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车”无疑是香港电影最精髓的元素之一,本次金像奖多部入围影片都有飞车追逐的镜头。其中,郭晓冬[微博]驾车从直角窄巷里,以8000转的转速、90度漂浮平移的镜头,看得人目瞪口呆。这是真的吗?4月11日,电影《车手》的导演郑保瑞[微博]来到记者在香港所住的酒店接受本报专访。而本片的动作指导钱嘉乐、吴海棠也同记者探讨了“飞车”的辛酸苦辣。
“死亡弯角”特技真的有
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
飞车是香港电影中最常见的场面,在本届金像奖被提名最佳电影的佳片中,《寒战》中有,《逆战》中也有。但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车手》里,郭晓冬驾车从一个90度的直角窄巷里顺利转弯的“死亡弯角”的特技,令人叹为观止。该片上映后,有一些网友对此深表怀疑,甚至亲自验证。其实这场戏,就发生在杜琪峰的银河映像公司旁边,记者4月11日前往考证发现,这原本是一条直路,只不过剧组拍摄时,设计了一个弯角,现在去看已经看不到弯角,也找不到拍过戏的痕迹。
找不到痕迹不代表这样的漂移不成立。11日,导演郑保瑞告诉记者,“那样的漂移真有,但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是一个蛮危险的动作,要看怎么掌控,在外面你看好像没动,其实车里面,正在发生急剧变化。一点控制不好,就会砰地撞过去。在拍摄现场,只有钱嘉乐和吴海棠两位动作指导可以做到。”这一场戏准备了很长时间。郑导说:“用的那台车还是个古董车,全香港只有一辆。车主每天都在现场,一拍完他就收车。但整个这几场戏拍下来,那个车就报废了。”
钱嘉乐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用‘快’展示飞车追逐的场面,这已经拍得太多了。有次郑保瑞跟我说:能不能拍一场反派人物拐弯到后巷,然后通过了一条没有车能过的窄路的戏?我马上就有灵感了,最后决定用漂移的办法,就是烧胎,把发动机开到接近极限的8000转,将离合器在最短时间放掉,然后马上踩刹车,后胎就会打空转,这时整个车尾也会变得特别轻,然后就能将车子向任意角度转动,等转到正确角度时,松开刹车,车就会‘嗖’地飞出去。”
拍摄难 危险大
烧钱多没有保险公司愿意承保
“飞车戏”看上去酷,拼的却是命。我们可以看到不少港片中你追我赶的飙车戏,但在现实中拍摄,却是相当难的。
首先要过的就是拍摄关。钱嘉乐表示,因为车是在运动中,所以是移动拍摄,处理每一个定位,每一个镜头,都不会像预想的那么完美,会突然出现各种状况。郑保瑞说,“这对于导演来说,每一个镜头都很有压力,拍一条,然后就要看,如果真的不行,才会继续重拍。因为每一条都是用生命换回来的。多拍一条就多一次危险,而导演往往也在逼他们再危险一点。拍起来太难了,导演一心软就很容易说‘过’。只有不跟着去拍,通过看回放,觉得不行就还要继续逼着他们去做。”
飞车戏还难在配合。吴海棠说,“拍摄一辆车飞车,这就需要一个车队配合,一个装(拍摄)机器的车,需要跟被拍的车同样快,才能追得到被拍的车。还有就是工具车,有很多零件,遇到状况,现场处理。还有技术人员,有时候一辆车可能就有七八个人来照顾。如果是拍公路的,我们前后都有自己的车,把前后都挡住。可能在镜头里面只看到两部车,但镜头背后有5部车在封路。”
同时烧钱多也是对剧组的另一个挑战。郑保瑞说,“以《车手》这部电影为例,拍摄报废了十几台车,有的拍完就直接送废品场了。这些车中,有几万的,也有几十万的。”而飞车特技是高危动作,没有保险公司愿意承保。“在签约之前,就要开始着手谈论这个问题,必须有专门的预算,每一个车手都必须要买保险的。我们就一家一家地去找,去谈,最后终于找到一家,具体谈了多少我忘记了。”
“飞车”戏由来已久
香港特色文化孕育
早在30多年前,香港就有一支名为“神风特技队”的银幕“敢死队”。到上世纪90年代,“香港最出色的飞车指导”是罗礼贤[微博],那会的作品就包括《烈火战车》、《霹雳火》等,现在他主攻内地。目前香港最火的“飞车队”就是钱家班。郑保瑞说,“钱嘉乐是香港最懂飞车的。他培养了年轻一代的车手。很年轻但是很有纪律,技术也很好。很多车手是晚上出来拍戏,早晨又去上班,很努力。”
香港警匪片经常上演“飞车追逐”,郑保瑞说:“这是香港特色文化。香港狭小的空间为汽车提供了足够惊险的元素,毕竟在香港狭窄的街道中进行汽车追逐,本身就是一个非凡技术和胆量的展示。可能也就是这样的意识形成,香港的汽车改装业和非法飙车业一直以来都很发达,于是在非法与合法、警察与疑犯之间的斗智斗勇成就了富有戏剧性的故事。《车手》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的。”而现实中,香港有个“香港警察隐形战车队”,记者了解,为打击非法赛车以及超速行驶,香港警方在1997年起引入没有警队标志的巡逻车在公路巡逻,外界称为“隐形战车”。
令人意外的是,在香港很多时候拍飞车戏,竟然是“偷拍”来的。郑保瑞说,“没有警察告诉你可以飙车,一部电影拍摄也不能长时间封路。因此我们很多是偷拍的。你看《车手》中有场戏是在高速公路上飙车,其实只有两辆车是在飙车,其他的车都不是剧组的车,所以说很危险,当然警察也会理解拍戏有多难。”
本组稿件由本报特派香港记者唐爱明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