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谈《一九四二》 温故知丑以史为鉴
play
play
play
play
冯小刚
电影拍摄花絮
剧照
电影拍摄花絮
撰文\ 王子烨 巩晓莉 杜晋华 编辑\ 王子烨
“爹，啥叫逃荒呀？”“饿死灾民还是饿死士兵？”“得普利策奖还是成为日军俘虏？”“这里的一切，主知道吗？”“河南到底死了多少人？”五个追问，五条线索，将1942年的河南、陕西、重庆、开罗串在一起，铺展出来的是日军轰炸下的残破家国、国民党积弱政权的摇摇欲坠，还有一场“人吃人”“狗吃人”、最终300万人饿死的浩劫逃荒。
这是冯小刚[微博]的《一九四二》，黑色的故事、黑暗的调子、没有希望的救赎，还有一种身在地狱但求杯水的悲悯。“可能你看的时候不舒服，但总比糊里糊涂的臭美好。”这是冯小刚所谓的“温故知新”，因为“这段历史是一面镜子，透过镜子照见我们的今天”。
我们民族没有自省与追问的能力 对话冯小刚
“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一辈子拍了一个你真想拍的东西就行了。”
关于冯小刚和《一九四二》的缘分不必多说了，2亿元投资、三度启动三度搁浅、两个多月三条线路的实地采访、刘震云改的几十稿剧本，以及19年的惦记和期间喝掉的数不清的啤酒，还有彻夜长谈的无数个夜晚。终于，11月29日，《一九四二》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和分娩，落地降生。而作为导演的冯小刚不是完成夙愿后的大喜，他解开胸中块垒，随后竟有一丝失落。“这部影片对我来说，有点像谈了十几年的恋爱终于扯证结了婚，新婚之夜远没有当初想的那样蓄势待发魂飞魄散，该看电视看电视该织毛衣织毛衣，谁也没有不待见谁，媳妇也确实是好媳妇，就是有点不咸不淡。”
而就在等待审查期间，按冯小刚的话说“最真实的感受是——惴惴不安。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命运，就像等待这孩子的出生证。”就在这时，冯导拿起了扔了20多年的画笔，开始画画。他画了很多雪景，因为“雪景的色彩更单纯，能掩盖很多不堪。而且我也希望所有事都单纯点，不要太复杂。”面对画布让冯小刚找到了久违的呼吸：“好像一觉睡了20多年，忽然醒了。以前你要是憋着一堆雄心壮志要干好多事那你没法画画。这个电影一拍完，让我觉得心里一块石头放下了，一个疙瘩解开了。尤其在等待过审的那段时间，画画让我忘了焦虑，你的内心变得特别单纯。”
冯小刚在很多采访中说，拍《一九四二》是他和刘震云两个“笨”人，用一种最笨的方法拍出来的。笨人的方式不是事先预设了正确路线，而是把所有路都蹚一遍。而拍完《一九四二》冯小刚没有预测票房，“因为我怕低估了它”，作为导演他终于可以给自己一个交代。“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一而再再而三，你一辈子拍了一个你真想拍的东西就行了。”
“看上去是我们善于遗忘，实际上是我们的苦难太多。”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拍完《一九四二》后一直在画画，《唐山大地震》也是蛮沉重的题材，但是你也没用这种方式走出来？
冯小刚(以下简称冯)：毕竟《一九四二》这个电影是这么多年积在我心里的一件事，作为导演我觉得过瘾，我应该好好谢谢这部电影。做一个导演像在两座高墙间长跑，而且这条巷子还特别窄，你也不知道哪天是终点，你只能一部戏接一部戏地拍，但慢慢你就和社会隔离了，你变成一个生活在狭窄空间里的人。不仅是我，很多电影人都面临这一困境。但是从高墙里出去，是比较奢侈的想法。我现在最需要的其实是离开电影一段时间，到生活里边去，然后回过头可能出现一个有激情的目标。但起码现在我是失去目标了。
记：你在很多采访里说过一个特别鲜活的例子，关于“人吃人”，有一个灾民在路边饿晕了，旁边有人要割他肉，他说我还中呢，旁人说你已经不中了你救救我吧。这样的例子在电影里并没有出现，是怕过于残酷吗？
冯：你要考虑到观众包括我自己对有些东西会有一种生理上的排斥。所以我觉得一个作品有没有力量不在于这个，也不在于炫耀这些。
记：你在为电影采访的这两个多月中，最大的困难是否是对那段历史的遗忘？
冯：没错。我们问了好多人，有当时活过大饥荒的，也有灾民的后代，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饿死人的年头特多，你到底说的是哪一年？或者有的人说着说着你发现不对，根本不是1942年的事。你觉得死了300万人很震惊，但对于当年的人来说，年年有灾，那一段时间饿死人一点都不新鲜。看上去是我们善于遗忘，实际上是我们经历的苦难太多。
记：同样是大灾难，采访唐山大地震幸存者和经历过1942年饥荒的人，他们的心态差别在哪里？
冯：他们非常不一样。地震是一瞬间发生的事，然后会回到正常的生活，所以大地震幸存者回忆得很清楚，有很多细节。但《一九四二》的时候，你很难抓住一个人让他把这事说得特别清楚，所有人都是大概齐，都不太以为然。死人多了，就是这种。
记：既然对亲历者和当事人来说，年年饿死人，1942年发生了什么不是大事，那为什么你这么执著地把它当成一个大事？
冯：这个本来就是大事，只是时间一过去就觉得不是事了。咱们这个民族是挺能忍的。有一句话叫不为五斗米折腰，但说这句话的人往往日子过得好着呢，家境殷实，我们家搁着十斗米，十担米，我不为你给我那五斗米折腰。但要真是家里嗷嗷待哺，在死亡的边缘挣扎，你这口吃的带不回去家里几口人就没了，别说折个腰，他什么事都能干。我也不觉得这样的做法丑陋，这也是人性的一部分。
“不能客观认识自己是阻碍这个民族进步的一个重要障碍。也许我们过去也不是这样，但是近一两百年整个民族有点拧巴。”
记：在你们的采访中，像刘震云说的所谓的幽默感你能体会到吗？就是那种“我虽然马上要死了，但是我比邻居老马多活3天我赚了”的那种感觉。
冯：对，我深刻感觉到早死早托生是特别幽默的一句话，因为你细想，它特别悖反，它本是充满了期待的一句话，但它表达的是一个非常绝望的意思。一个人在没有陷入这样绝境的时候，谁也不愿意寄托到下一世去，都希望这一世能活得舒坦一点。
记：我觉得刘震云骨子里是个有点冷，很文人气的人。在他的书里，无论是灾民还是传教士都很可笑。但你的电影经常有那种很温暖的瞬间。你和刘震云在人物塑造角度上，有分歧吗？
冯：震云觉得谁都不值得同情，没一个好东西，当然他并不把自己择到外边去。但人的处境不一样，我没有吃过那样的苦，穷困会让人变得没有尊严，物质极度的匮乏会导致人们极度的自私和目光短浅，人物关系会变得十分地紧张。所以一个长期处在饥寒交迫生存状态下的民族，你让它有博大的胸襟，让它有无私奉献的精神，让它变得特别地善良，这都挺难的，也不应该导致这个。富足的民族目光会看得长远，相对来说你死我活的那种恶毒就会少一点。
记：你再看我们社会中的很多问题，那都是可以理解的了？
冯：我们说的这些毛病可能很多民族都有，但是有些民族不回避这个，它要清醒地认识自己。但有的民族就回避自己丑陋的那一面，不断掩耳盗铃放大自己优秀的那一面。不能客观认识自己是这个民族进步的一个重要障碍。也许我们过去也不是这样，但是近一两百年整个民族有点拧巴。
“咱们的灾难孕育出的艺术，表现出的是一种逃避。”
记：那这个“病”从清朝满族人入关就开始了……
冯：比如你看过去汉族的美学，到宋朝是一个高峰，它的美学涵养很深，气度也不凡，然后就开始不断地坍塌、垮掉，一直到满族建立清朝整个就乱了。从美学上讲，都特别怯，特别浮华，毫无内敛可言，什么都被搁在表面上，是穷人对富足的一种强烈的欲望。你看清朝那些游牧民族做的建筑，所有的颜色都用上，然后汉族的工匠怎么办呢？他只好在所有的颜色之间勾金线，因为金线会综合那些颜色，变得能够勉强在一起待着。你看日本美学全是跟中国学的，它凝固了中国的唐代。东方的美学是对纸的理解，对笔墨的理解，对木结构的理解。木头本身是特别好看的一种材料，它是有呼吸的，但到咱们这儿最后全刷成大红柱子……咱们老百姓也特老实，也不问问是谁把我弄成这样？其他民族会追问，但咱们老百姓想的是认了吧，咱们命不好。
记：除了认命，面对苦难，咱们民族还有刘震云说的那种多活两天是两天的顽强和知足……
冯：俄罗斯民族和咱们一样，也是深受苦难，但俄罗斯文化在灾难中就唤醒了一种救赎的意识，这体现在它的音乐，它的文学，它的美术上。但咱们的灾难孕育出的艺术，表现出的是一种逃避。
记：说到“救赎”，我发现在你几乎所有的电影里都会出现教堂，为什么你对“救赎”有这么强烈的渴望和追问？
冯：我小的时候家住在市委党校宿舍，我父亲在党校教哲学。在文革前党校有一座大讲堂，前面是利玛窦的墓，那个建筑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像一个梦似的。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把教堂给拆了，砸了。但潜移默化那个形象留了下来，形成一种视觉上的记忆。而且拍电影的时候，教堂那种建筑拍出来特别有效果。当然放到《一九四二》里头，主要震云在嘲笑宗教。他觉得没一个好东西，包括传教士，都是在利用灾民。
记：那你呢，你也觉得《一九四二》里的所有线索和人物都是活该？他们不值得同情吗？
冯：我当然是特别同情，所以我在这电影里没有那么多的冷嘲热讽，我也没有让自己置身在他们外边。我觉得大家应该看这电影，应该知道我们全都是灾民的后代，包括蒋介石。蒋介石原来有句台词：谁是灾民，我才是灾民。列强在开罗开会研究战后格局，但就是不带他玩，丘吉尔、斯大林说咱们开会叫他干吗？罗斯福当然是一个战略家，而且他确实有切身利益，因为中国战场牵制着一百多万日军，如果中国完全放弃对抗，日本腾出手来压力就跑到美国了，所以美国知道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它觉得研究战后格局必须有中国。但白修德的那个采访把蒋介石逼到绝境，英美政府也开始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必须得赈灾，不能视而不见，民心都没了你还怎么和日本作战？
“我在这电影里没有那么多的冷嘲热讽，我也没有让自己置身在他们外边。我觉得大家应该看这电影，应该知道我们全都是灾民的后代。”
“蒋介石对历史有一个很大的误判，所以在1949年时被他忽略的人，最终忽略了他。”
记：蒋介石这个人物矛盾、复杂，而且一直以来都有争议。你们拍蒋介石的时候，给他定的性是什么？
冯：你看刘震云的小说是有一个叙述者的态度，每条线索每个人在自己的故事里都有自己的难处。但到了电影里，叙述者退到很后，我们是把电影里的人物往前推，电影里的人物面对1942年这场灾难是什么态度，这个电影就是什么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尽量准确地还原历史，包括蒋介石。他当时统治的国家积贫积弱，面临着日本疯狂地入侵，他要面对的事有多少？他是不是真正地完全置民众于水火而不顾？我们觉得他可能也是没有能力赈灾，所以他一直说灾情没那么严重。所以他反感白修德，你真把我当昏君了？你把人吃人的照片摔到我面前的时候，再不赈灾我就成了民贼了。所以他暂缓陕西战役，抽出一部分军粮赈灾，但他的这个决定在电影里并没有真的解救灾民，反而导致了灾民卖儿卖女。就算蒋介石知道河南饿死了这么多人，在那个时期饥荒也没有其他的事更重要。蒋介石对历史有一个很大的误判，所以在1949年时被他忽略的人，最终忽略了他。
记：你应该看过很多书、做过很多调查，你怎么看待当时的蒋介石政府？为什么在他的统治下中国那么贫弱？
冯：其实中国老百姓特别地能忍，对统治者有极大的包容心，你但凡给他一点活路他都不造反，但是你对他太不好了，让他饭都没得吃了那就一呼百应，所以共产党在那个时候应运而生。所有人在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没了的时候，肯定会反抗，这种洪流一下就把蒋介石荡涤了。
记：以前《一九四二》叫《温故一九四二》，那重温这段历史对“知新”、对关照当下有什么作用？
冯：我们在大学做试映的时候让大学生填调查问卷，最集中的感受是，看完觉得有幸福感，会知足。有些年轻观众说过去我们老觉得自己生不逢时，但看完电影觉得活在1942年才叫生不逢时，这种思考产生一种强烈的对比，比起父辈，我们真的很幸运。这是一个层面。当然还有另一个层面就是了解历史、了解苦难，一场灾难让300万人从地缝里消失，但绝不仅仅是一个灾荒造成的，也和人祸有关，和各个层面的丧失底线有关。苦难会让你警惕，让灾难不要卷土重来。否则现实生活中你会特别困惑，为什么啊，往灭火器里放面粉，把吃的东西往福尔马林里泡，完全没有底线。包括你看微博，很多人对一个简单的普世价值观都不认同，经常有人骂街到丧心病狂的程度。为什么这样？所以你得让人知道，这些底线的丧失导致的后果是什么，最后造成了灾难谁也逃不掉。
确切地说，在《一九四二》中，没有人物，在“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人流中，生命渺小如蝼蚁，300万在兵荒马乱、战火纷飞中逃亡的饿死的魂魄，在70年后，化成历史群像，变得遥远且愈加渺小。2012，在同样的寒冬，电影《一九四二》上映。我们知道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却无法想象1942的冬天，在寒风凛冽中的饥民们经历过怎样的挣扎，更不知这段离我们最近的历史，在我们生活的土地上，曾发生过人吃人的故事，竟是那么真实。能叙说的，是多么渺小，但聪慧如你，或许能够感受到一点点那个时代被无视的心跳？
加载中，请稍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