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编辑/巩晓莉
电影《一九四二》还在热映中,小说《温故一九四二》趁热打铁再次集结出版,书中不仅有小说原著,还新增了经20余次修改的电影剧本定稿,其中电影中因时长所限和镜头画面安排等诸多原因未能公映的内容在书中均有保留。透过完整版《温故一九四二》,读者不仅可以更全面、更宏观地了解1942年中国错综复杂的时局,跟随刘震云条分缕析地深入灾难中更温情、更残酷、更黑色幽默的细节,还能读到电影背后一部小说与一部电影纠结了19年的缘分。
电影删节内容曝光
“我深刻体会到了书跟电影的区别,主要是长度,书很从容,但是电影只有两个多小时,有很多不得不删,书比电影更完整。”谈到为何再版《温故一九四二》时刘震云说道。
在书中,我们能看到受电影篇幅所限而删节的内容:神父安西满对信仰的追问;蒋介石与参谋长、史迪威之间的努力斡旋,以及在电影结尾前那段最极致的窘境——老东家在日军阵前的胯下之辱……这些内容的存在使得剧本相较于电影更温情、更残酷也更黑色幽默。
长工栓柱爱慕老东家的女儿星星,在逃荒路上,灾难拉近了两个年轻人的距离。在电影中,直到星星被卖到妓院,两个人的感情也没有任何进展,但在书中,有一个非常微妙的细节体现了他们的感情转变。在星星被卖到妓院后第一次接客时,被问:“有男朋友吗?”她点点头答,“有,叫栓柱”。
由冯远征[微博]饰演的佃户瞎鹿因为找驴致死,在电影中,这个行为完全是受饥饿的驱使,但在剧本中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动因。夜晚,当瞎鹿起身偷驴时,躺在一旁的女儿铃铛问:“爹,你干啥?”瞎鹿答:“给你弄吃的。”
而在宗教这条线中,由蒂姆·罗宾斯饰演的神父托马斯·梅甘和张涵予[微博]所饰演的牧师安西满这两个人物在电影中没头没尾,很不完整,在书中也能找到他们的命运和归宿。日本占领洛阳之后,日本人找到了神父梅甘,希望能跟他联手赈灾,“天皇跟上帝共同拯救河南人民于水火,共建大东亚共荣圈。”托马斯意识到了这是一场政治阴谋,“你是不是想表明上帝是跟你们站在一起的?”他拒绝了日本人。此时,因灾难开始对信仰产生质疑的安西满已经变得精神恍惚,神态疯癫,他突然意识到,大灾之年缺的是粮食,但真正的魔鬼也是粮食,于是他一把火把日本人囤积在教堂的粮食烧了,正在此时被赶来的日本兵一枪打死,他和神父的尸体倒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十字架……
在调查体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中,没有幽默,没有人物,没有故事,没有情节,有的只是由数据堆砌起来的冷静叙事;在剧本《一九四二》中,一条条由各色人物牵引的线条勾勒出了既光亮又残酷的极端状态下的人性。在走进电影院之前,如果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先看看小说;如果已经看完电影,再看小说能引发更深的思考。在最新出版的完整版《温故一九四二》中,小说原著与电影剧本交相辉映,一个冷静克制,一个饱满生动,穿梭其中能获得不同的体味与感悟。
一部小说和一部电影的缘分
“把《温故一九四二》这篇小说拍成电影的理由有很多,但我最想说的是,这是小冯和小刘的缘分,是一部小说和一部电影的缘分,是一个导演和1942年的缘分。”在书的序中,冯小刚[微博]这样写道。
19年前一个夏日的午后,王朔把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交到冯小刚手上,冯一口气看完,感觉自己对民族的认识产生了飞跃,“过去我对民族的认识来自学校、教科书,但这个小说让我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从此,小说就像一颗种子在冯小刚心里发酵。
2002年,项目正式启动,但几乎所有人都一致认为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没有故事,没有人物,没有情节,怎么改编成电影?而紧随其后的是电影因“调子太灰”而无法立项的问题。2004年拍完《天下无贼》之后冯小刚与刘震云旧事重提,重整旗鼓,但当万事俱备时剧本再次因同样的原因被驳回。直到2011年,拍完《非诚勿扰2》王朔对冯小刚说,“趁着现在这个势,你应该横下一条心把《温故》拍了,你应该有这么一部作品,以后就可以心无旁骛在商业片上胡作非为没有羁绊了”,王又厚道地补充道,“怕什么?万一票房上有个闪失,我帮你写一喜剧咱们再打回来。”
“几上几下折腾了19年,为什么非要拍这部电影?”这是电影上映以来冯小刚遭遇最多的问题,“如果是斯皮尔伯格拍《辛德勒的名单》,犹太人是不会问他这个问题的”,他愤愤然道。在刘震云看来,这是不同民族之间对待历史的不同态度,“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死了100万犹太人,1942年我们死了300万人,犹太人选择了记住,但我们这个民族选择的是遗忘,在我看来忘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不重要,一种是麻木,我感觉我们这个民族有时候不是一个遗忘的民族,而是一个麻木的民族,我们一天天都能感受到麻木带来的历史后果,所以需要用针刺一下,如果这300万人能使大家惊醒,使中国人恢复一些记忆,在有记忆的前提下变得善良了,那么无论是小说的作者还是电影的导演,目的都达到了。”
《一九四二》做到了,自上映以来,电影迅速变身为公众事件,引起广泛的思考和讨论。“在今天,吃好像不再是什么问题,但另外一个问题却突出出来了,那就是精神问题,人们的精神无处安置,如果我们对民族的历史和现实没有真正深刻的反思,对实际处境没有深刻的认识,我们的精神是空虚的,这实际上是另一种惰性的表现。”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看完电影后深感震撼。
这也是为什么刘震云在诸多公开场合将冯小刚称作大师,“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把冯小刚称作大师,其实原因特别简单,我觉得优秀导演和大师的区别是,前者把该拍成电影的东西拍成电影,后者把不可能拍成电影的东西拍成电影,这个标准适用于各行各业,冯小刚就是那个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人。”
在编剧史航[微博]看来,《温故一九四二》是一部及时的小说,《一九四二》是一部及时的电影,“如果再晚几年拍电影,那些有记忆的老人都逝去了,会有很多遗憾,如果太早拍,导演的处理未必能这么克制,甚至李雪健也不可能这么瘦,这就是天意,时光有时候会捉弄你,有时候会成全你,这就是一部被时光折磨、捉弄又成全的电影。”
笑是虐心的一部分
早在2002年第一次筹拍时,冯小刚和刘震云便用了3个月的时间重走逃荒之路,从河南到陕西、山西,在那条路上,他们见到了背井离乡一路向西的逃荒队伍,见到了他们悲惨的命运,以及更重要的,见到了这个民族面对灾难时的幽默,但这种幽默有别于冯氏喜剧一贯的幽默。对于那些希望在影院里看到一贯的冯氏幽默的观众,史航奉劝他们“明年再来”,“冯小刚导演拍了那么多喜剧,一直想拍另外一个东西,但怕打扰大家就先讲几个笑话,可能讲了很多年笑话之后憋着跟大家聊点事儿,但很多观众知道冯小刚的东西好笑,所以每一处都理解为好笑,以至于很多人在电影院里看了一半还在笑,等过了一半突然安静了,发现搞错了。我同情那些笑的人,要是想要笑,明年再来吧。”
在所有对电影的评价中,刘震云最为感动的是80后、90后的评价词:虐心。“我以为进电影院看这部电影的会是一些跟1942年这段历史有个人联系的人,但因为影片宣传,我跟小刚走了一些城市,发现大部分观众还是80后和90后,他们用了一个词形容观感:虐心,虐心不就是走心了吗?那就证明电影就像针一样扎痛了那些没有经历过的人,就会去思考自己从哪里来,我觉得思考对于一个民族非常重要。”
尽管这是一部灾难片,但在观影过程中却是笑声阵阵,“不下十次”,这些笑点是无心插柳还是刻意安排?“我觉得有笑声,就是观众看懂了,电影唤起了过去人性中没有被唤醒的神经,我相信,这个笑声发出的声道、强弱,喷发出的情感跟看小品、相声发出的笑声是不一样的,你会惊讶于原来自己还有这样的笑声,哭是一种宣泄方式,悲痛至极,笑也是一种宣泄方式”,刘震云说道,这也让他想起了老舍先生,“老舍先生曾说自己特别想写一出悲剧,但里面充满了笑声,这部作品老舍先生没有写出来。看《一九四二》时,正是因为在剧场里笑,所以看完电影当字幕升起后会思考,笑的是什么?笑后是什么?一个地主家的千金最后沦落到妓院里,第一次接客时因为吃得太饱蹲不下,人们笑了,但笑的人是那么善良,笑是虐心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