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教育体系在崩盘
刚才你说你做过一个调研，问过美国人要看古代中国还是现代中国发生的故事，你们说他更喜欢看古代中国。这样的态度还是要看电影本身的，如果你做《卧虎藏龙》当然放在古中国了，如果你拍其他类型的，如果还放在古代中国背景下肯定不会有很多人看的，如果过渡的借助历史背景的下，我比较担心的，在美国这样一种教育的体制现在确实是不太好的，美国年轻人没有受过足够的历史教育，对他们来说是蛮困难的，他们基本上什么都不懂，他们对于历史挺一知半解的。所以，我刚才讲过战争会让人软弱，而不会让人更加的强，其实打赢一场战争不会让人变得非常的强大。就好像说，你现在在谈判桌上，你完全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但是你在知道的情况下做一个错误的选择，这个是不对的。
Nicholas Meyer：事实上美国的教育体系在崩盘，一个非常的影评人曾经讲过，如果一个人无知的话你教他什么都教不进去的，所以对大部分人来讲，美国小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对过去是没有了解的。有人讲过不知历史教训的人，肯定是要重新再犯历史上的错误。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种教育的背景下，如果你的听众，他们完全不懂这个时期，这也就是为什么电影会变成非常类型化的，比如说龙、英雄，然后就变成一个其他的电影。
Gary Kurtz：现在还说魔鬼跟龙的故事，这个也是电影制片厂的故事，从我们角度来讲魔鬼、坏人、好人，非常类型化的角色。大家知道如果你拍电影的话，比较方便的方法好人、坏人 分明，因为戏剧化非常的强，很显然一个人是坏人，然后要下地狱的，要死的，要失败的。在中国文化当中非常讲究的一点，要讲面子，但是我不是说讲面子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讲不讲面子在中国文化当中非常关键的，所以好人好报、坏人坏报，我们说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不能这样过渡的类型化。我们说到美国人的时候不能过渡的类型化，美国就是一个移民国家，我本人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移民。在20年的时间内很多一部分美国人就会变成拉丁的背景。
周黎明：美国的教育制度对好莱坞本身不是特别的乐观，对我们来讲，好莱坞很多管理方式值得我们学习的。我请教任总，您在考虑这个事情的时候，您觉得我们中国的市场必须要走出去吗，还是说自己先立足自己的市场就可以了，等将来5年、10年、20年以后把自己的电影拿到国外，还是说你觉得现在就要走。我刚刚请教三位的，为什么现在中国的故事他们不是很看好，而是设在古代，古代是一个相对概念，60年代、80年代跟现在距离比较大了，像他们说的魔幻一点，像《卧虎藏龙》这样的故事他们比较好接受。
任仲伦：刚才讨论一个问题，我一直觉得理解电影主要不是理解它的历史背景，它的一些风俗习惯。因为我们在那么长的电影创作史上，无论写古代的、写今天的都有成功之处，我觉得一部好电影最根本的问题主要还是在人物和人物命运上，如果一个好的人物和好的人物命运故事，你写古代也可以，你写今天也可以，你写美国也可以，写中国也可以，这个是最最关键的问题。对所有观众来讲，我们看的电影90%以上，他的生活我们是不熟悉的。艺术有一种功能就是延伸自己的认知功能，为什么提出一个问题，放在古代还是放在现代？主要还是从市场接受来讲，你投入一部影片的时候怎么让当下观众得到更多的认可，我们从这个角度看一部影片背景的选择，以及不同的文化环境的处理，主要是这个东西。这一点我刚刚听了几位讲了一下有点感受。
您刚刚问的问题，中国电影到了今天需不需要走向世界？我想这是肯定的，因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上跟30年封闭的年代已经告别了，中国必然让世界人认识我们，我们也必然认识世界，这是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电影相对来讲比较容易大家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的，因为它更多的依靠影像和人物故事来进行交流。所以今天我们不做这个事情，三五年以后也必须做，今天我们认识到一点，由一家或者几家，有一个或者几个电影人是做这些事情的。
我们把对外合作，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作为我们制片的战略，20年前和电影主要的交流是协拍，10年我们开始了合拍，这个合拍本质上也是协拍，也是国外的剧组他们的资金，让他们主导，我们投点资，用最安全的方式，带着救生圈下海。我们对国际市场不了解，我们经常进行合拍，本质上也是协拍。到了今天上影推了好几部影片，我们想真正合拍，我们用世界的故事慢慢探索，这个探索有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是这个探索是必然的。到若干年以后我是期待中国电影和世界电影融合在一起，那么多年来几乎每年到好莱坞，经常碰到一些好莱坞的纸片公司，进行交流，美国人有一句话说“任何国家只要把国门打开，美国电影长期植入。”我不知道他们植入的秘诀在哪里？很多人有不同的回答，印象比较深的是两条：他们说你们经常为某一个民族拍电影，印度人说为印度人拍电影，中国人说为中国人拍电影。他说我们美国人电影都是为美国人拍电影，所以他们更关心小镇上不同民族组成的居民，他们共同需求是什么，我觉得这一条对我们有启发的，我们为中国人拍电影，但是我们也可以尝试为更多的民族，大家人类共同的 需求，比方说娱乐需求、审美需求，提供这些一些作品。可能中国电影处在一个开放的初期，但是中国电影必将通过开放走向成熟，在国际上走向成熟，这是我们中国电影的梦想。我希望我们共同来实现这样的梦想。
周黎明：为人类共同的需求，包括娱乐需求拍电影。下面我们就可以来听众提问了。
提问：早上好，我是来自中国广播电台，刚才您讲美国的电影在说故事的时候，往往有一个英雄，有一个坏人，但是并不一定一开始要告诉他们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根据最近的市场调研，中国电影在海外市场并不是那么受欢迎，一个原因是说故事的方法不一样，并没有被全球的观众所接受，你觉得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如何来实现一个平衡，一方面保证中国的元素，另一方面还是有一个好故事。
Gary Kurtz：好像某一些电影，它的某一些文化背景更容易突破国际市场，这个理由有时候很难理解，刚才讲的《卧虎藏龙》，它也是小的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在美国非常受欢迎，事先大家都没有预料。比如说伊朗电影，他们的人物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很多影响，这是你们想不到的，不可能你开始做电影的时候就在想我们要改变电影的方式，来打动全球观众。有一些在模仿好莱坞冒险的大片，有一些小制作讲一些温情的家庭故事，不管是法国的、中国的、日本的或者说冰岛的，反而在全球得到影响。但是这些你事先是不知道，首先要为自己的文化做一点，有时候自动突破了疆界，这个理由谁也不知道。
Gary Kurtz：我最近看了《触不可及》，也都很棒，有时候要把书抛到一边，不是说这个可以，这个不可以。我所参与的每一部电影，包括赢得奥克卡获奖影片的电影，之前都是被很多电影制片厂摔出门外，觉得不好卖，有时候是一种直觉，到底这个故事讲的好不好。我觉得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我们一定要注意，电影是一种协作式的媒介，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种媒介是很多人在角色当中可以参与其中。我赢了很多的奖，但是没有任何的决定，我职业生涯当中那么多决定，是我自己独自决策的。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决定，我可以这么说，其实任何人都是一样，有的时候你可以讲电影的风格，比如说上一节两位演讲嘉宾，他们讨论的方式就有点像法国人讲艺术，事实上是艺术和商业的结合。因为拍电影是要钱的，有人投资是要收回投资，至少要收回成本，在美国电影产业也是内在的因素，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恐怕也很难。我也知道有人在这儿是搞调查的，有时候这个调查结果不能反映一切，因为这个也和你问的问题有关，或者你有什么问的答案，不是你要寻求的答案。
我这一辈子靠我的直觉，我对人的直觉，靠我发现真理的直觉，怎么让人们真正的为他做这个事觉得兴奋。如果谁找到我说，我对这个充满激情，我正好和他路径一致，比如说这个东西它也确实符合那么投资者所看中的东西，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大概很多年前我做了一件让我后悔的事情，有一个人找我说要做一个电影。我觉得这个决定不够好，我就吓吓他，我跟他说，你花30秒钟让我觉得感兴趣，很多年之后这个人跟我讲了，这是他这一辈子最害怕的时刻。我想说的是：这个观众坐两个钟头，愿不愿意被娱乐，可以说好莱坞娱乐非常重要的，不仅仅说赚钱的问题。曾经有人问我是不是有很多演员朋友，我说很难和演员做朋友，因为演员好像总是比较多的考虑到自己或者什么的，但是实际上我再想一想我是有很多演员朋友的，甚至有一些演员是我多年的朋友。其实演员只是电影的一部分，而且必须是角色适合的才可以，否则就没有意义。
Nicholas Meyer：我有一个想法一直想说，我们刚才就已经提到，不要总是去想其他人会不会喜欢调查告诉我们什么，这其实不光是文化的问题，也是一个个人的问题。我们最近也提到你要做你想要做的电影，作为艺术家我展现的就是自己，我认为什么是好，让我能够感兴趣，电影它有一个巨大的能量。比如说：有一个他可能从来没有去过得克萨斯州，他可能在两个小时的电影时间内被得克萨斯州所吸引，或者我不喜欢体育，比如说一个女子在二战大众打垒球和棒球，我可能会感兴趣。一个观众不知道会对什么感兴趣，而你这个电影让他感觉有意思。我同意迈克的话，它需要一个热情。
任仲伦：我看过有这样一句说法，但是我不太理解，几年以后我理解了。他说电影行业是一个模糊不清的行业，对于外行来说如此，其实对内行人来说也是如此。我觉得在電影纸片过程当中有很多数据判断不了你当下每一个影片的决策，它只能给一个大概的方向，大概的参考。如果我们都可以通过一些已经得出的结论去拍片的话，我相信每一部影片都会成功的。现在问题是大多的影片是不成功的，少数的影片是成功的，所以这个行业有它的独特之处。对我们这些人来讲，最大的乐趣是拼命的寻找，有一天做出正确决定的那一次。
Gary Kurtz：曾经一度好莱坞的电影制片厂都属于强人的时代，也就是说一个强人说我太讨厌这个东西了，然后就拍板。现在制片厂变成一个大集团了，这时候不用直觉了，他们就使用市场营销。有几个电影集团会做市场调查，我觉得这个显得太糟糕了。
Mike Medavoy：如果有人到多办公室说，我这有一个机器能够告诉你剧本能不能成功，其实几年前就有人拿过这么一个机器，过来说把剧本放过去，然后告诉你剧本成不成功，我没有把这个人扔出去，但是我非常想把他们赶出去。
周黎明：在拍影片的时候靠的是本能，有些人本能可能准一些，但是世界上没有每个人说，我看中的项目绝对赚钱，如果有人这么说肯定一定在吹牛。谢谢四位嘉宾精彩的演讲，谢谢大家的参与。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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