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记者 许荻晔 

　　实习生 严彬 发自北京   

　　外人看来，冯小刚[微博]是个每年兢兢业业贡献一部贺岁片的喜剧导演，“华谊兄弟[微博]”是个每年提供大量商业电影的电影工业帝国，但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这14年来，每年华谊讨论第二年冯小刚的电影计划，都会提到《一九四二》。但每次开会，大家都说先放一放。

　　并不是没有尝试，在去年立项成功之前，《一九四二》曾三次正式建组，都告解散。有一次是一提出便被压下，另两次，本都打算先斩后奏地进行，两度都已经进入选景阶段，走完灾民逃荒路，刘震云交一稿新剧本，最后还是解散了事。

　　冯小刚调侃拍贺岁片是为了填补建组的亏空，但一件事做了14年，早成了人人心中一个结，亏空早是次要。预算从2000年的3000万元，直到现在的两亿元，“华谊兄弟”总裁王中磊[微博]坦言面对当下的环境与观众，拍摄这类厚重题材并非最合适，接下来也没有这样的短期计划，但是为《一九四二》，这19年，值得。

　　对电影的宽容和新理解

　　东方早报：为什么片名去掉了“温故”二字？

　　王中磊：这是我们在电影立项时，电影局给的意见，但可以打上“根据《温故一九四二》改编”的字幕。从电影上来说，和小说的叙事角度有很大不同，小说是记者发问体，“温故”两字更适合小说的风格。

　　东方早报：今年上了很多以前没有立项成功的电影，比如《白鹿原》、《一九四二》，这是否说明了电影环境有所宽容？

　　王中磊：肯定有，像《白鹿原》、《一九四二》本身都是由争议比较大的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我认为肯定是有环境的宽容，或者是对电影的表现有新的理解。

　　东方早报：此前在采访中你曾说过你个人倾向于这种厚重的影片，接下来还有拍这类影片的计划吗？

　　王中磊：在目前的中国来说，要拍这种题材影片需要具备的条件很多。第一需要极具才华的创作人员，因为比拍摄普通商业片更困难；第二是类似题材审查的角度会比较多；第三就是大多数国内观众对类似题材的关注兴趣还没有培养起来，往往要依靠大导演或者知名的文学作品打下的基础。华谊已经做了类似题材的收集准备，因为电影公司的运营是比较长远的，不特别在乎比较短线的事情。

　　东方早报：今年华谊上的很多电影都是面向青少年的，《一九四二》则好像当年的《手机》一样，转回成年观众，这里面有一个怎样的企业发展脉络吗？

　　王中磊：现在还是一个比较原始的阶段，可能会去拍很多类型的电影。华谊兄弟是一个品牌，但是没有特别明确这个LOGO下面的价值观、趋向性，不像迪士尼就是全家欢电影，里面不会有血腥、复杂人性的电影。对国外一些电影公司来说，很容易在一个完整的体系中定位自己的电影，但对华谊来说这个目标还未能达成。

　　“立项14年”

　　东方早报：刘震云说这部电影是一群笨人用笨办法把不可能的事情做成了。

　　王中磊：(笑)刘老师是语言天才，他说的这个“笨”是另外一种概念，是说这个电影是不能讨巧的，不能绕近路的。

　　一部电影在一个电影公司立项14年，4次建组，这在华谊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而且这建组是真正意义上的有了中心的导演制片组。这14年之间，几乎每年都提出来明年会不会拍这个题材，但每次开会，大家都说先放一放。

　　东方早报：你之前说过，《一九四二》等这19年是值得的，怎么理解？

　　王中磊：这个作品也好，处理这个作品的人也好，这19年来都有了新的发现或者成长。最开始的剧本还是带有很大的主观意识，是“作家寻找真相”的视角，之后被废掉了。但之后的一版剧本，还是明显的“作家电影”，带了导演对历史问题的预设的答案。但是现在的影片是没有答案的，只是呈现了很多真实，甚至是问句。宗教、战争、政府、军队、难民，这些人面临灾难的时候都挺麻木的，我甚至觉得那些灾民都不会觉得自己这么苦，他们会觉得反正是受到这个灾难了，会是一个很原始的、没有答案的(状态)。如果放在十几年之前拍的话，是没有这种想法的。

　　另外从物质上讲，资金、技术各个方面都有提升，给人的视觉的感受上也会有变化。比如预算从3000万元到2亿元——华谊也投拍过许多高预算的电影，这2亿多元的大部分都是花在制作上，片酬在预算中占很少的比重，几乎是拿工资在演出。2亿元投资的含金量还是很大的。

　　东方早报：冯导在拍摄时要求是顺拍，这也是增大成本的一个方面吧？

　　王中磊： 顺拍的原因是希望主要演员的形态更加合理、体验更加直接。比如张国立演老东家，拍戏之前还得保持圆润，在逃难路上就变成了一个苍老的老人了。是真正瘦下来，心理也在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