩翔以及魏德胜三位代表如今两岸三地华语电影新力量的导演共同与在座听众对话。
付东以电影史学者的严谨态度,追溯了法国新浪潮的缘起,他认为新浪潮并非一场孤立的艺术运动,它的发生既和法国当时滞重的电影工业发展以及落入陈规的学院教育有关,也和当时法国以及西方社会的社会文化状况紧密相连。他认为新浪潮是当时的法国年轻人对社会表态的一种重要方式;而尽管当时投入电影创作的青年们(付东说,有200人左右)最后并非都成为名留影史的重要电影导演,他们却以一种革新的力量从内部改变了电影。同时,这些青年电影作者的电影创作也得益于当时法国电影资料馆的馆长亨利·朗洛瓦(Henry Langlois)精神导师式的指引,以及《电影手册》本身作为新电影运动评论和理论阵地的巨大推动力量。当时的新浪潮不只发生在法国,也发生在意大利和东欧,以及日本……人们回溯这段影史,承认法国电影新浪潮是这股世界新浪潮运动的中心,而这种精神经历五十载沧桑,历久弥新。
在裴开瑞教授的谈话中,他主要以自己从80年代中期在中影公司工作而亲历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诞生”的经历辩证地分析这场中国新浪潮运动对当代中国电影的影响。他认为那种认为中国第五代电影或者台湾的新浪潮电影“贻害”两地影坛的说法并不能成立。例如中国第五代电影中的《黑炮事件》以及《红高粱》当年在国内的票房就十分出色。他指出,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电视和相关的娱乐选择在中国的普及是电影工业遭遇的重要挑战,也是一个逆转点。时至今日,中影在引进国外大片上的策略和依靠进口大片获利的现状对促进国内电影工业发展有几分积极意义,仍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
随后的圆桌论坛则为在场嘉宾以及观众呈现了一个小型的纪念短片,分别将四部法国新浪潮电影和现当代中国电影前后并置,其中有特吕弗(港台翻译:楚浮)的《400击》(400 Blows),《芳名卡门》(Prenom Carmen),今年已过八旬的新浪潮女导演阿格涅丝·瓦尔达(Agnes Varda)的《流浪女》(Sans toit ni loi)以及阿伦·雷乃的《心之归属》(Coeurs)以及中国电影《小兵张嘎》、《黄土地》和贾樟柯的《三峡好人》等。之后,几位导演和学者一起邀请上台,导演们除了各自抒发对法国新浪潮的感怀,也谈到自己身处的新时代和新的影像浪潮;台下多位到场聆听的专业人士和影迷也与台上嘉宾进行了诚恳的对话。
贾樟柯认为,艺术电影甚或电影工业本身的危机,除了电视本身的冲击,网络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90年代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各种电影爱好者的俱乐部和观影团体也积极涌现,例如上海就有一个一零一电影俱乐部,大家讨论华语和国外电影,他也多次参与了这样的爱好者的聚会和观影活动。同时贾认为,原来人们接触电影的途径无非是担任学徒在片场学习,以及电影学院制度,不过DV的出现让中国电影的拍摄更加多元化,例如王兵、杨天乙(代表作《老头》)这样的电影导演,完全以DV为创作工具,他们热情的依靠影像来表达自己。贾樟柯说,我们现在还身处其中,(DV的电影运动)也许是中国另外一个新浪潮,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浪潮从来没有停止过。关于“作者电影”的议题,贾樟柯认为,我们通过电影来观照自己的生活处境,而这样的电影是很好的武器,一直能够提供这样观察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可能性,只要人类生活还在继续,这样一个文脉是中断不了的。贾樟柯认为,无论制片环境如何,其实作者电影一直在拍摄,这样的电影有很强的生命力。尽管焦雄屏一直在批评蔡明亮和侯孝贤害了台湾电影,他觉得这并不全对。市场衰落有很多原因,例如朱延平导演在台湾告诉他,连《卧虎藏龙》都要把“片花”翻译成英文才能够卖。贾樟柯认为,如果说“新浪潮” 是一种运动,那么它是不会停止的运动,是一种电影的习惯,是电影甚至是社会生活一种必须具有的部分。他在学习电影的时候,感觉到新浪潮其实是对电影百年发展历程中媒介的一种反叛。看(法国)新浪潮的影片能够发现用新语言表达的魅力,这是一种语言和身体的直接关系。内心的情感元素能够通过自己寻找到的语言呈现出来, 贴近导演的身体;同时又能够给这个行业带来新的方法,从电影史的角度给了他工作上的一种启示。最后,贾樟柯表示,新浪潮这种电影运动不是孤立的,它和社会 政治生活密切相关,例如同人们对自由、民主以及和个人有关的公共事务的看法等等。从今日中国的独立电影发展来看,公共的平台和公众的声音都清晰起来,贾樟柯相信,电影能够赋予个人这样的平台和力量。
香港导演彭浩翔之于香港电影曾被人形容作是,“好戏已经收场,他才走上舞台”。在他的谈话中,彭浩翔提到香港70年代末兴起的电影新浪潮运动;当时的一批年轻导演,多是在欧美国家受到电影专业的教育,也在电视台有过历练,由于当时香港经济荣景的关系,有不少独立的电影制片公司投资,电影业发展健康。彭浩翔说,85-86年还是懵懂少年的他,要是约女孩子周六周日出门看电影,一定都要在周四就把票买定。 彭浩翔谈到香港电影业衰落的重要原因,也在于当时依靠卖埠市场的过分畸形发展,导致黑道背景的公司贪图利益而进入电影业,制作出大批质量低劣的影片(虽影片中多不乏明星)。01年彭浩翔进入香港电影圈,但是他入行的时候,300的电影年产量缩水成50。可是彭浩翔却认为,对新导演来说,这种逆境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到了低谷,让投资人无法预测哪一种电影可以成功,他反而给年轻导演更多机会尝试,因为他们明白的东西不一定有市场。目前,香港电影局也在努力培育新人导演,他们推出了名为“香港电影NEW ACTION(新动作)”的电影活动,貌似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新浪潮运动。彭浩翔认为自己的片子因为具有的独立精神而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商业片;他认为,自己不一定要和制片厂合作,成本可以不高,但是需要多一点表达自己。
魏德胜虽则有《海角七号》这样轰动一时的卖座作品,在今日的对话中却看得出自“海角”现象以来,他应该已经疲于对付媒体,所以即使要提到“海角”,他也会以“那部作品”来代替。魏德胜坦言并非学习电影出身的他其实对新浪潮比较陌生。才入行的时候 很多导演和他提楚浮(特吕弗)、高达(戈达尔)以及雷乃,他承认自己看这些新浪潮作者的电影时,其实看得很累。
魏德胜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与杨德昌工作,为他开车。在车上,杨导很多时候不讲话,不过在聊想法的时候,他曾经对魏德胜说,“不要学我,学我的都是笨蛋。我们有不同的头脑,所以你不用研究我、来开发我的头脑,应该去开发自己的头脑”——所以魏德胜觉得,新浪潮的精神也许就是从开发自己的头脑、诚实面对自己的生活开始的;他也玩笑地说,这也是他的一个借口,让自己在创作中不用去面对他不熟悉的电影语言。关于台湾电影的艰难处境,魏德胜并不悲观。他和大家分享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思潮产生,而每一个新时代都有新浪潮出现。而他个人则很荣幸参与了台湾电影新浪潮那个美好年代的末端。不过他说,其实很多台湾导演想努力改变传统,而他们用10年的时间都在试验市场,并且试图把握住观众的口味,最后却只能得到“我们永远都追不上观众要什么”的结论。不过和彭浩翔一样的是,魏德胜也认为,当在这个方向上似乎没有路走的时候,突然间就自由了。“怎么做都失败,就随便你。放牛吃草,反而产生新东西”,这大概正是“海角”奇迹的另外一种解读。马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