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航标：韩三平上任记 中影改革12年扫描
前言
1979年，蒋子龙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在改革开放初期引起巨大争议，一个国企厂长不惧风暴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故事成为那个时代的深深印记。那一年，韩三平还在四川大学做“工农兵学员”【1】，15年后，他走马上任北影厂长，在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打出主旋律商业化和贺岁片两手好牌，被誉为成为新时代的“乔厂长”。
1999年，中影集团成立，韩三平主抓创作制片，积极探索市场，改造重组集团各环节，这十二年间，“中影”迅速发展，在这个大片时代上演了一出出“杜拉拉升值记”。眼下，“中影集团”即将上市，董事长韩三平面临退休，而中国电影也经过了十余年的艰苦挣扎，迈向良性轨道之余，也遭遇着更为复杂的局势。
此时，去回顾韩三平二十年来的“上任记”和中影集团这十二年来的“升值记 ”，可能别具意义。本期《新航标》对话韩三平，扫描中影改革历程。
新航标第二十一期：韩三平上任记 中影改革12年扫描
出品：新浪娱乐
制作：娱乐策划部
监制：张晗
主编：魏君子(微博)
责编：瓮欣
对话：魏君子
撰稿：阿蒙
图片：中影提供
设计：稻草人
目录
新浪娱乐独家对话韩三平，讲述中影改革历程
韩三平“从士兵到将军”的故事在业内众所周知第一章：北影岁月：市场经济时代的“拓荒者”
自1975年进入峨嵋电影制片厂照明车间担任照明工以来，韩三平先后做过照明组长、文学部剧本编辑、艺术室场记、副导演、导演、艺术室主任，直至1989年被提拔为副厂长，其“从士兵到将军”的故事在业内早有耳闻；1993年底，他代替正厂长来到北京参加全国电影厂厂长会议，在一片叫苦不迭的氛围下，他慷慨直言，围绕中国电影未来的发展形势提出建议；半年后，他接过一纸“北京电影制片厂法人代表”的任命书，赴京走马上任——这是北影成立以来迎来的第六任厂长，也是最年轻的一任。
韩三平入主北影前，恰好是中国电影行业体制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就在1993年1月5日，广电总局发布了《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并推行一系列措施，自此，主导行业长达四十年的“计划管理”模式终告打破，过往电影的“统购统销”模式及制片、发行、放映之间经济分配不合理的现象也得以改善，改革浪潮在中国电影市场上风起云涌！
表面上看，韩三平或崛起于一个“最好的时代”。不过，创新虽是必然之策，他空降北影后的先头任务，却是要扭转原有的企业建制。毕竟，改革之初的北影受根深蒂固的生产组织结构及性质所限，时常出现工资难发、药费难报、设备难换等窘况【2】，最困难的时期，甚至要用仅有27万元人民币的账目去安排厂里近2400名(包括离退休)职工！结果，当韩三平发现自己上任后不得不置创作于次席，将时间用于没日没夜地计算厂里各种开支预算时，不禁感触：原来，自己正经历一个“最坏的时代”……
为挽救摇摇欲坠的北影，韩三平下足了苦功。
首先，他极力主导并推行多项措施，包括申请技改资金、成立艺术创作中心【3】、将生产与技术分厂合并为制片公司【4】、推行部门社会化管理、改善员工住房问题等，既能够稳定人心，也为北影发展提供更好的内部环境。
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投资拨款是北影拍片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但随着市场体制变革，北影每年的拍摄费用也水涨船高，结果，在多达七八千万的财政需求下，韩三平一度对着国家拨给的五百万资金愁眉不展。衡量过后，他决定主动出击，大胆提出“向市场要钱”，争取社会投资、融资，甚至带导演外出“化缘”——最“声势浩大”的一次，他试过与厂里46位编导人员一起出现在横店征讨经费！
在韩三平等人的努力下，北影成为国有制片厂实施“市场经济”体制的先头部队，除运作资金不断增长、经济实力不断提高，亦有更多机会拓展融资形式，直至90年代后期，北影除政府及社会投资，又在海外版权预售方面取得突破，扭转了“入不敷出”的尴尬局面。
1996年3月，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全国电影工作会议——长沙会议召开，“九五五零工程”【5】的横空出世，为“主旋律”影片在创作上提供了更完整的概念：表现人世间的真善美，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灌注现代人的意识。
韩三平深谙：作为国有制片厂的领头羊，北影在对主旋律题材的拿捏与执行方面必须做个榜样！其后，在他的亲自掌控下，北影陆续制作出《孔繁森》、《横空出世》、《我的1919》、《春天的狂想》等影片，《孔》的投资更高达500万元，可谓当时同类型影片中的“大制作”。
拍摄一系列主旋律影片，并不意味韩三平只顾服务主流意识形态，恰恰相反，这是他探索主旋律商业化的重要举措：一方面在创作上努力摆脱陈旧僵化的“说教”模式，以更灵活的叙事手法让主旋律在市场上分享票房，另一方面通过提升主旋律的艺术水准，除赢得国家政府的资金加盟，也能在全国各电影评选活动上脱颖而出，并以丰厚的奖金回报为其他项目提供更稳定的成本保证。
韩三平选对了策略：《孔繁森》非但以3600万元的票房数字高踞1996年国产片票房冠军，更在华表奖、金鸡奖、百花奖、长春电影节、大学生电影节上屡获殊荣【6】，如此佳绩，向行业内外宣告了主旋律商业化的胜利。
首张王牌亮出，韩三平仍不忘发掘中国电影的新门道。1997年春节刚过，他将郁郁不得志的冯小刚(微博)叫入办公室，直截了当地提了一个要求：咱俩拍部片子，要拍喜剧，只要别凄凄惨惨、悲悲苦苦的就行。
那年夏天，当冯小刚忐忑不安地将取名为《比火还热的心》剧本送交电影局候审后，韩三平毅然给过审打了包票：“如果还不能通过，那不是你冯小刚气数尽了，就是我韩三平气数尽了！”
不久，《比火还热的心》获批准建组拍摄，韩三平又四处为影片筹集拍摄经费，从放言“给两亿美元拍电影”的牟其中，再到紫禁城影业公司的张和平，他始终为冯小刚操心大小事宜，直至影片改名《甲方乙方》上映【7】，其“策划和领导”的职责方告一段落。
《甲方乙方》成功了，3300万元的收入给萎靡不振的市道一口强心针后，也破天荒在国内首开“贺岁片”风潮，用韩三平的话说就是：“这部电影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两个第一——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为特定档期所拍摄的影片；同时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电影之一。”【8】
不过，韩三平主政北影时期也非一帆风顺。1998年，北影与美国、日本片商合作投资了陈凯歌(微博)的《荆轲刺秦王》，这部几乎代表韩三平攻占国产商业大片的野心之作，在国内竟以200多万的票房惨淡收场，韩三平为此总结：投拍商业大片，切忌冒然行进！
1998年，是韩三平在北影的最后一年。此时，国有电影制片厂掀起集团化、产业化改革的潮流，在中影集团组建方案中，提出了广电部直属企事业单位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结构不合理，投资分散项目重复，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无法产生规模效益；体制落后、机制不活， 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对文化企业的要求和文化商品的需求；资金使用效益不高；存量资产闲置、增量资产不活。
无论如何，北影的集团化，已势在必行。
注1：1976年至1980年，韩三平就读于四川大学中文系。
注2：关于韩三平主政前北影厂的收入开支等情况，可参见下表：
参考图表注3：关于北影设立“艺术创作中心”后的成效，有如下表述：“成立艺术创作中心后，改变了原来的创作人员分散于各个车间而不好管理的局面，编、导、摄、美、录音等归属在中心，而车间只管技术和业务及器材。经过中心的统一管理，大大提高了人员的上戏机会和劳务收入，年年完成和超额完成人员上缴的劳务费用指标。”参见牧洒：《艰难崛起韩三平》一文，载1999年第6期《电影通讯》，页11。
注4：关于韩三平建议将北影的生产与技术分厂合并为制片公司，有如下原因：“合并两个分厂， 并把其行政称谓设制改为外向形、经营形的公司形式， 目的是有机地协调指挥生产， 提高技术含量， 改变技术与生产脱节的状况， 形成一条龙服务， 使其基地化， 把每个专业都放大、搞活， 推向市场， 这样企业才能越搞越大， 才能吸引合作者， 合作者多了， 经济效益自然就上去了。”参见牧洒：《艰难崛起韩三平》一文，载1999年第6期《电影通讯》，页11。
注5：所谓“九五五零工程”，即在“九五”期间每年拍摄10部精品故事片，5年之内共出50部。
注6：《孔繁森》先后获第三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最佳华语故事片奖”、第二届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故事片”、第二十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特别奖”，及第十六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第二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第二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第二十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珠海电影节“飞龙奖”最佳男主角(高明)等多项殊荣。
注7：《甲方乙方》之名由张和平所起，据其回忆：“当时我在广州机场等飞机的时候，琢磨电影的名字，后来想到好多公司都会签订业务合同，代表两个人的关系，我觉得《甲方乙方》要比《比火还热的心》好，马上打电话给冯小刚，冯小刚觉得这个名字不一般，问过韩三平，他们都同意。”参见张英：《哪里都有张和平》一文，载2010年7月8日第1377期《南方周末》。
注8：参见韩三平：《寥寥数百字，铸造大经典》一文，载2009年第1期《当代电影》，页95。
(责编： 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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