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故事是全球的 中国电影人是强势
Nicholas Meyer：我同意Gary Kurtz的意见，在写故事的时候唯一想要满足的人是我自己，我从来不会讲一个故事，我自己都觉得不好笑，没准你会觉得好笑。而且我也没有办法猜其他人的想法。我们故事在不断的变化，观众也在不断的变化，有几个原因：首先，当我们电影产业比较年轻的时候没多少竞争，当时9000万的美国观众都会去看电影，现在有了DVD，接下来又出来了苹果手机，然后有短消息。我们大家注意力的时间越来越短，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东西来抢我们，我们总是在手机上发短信，到电影院特别要求大家把手机关上。我们大家都成为了多面手，受到了很大的侵蚀，这个时候我们的故事要发生转变才能够保持我们占据人们的注意力，所以电影越来越大，越来越响，镜头越来越短，一个电影里面要讲很多的故事。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花很多的时间去关注人，我们就开始做类型，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界经济困难，大家也不愿意看个人苦难的故事，我这里讲的是大众，大众想看的故事帮他们脱离现实，比如说机器人、动画片，所以我们现在的故事五花八门，就没有人来解决问题，什么老人，小孩你要一块去冒险，这必须要动画片大家才会去看。
好莱坞一度很擅长讲普通人的故事，但是现在我们不讲普通人的故事了。现在等于像做玩具一样，他们做故事也是给全中国人消费、给全世界消费。这个时候像糖果一样，很多的动作大家都能看懂，现在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时刻。基本上一个男孩碰到女孩陷入爱河，有一些问题。最后是一个团员的美满结局，结果人们说这个罗密欧、朱丽叶不能老以圆满结局收场。因此我们在想怎么向世界讲中国故事，我们要理解现在故事发生了变化，这确实是非常艰难的斗争，就像你要顶风逆行。刚才也提到了从小说当中借鉴故事，从一些思路当中发展故事，可是我们如果把好莱坞作为范本的话，这种范本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
中国电影在美国碰到的问题可能是字幕或者是配音，其实不管是配音也好还是字幕也好，它都会影响到演员的表演。所以说这个动作就变得很重要，这个时候你要想你给谁做电影，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的目的要赚钱的话，你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故事，你有一个故事，让眼睛看起来好看的东西就可以了，就像给眼睛吃了糖。如果要超越赚钱的话，那你必须要抗争了。
周黎明：你好像对大片评价不高，特别是基于玩具，你觉得《变形金刚》这个故事好吗？我觉得没有故事。你们两位都谈到一个电影首先要让你们自己感动。
Nicholas Meyer：无论差故事和好故事都一样，一个好的中国故事在美国应该也很容易会有人理解和欣赏，当然不一定这个受众很广大。而且好的故事是全球的，好的故事是大家看得懂的。
周黎明：我知道你在上海出生的，你也出品了《谍海风云》，想再拍一部中国电影。我想问一下Y先生，上海电影会不会打动中国以外的观众呢？
Mike Medavoy：刚才讲了讲述中国电影、中国故事，我也记下了很多的话，我不想忘掉。首先我想说电影是一个国际语言，是一个全球通用的语言，在电影当中看到的是同样的东西，人都是充满喜剧化，所谓的喜剧化可能是幽默的，这是人们每天都会碰到的问题。美国和英国人讲同一种语言，但是却分割两地，我觉得所有人都是有这个情况。总生活在过去是困难的，我们要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但是我们要活在当下，我们这个世界在过去20年当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互联网技术，现在人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方式，现在彻底的改变了整个故事，所有的一切都发生了变换。对我而言，这种革命相当于广岛的核弹，我觉得我们现在经历的变化像这些变化的重大意义，恐怕这种变化还会继续。
美国的产业它有一个传统，已经维系了75到100年，这种传统也发生了变化。其中的经济因素现在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正在处于一个重要的关口，它在想电影节下来往何处走？它为了赚钱才拍电影，是有这个趋势，就是其他的不重要了。电影也是一种艺术形式，大家也懂，如果电影是一种艺术形式的话，那么这种艺术形式在发生什么变化？现在往最低的标准里靠近了，人们去电影院就是为了能够很快的解决问题，而且现在关注也分化的很厉害，以前美国的电视网主要有三大电视网，现在海量频道，观众也分成了越来越小的不同群体。我觉得我们这个世界也正因为这个更加的有意思，我在美国告诉很多人这样一个故事：我记得《黑天鹅》在中国首映的时候，我看到有1300人，我看到票价大概是10到15美元，我觉得真够贵的，我说看电影的人多吗？他们说不太多，我说多少人？卖票的人说也就一亿五千万，对我们来说够多了，中国的票房是非常的厉害，中国现在是大家比较重视的力量。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钱流到中国，好莱坞总是在寻求合作伙伴，我在这里讲这个伙伴，这些是什么样的好关系我不想预先设定。大制作的频率也是比以前高得多，以前大概夏天一部大片，圣诞节一个大片，现在一年一个电影制片厂可以出6到7个大片，这些集团成为了大的财团，而不是只做发行，他们的业务非常广泛，他们成了大大家集团。包括不同的娱乐方式，甚至非娱乐的行业也有所设计，我觉得正是这种产业结构使我们看到数字上升，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大的集团有剧院，我记得正确的话，我们一开始在放《星球大战》的时候，大概在35个影院放映，我们现在在一个非常短的放映期4到5星期，就可能在四五千个影院上映，来决定这部电影的命运。你一个电影要进入院线要需要6500万美元，这个时候这些大的电影厂要追逐电影的票房，
为什么中国电影好像不能和其他电影在全球受到欢迎，首先有一个文化差异。比如说我们美国电影在英国卖得就不如美国好，英国电影在美国或者是其他地方也不一定有英国或者澳大利亚卖得好，但是好电影就是好电影。要说是好电影首先你要看它有什么重要的特征，在我们当今社会，在我们当代的社会，在我拍电影的时候是60年代，好莱坞也在经历着另外一场革命，这个革命要找到新的先锋，我当时并不是在最受关注的那一组人当中，当时最关注的那些人他们是比较重现三四十年代的经典影片。但是他要融入到一些新的因素，因为我们知道60年代有越战，华盛顿也在经历着很多的变化，当时的美国人他们也是在寻求灵感，他们要从他们懂的故事当中获取灵感。如果是个人的故事或者是他们独到的东西，他们当时对世界其他范围知之甚少，根本就不知道中国，我跟他们说我在上海出生。 但是总得来说对上海不了解，甚至他们不愿意了解上海这个地方，上海是一个上海大都市，是一个世界级的城市，和其他的一些世界城市一样的好，这里的观众也是非常关注娱乐，但是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特别是在文化的方面。不要再去考虑政治上的问题，即便是不考虑政治差异，他们已经早就存在了。
作为一个中国的制片人或者说电影人并不是什么弱点，而是一个强势，这个是跟我对于天才的定义有关的，天才是用不同的方式开始讲述，真正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就是这样，这个就是我们找的东西。这个说明了为什么我们之间有什么区别，但是区别并不是那么大，因为我们都是人，都是吃、喝、睡觉，但是有时候方式不一样，我觉得差异并不是很大。
再说到上海的问题，我们现在所做的上海题材的电影，不论是有幸还是无幸，我把《谍海风云》的版权卖掉了，他们一直喜欢这个剧本，也给我付了很多的钱。然后他们决定要拍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主要作为顾问，在我做咨询服务之前，然后到电影拍完这段过程当中，我是没有做出任何的决策，如果让我做决策的话，我可能会不一样，但是他们遇到了政治上的问题。这个题材拍的还是非常不错的，他们已经决定拍这个片子。我还是拒绝把我名字放在电影后面，因为我只是做了这样一个电影。
再谈谈我接下来要做的这个电影，也是一个以上海为主题的，我是一直想回来做一个电影，主要把上海作为一个电影的背景，这个是我的灵感来源。我知道对于这本书做了很多的改变，我认为这本书本身不能适应全球观众的口味，这本书讲的是非常甜美又非常痛苦的爱情故事，是跨度41年到80年的时间段，所以大家知道这段故事是非常长，这是一段爱情的悲剧，差不多跟《泰坦尼克号》的故事差不多。这是一个波兰的俄罗斯人，他与中国女孩之间的爱情故事，他们俩人陷入了爱河，那个时候德国人决定要进行轰炸列宁格勒，当时他们就逃到了上海，作为一个安全港来避难。大家知道我父亲也是从俄罗斯逃到上海，那是1943年的事情了。要使得这个电影大家都能够去看，都愿意去看的话，我尽可能的去推荐我最喜欢的导演戴维德(音)。 我希望全球的观众都能看到这部电影，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更重要这是一段爱情故事，是四段爱情故事，这四个人都相爱，其中有两个人是真正相爱，所以这个是谈到历史。
周黎明：我们这个论坛还有一个嘉宾，是上影集团的任仲伦先生，欢迎，任总非常忙。我知道任总在筹备很多合拍的项目，您觉得在这些电影里面是需要强化中国元素还是弱化中国元素，才能够让国外的观众更容易看懂我们的故事，我们现在先不说他们愿不愿意看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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