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贼心不死拍《一九四二》
刘震云：我再讲两分钟，说到见识这个事我就常想，我生活的这个民族，我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焦虑的人特别的多，有焦虑的作者、焦虑的导演，有焦虑的生意人，当然有焦虑的政治家、大学教授。中国不缺人，它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它也不缺钱，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奢侈品店都靠中国人支撑的，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去，到一个奢侈品店马上有一个中国的导购员出来迎接你，但它缺的是见识。我们修一条马路，第二年一定要像拉链一样拉开的，可能前一年施工的时候有一些珠宝落在里面了，我们修一个桥肯定不会超过20年，我前一阵看新闻，长江大坝里面不是钢筋，是柳条，我知道坝里面的下水道是19世纪修建的。
有时候我坐飞机，别的像欧洲、北美，包括韩国和日本下降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田园如锦绣一样，当你坐飞机再回到北京的时候，你发现北京好像建筑在沙漠上。谁的问题？我觉得是所有人的问题，也不是所有人的问题就反映在两个字上“见识”，远见对我们这个民族，对我们民族每个人各行各业很重要。所以讨论要寻找一个好的故事，我仍看出来我们中国的导演是多么的渴望找到一个好故事，能够利用这个故事拍出好电影。但是，虽然生活在这么一个弱小的民族但我感到并不孤单，因为我的身边确实有几个有见识的朋友，比如说小刚和何平，他们就坐在我身边。别着急我还没说完了，我说完了咱们就结束了。
比如说《1942》，小刚跟我打一个电话，说要利用上海电影节下午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如果大家看过《1942》的话，可以在小说里面找故事，大家发现《温故1942》里面是没有故事的，在没有故事里面找出一个电影，我敢说中国仍这么做的，我不敢说有一个人，起码不会超过三个人，在一个没有故事的地方寻找故事，这就叫见识。怎么寻找出来的故事，我觉得是今天下午新闻发布会，就是我跟冯导演要说的另外一个故事，谢谢。
何平：谢谢，震云非常幽默，讲的非常好。我们说到《1942》，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多导演、制片人，他们要拍的电影，那个故事在他的心里已经存放着很多很多年，像非常好的酒一样经过了常年的发酵和储藏，这个故事虽然它诞生的很早，但是它未必在今天没有意义。我最早听到小刚要拍《温故1942》的时候是很多年前了，我确实觉得像震云老师讲的，那真是一个你不知道怎么讲的故事。我觉得小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十几年以后为又要把这个故事，这个梦，你要讲《1942》的梦，一定要在十几年以后把它变成萤幕上的现实，这个跟大家交流一下，分享一下。刚才我忘了，开始的时候新浪微博嘱咐我，你一定要告诉大家今天的论坛可以跟新浪微博互动的，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小刚讲讲《温故1942》。
冯小刚：为什么要贼心不死拍《温故1942》，我觉得《温故1942》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它通过看这个电影，它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从哪来的。我父亲是湖南人，我母亲是石家庄人，我以为我是从湖南来的，其实看完那电影你就会知道我们都是谁？我们都是一个灾民的后代。往回倒回去我们这个民族就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我们知道了我们从哪来，我们好知道接下去往哪走。我们其实非常缺乏对自己的认识，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没有足够的认识，也不愿意去认识自己，这个电影逼着大家认识自己，这个电影在撕开历史给大家看的时候，它仍然让你看到掉到深远里面的人们，他们人性里的那种很温暖的东西。否则的话这么黑暗，如果这里头没有希望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早就万劫不复了。
题目罗宾斯看完这个剧本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他说“这是我看到人性最黑暗的剧本，也是我看到的在黑暗里看到了最大的希望的剧本。”所以他说这么少的戏我也来演，拍这个电影简单就四个字“温故知新”。在拍这个戏之前我们找不到故事，有一天我们坐在办公室请来了很多导演，大家一起讨论，把小说给大家，导演们看完小说以后，他觉得没有办法变成电影，它是调查体的小说，它罗列了很多数字。它写了几个部分：一个是灾民、一个是国民党政府对灾民的态度、一个是美国人对灾民的态度，《时代周刊》的记者百修(音)的。一个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他想利用这个灾传教，它方方面面错综复杂，当然还有日本人，而且日本人是用了非常毒辣的方式去攻击，用灾民的心，这么多人在一起怎么把它变成电影的东西，说这东西它就适合写小说，不适合拍电影。大家都得出这个结论走了，把我和震云剩在那儿，震云说你弄不弄？我说弄，怎么弄？老刘说了一句话非常好，他说剧本有两类：一有类是一帮非常聪明的人坐在宾馆里面头脑风暴刮出来的，你一言我一语，想了很多招；还有一种剧本是在路上走出来的，是几个笨人想的事。他说我和你是两个笨的人，我们不可能蹲在办公室门口能想出这个故事来，我们只能按照小说里涉及到所有的省份、县市，我们去走，于是我们组成了一个小组带上摄像机、带上录音笔。我们就上了路，大概去河南整个全境，加上陕西、加上山西，然后去了重庆。
在路上这个故事在不断的生长，我们走到巩义(音)的一个教堂，有一个老太太90岁了叫刘和平，老太太说她经历过灾荒。老太太说：“我家里有一个亲戚饿死在路边，奄奄一息还没咽气，过来另外一个灾民在他屁股上割了一块肉。”老太太说自从那场灾荒以后她进了教堂，老太太一直在哭，后来一个教父让她的手放在《圣经》上，“主，让我不要再泪流”。她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流过累，也没有再吃过肉。我说刘何平你信上帝，你说说天堂是什么样？她说天堂好，“玉石铺面黄金街、喝口凉水也不饿”，这是一个灾民对天堂的想象。为什么能想像出喝口凉水都不饿，人在没有粮食的情况下喝一口水我就能不死，“玉石铺面黄金街(音)”，这是一个灾民对天堂的想象。这些都不是我们坐在办公室、坐在宾馆里面几个聪明人能想出来的。
然后我们到了重庆看黄山官邸，蒋委员长住在重庆的一个别墅，大大出乎我和老刘的意料，十分的简陋，我都觉得它不能叫别墅。也没有一个窗台，也没有一个窗套，非常简陋，你想想那时候的延安，再看1942年重庆，中国委员长住的官邸。我跟老刘说，我发现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反革命都特别的简陋，这也不是几个聪明人坐在宾馆里面想出来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一一的说，在这个路上我就发现这个故事不断的丰满，每个人物沿着自己的轨迹在生长，当一个人物写出来之后，你就发现他有自己的轨迹，然后他自己的生长，《1942》每个人物都这样生长出来的。
还有一个话题，很多在剪接的时候剪掉了很多，这个剧本老刘写了七万多字，全部剪出来是四个半小时，最后我们会剪成2个小时20分钟，大家就说为什么当初写那么多。我同意震云的一句话，文学跟电影确实很不同，文学需要枝繁叶茂，一棵大叔枝繁叶茂同时必须要枯枝败叶在里面，不是都是干干净净的叶子，漂亮的枝蔓、干净的树干，不是。我觉得一个作家和一个导演合作写剧本的时候，你务必不要让作家制作这么一棵干干净净的树，你一定要让他给你种一棵枝繁叶茂，里面有枯枝败叶的树。震云有一个收获，电影和小说需要枝繁叶茂的，因为读者有从容的时间回过去看，放到这儿抽支烟、吃顿饭、接两个电话，然后又打开继续阅读，它有一个回味。电影不行，电影是大树上结的果实，所以它容不得里面的枯枝败叶，因此电影很难像小说那样有那么多的涵养，电影就要一个果实，每一场戏一个果实。
我们《1942》的小说怎么变成剧本，怎么能够在1942这个年份里我们就寻找一个一个的果实。剪切的时候姜文有一次到这边看这个片子，他说剪切是文言文，他说我觉得要用文言文的方式去剪切，就是能说一句话不说两句话。他说他在弄《子弹飞》的时候，他每天悬赏给工作人员，2000块钱谁给我剪掉一分钟，然后要不丧失含量我就给谁两块块钱，到最后谁给剪掉5秒钟我给他两千块钱，最后谁给我剪掉一秒钟。他说是文言文，后来我跟震云聊天，他说姜老师说得非常好。我们按照唐诗的方式，老刘说到见识，我就是认识何平、认识王朔各位让我长得很多见识，我觉得我们的导演应该和作家有紧密的合作，在他们身上让我们长一些见识。
而且说到这个故事我特别同意老刘刚才说的，我现在很强调我们要向世界怎么样？它延续了1942蒋介石的想法。我们想找一个民国31年的总统文稿，找到了之后我们发现中国什么时候对日本宣战的，是在1941年对日本宣战的。抗日战争打了很多年了，到1941年才正式和日本宣战，为什么在1941年才和日本宣战？因为在1941年日本轰炸了珍珠港，在1941年美国12月7日向日本宣战了，中国是12月8日向日本宣战的，这是多么弱小的民族。我们总误会中华民族是一个大民族，其实它很弱小，为什么？在蒋总统的文稿里面反复强度过去以我们一个民族对日本这个民族，现在不同了，今年是转折，现在日本招了四个大哥了，它得罪了美国、它得罪了英国、它也得罪了苏联，它也得罪了我们中国。现在是我们哥四个打它了，我们终于有希望了，1942年蒋总统的文稿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战争到了转折阶段，我们的民族存亡有了希望。这个希望寄在谁身上，寄托在人家身上。联想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是蒋总统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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