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剧照

　　香港导演陈可辛拍了一部颇具内地感的电影，讲述了几个小人物在中国改革的大时代中成就商业梦想的故事。有微小的个人命运，也有磅礴的时代流转。

　　本刊记者/万佳欢 本文刊于《中国新闻周刊》第611期，转载请注明。

　　黄晓明[微博]饰演的成东青连续两年高考落榜，第三次搏命背下整本英文字典才终于考上。为了筹到大学学费，黄晓明"噗通"一声，跪倒在村里人面前。

　　二十多年后，这个"土鳖"的农村孩子被媒体称为"留学教父"，春风得意地站在体育馆里向几万名学员挥手致意--他与两个大学好友创办的"新梦想"英语学校在纳斯达克上市。

　　热血、梦想、励志，这就是陈可辛在影片《中国合伙人》中讲述的"丝逆袭"故事："土鳖"黄晓明、"愤青"佟大为[微博]和"海归"邓超三个小人物在《中国合伙人》里白手起家，最终实现了"中国式梦想"。

　　故事取材于"新东方"三位创始人俞敏洪、徐小平和王强的创业史，可陈可辛非但不想把它拍成一部企业传记片，甚至也不想把它拍成某几个人物的传记，而是试图做一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传记"，跟自己的成名作《甜蜜蜜》一样，把个人经历、小情趣放进一个更大的时代格局。

　　陈可辛想将电影的英文名取为《AmericanDreamsInChina》。有趣的是，"中国梦"从去年11月正式进入官方词汇并且成为时下热议的话题。陈可辛不太清楚官方阐释中的"中国梦"，他只在意如何把个人成功的故事拍得接地气。

　　《中国合伙人》关乎时代，它的出现本身也有时代的印记。在大片渐渐没落的今天，北上7年的香港导演陈可辛才终于告别古装大片，回到了他喜欢和擅长的领域。

　　小人物的"中国式成功"

　　佟大为饰演的王阳在1980年代是一个留着长发、背英文诗、交美国女朋友、读卡耐基的"愤青"。第一天为佟大为试造型时，造型师把头套剪来剪去，陈可辛都不满意。最后，造型师干脆剪了个跟陈可辛一样的披肩发，后者一看，点头满意，"这个感觉不错。"

　　为了体现不同人在时代背景下的命运变迁，陈可辛刻意选择了三个完全不同的人物，他承认三个角色身上都有自己的影子。

　　"导演私下里是一个话很少的人，但心里特别明白，"佟大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跟后来的王阳有相似之处。"后来，王阳被美国女友抛弃，剪掉了长发，与自己过去极致而浪漫的青春岁月彻底作别。

　　同样剪掉头发的还有孟晓骏。这个由邓超饰演的、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海归"一直自信满满，但在美国只能在实验室喂小白鼠、在西餐厅打工。他受挫后回到国内，用剪发来告别美国，重新在国内寻找成功。

　　同样有美国经历的陈可辛自认跟孟晓骏最像--真正要融入美国时遭遇尊严困境。在一场孟晓骏在美国餐厅打工的戏里，导演甚至加入了一个自己做杂工时碰到的场景：硬塞给自己小费的英国老太太。

　　相比前两人，黄晓明饰演的成东青显得"土鳖"很多。两次高考失利、想留学却几次被拒签、好容易留校任教，又因在校外私自授课被开除。"失败"把他逼到了悬崖边，他不得不厚着脸皮赖在肯德基里开起了英语补习班，凭借自嘲教学法吸引了不少学生。

　　这三个典型的"失败者"最后成为成功的典范。然而在影片后段，成东青和孟晓骏两个合伙人之间撕破了脸。陈可辛把两人的矛盾形容为"中国式中庸之道"和"美国式争取"的之间的矛盾。"美国人讲自信、讲争取，可中国人从小受的教育是要谦虚，要孔融让梨，"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陈可辛想表达的"中国式成功"其实属于成东青的。他努力、拼命，更单纯，更"轴"，也更凭直觉做事。

　　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愤怒的人们在"新梦想"学校门前示威，高喊"打倒美国走狗"。知识分子孟晓骏眼睁睁地看着成东青冲出去，对激愤的抗议人群大叫："中国人就会窝里斗！你们跟30年前有什么区别！"

　　但成东青身上还有一种"中国式中庸之道"。"老实说，一直到拍完，我对这个人物的理解都不是很透，"陈可辛说，"尤其是在中国，成东青是一个典型的会成功的人。他不只靠做的事，还可以靠为人去成功；而我的为人更像孟晓骏，不会在中国取得成功的。"

　　陈可辛在《中国合伙人》中加入了苏芮的歌"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这首《一样的月光》不仅成为一种时代标志性背景音乐，更成为主人公们的内心拷问。

　　"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守规矩的人，"导演并不认为自己更想强调个体的力量，"要是世界的规律是这样，我们只能跟着世界的规律走。不过表面上你是可以被世界改变的，但里面你可以有一些坚持，其实改变世界和被世界改变还是有一个中间点的。"

　　"难道我一辈子拍大片拍到老吗？"

　　陈可辛自己也无奈地找过那个"中间点"。2007年，不喜欢拍大片的他推出了由刘德华、李连杰[微博]和金城武出演的古装大片《投名状》。其实他本人一直喜欢年代跨度大、描写时代动荡、有唏嘘感的作品。他的代表作、拍摄于1997年的《甜蜜蜜》是一个爱情故事，但他借用香港回归时港人的末世情怀，让故事具大格局。影片曾破天荒地囊括香港电影金像奖[微博]九项大奖。2002年，陈可辛监制的影片《金鸡》再次折射20余年香港社会变迁，表达在逆境下乐观勤恳的"香港精神"。

　　2005年，陈可辛开始北上做合拍片。内地对于喜欢年代戏的创作者有更为广阔的空间，但他同时也开始遭遇行业内的"大片困局"。彼时，内地电影市场还属于《无极》或《十面埋伏》--2002年《英雄》大获成功，把中国电影带入产业化、商业化元年，拥有大场面的大片才能把观众拉进影院。陈可辛曾描述过一个吊诡的局面：如果你要拍一个几亿的电影，很多人排队投资，但一个几千万的电影却没有人投。

　　陈可辛只能选择也在内地拍大片，并尝试在大制作中装入一个"中等成本的文艺故事"。2007年的《投名状》投资达到4000万美元，"香港人做事讲变通，我再不改，很有可能就改行了，没电影可拍，"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虽然《投名状》和他后来监制的大制作电影《十月围城》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但陈可辛仍表示，自己更喜欢拍小片。

　　幸运的是，这个困局在近一两年来渐渐解除--很多只拥有大片表皮的作品引起了观众的反感，人们开始能够为了一些有话题性中小成本电影进入影院。从2010年《杜拉拉升职记》和2011年的《将爱情进行到底》等电影便可以看到这样的趋向。

　　但对于陈可辛而言，第二个障碍随之而来：个人审美。他看过《将爱》和《杜拉拉》，发现整个内地似乎都喜欢比较浮夸、亮丽的东西--也许是因为"在过去刚刚赚到钱，财大气粗"。但这样的风格完全满足不了陈可辛自己美学上的要求。他开始害怕，回头去拍自己喜欢的《甜蜜蜜》类型，可能注定失败。

　　直到2011年底，陈可辛看到《失恋33天》，才终于觉得自己可以着手做现代题材电影了。这是近年来第一部他完全能接受、与自己审美接轨、并且票房不错的电影。就在此前几个月，陈可辛正为影片《武侠》做后期，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找到他，给了一个讲述新东方创业经历、名为《中国合伙人》的剧本，编剧是新东方"三驾马车"之一的徐小平。

　　陈可辛看完，大呼自己"终于找到了"。新东方的发展故事从1980年代的出国潮到1990年代的下海潮，再到后来的企业股份化、国际化发展，讲的正好是传统中国价值观和西方、尤其是美国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完全符合陈可辛的喜好和强项。

　　陈可辛决心为了这个题材解决自己拍现实题材影片的第三个障碍--香港导演在内地必须面对的"接地气"困局。

　　"这个是早晚的事。现在不克服，难道我一辈子拍大片拍到老吗？"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只有克服了，我才能回归到我最喜欢、最擅长的题材上去。"

　　一个香港导演眼中的内地变迁

　　对于一个香港导演来说，在内地"接地气"不容易。陈可辛找来《疯狂的石头》的编剧周智勇和另一位编剧张冀重写剧本，又让内地的剪辑在最后阶段把关。此外，他也在电影中加入了自己对内地三十年的认知。

　　《中国合伙人》里，成东青1993年被远在美国的女朋友苏梅甩掉，正好是中国首次申奥当天。成东青接完分手电话，垂头丧气地往回走，身后有一处标语："给中国一次机会，还世界一个奇迹。"

　　其实，这句标语是陈可辛本人对中国内地的第一个印象。他12岁随家人移居泰国，18岁赴美研读电影，21岁返港，几乎跟1980年代的内地毫无联系。1993年，时年31岁的陈可辛才第一次由香港回内地。从机场到市内的路上，他第一个看到的"内地形象"便是这句申奥标语。

　　巧合的是，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让陈可辛留下了另一个内地印象--那天晚上，他跟冯小刚[微博]开车想去天安门，却在长安街上被欢庆的人群堵了足足三个小时。看到冯小刚，老百姓把他们团团围住，"就好像他是哥们儿"。他从没见过一个导演竟然能被那么多普通人认识。

　　那之后，原本谨慎的陈可辛开始常来北京，2005年推出了首部合拍片《如果爱》。他虽然是最后一个北上拍戏的香港导演，但在北京又做工作室、又做公司，算是来得最彻底的一个。

　　陈可辛还记得，《如果爱》也要拍摄一些1990年代的戏份，但整个拍摄简直成为自己跟北京赛跑的过程，每一个很漂亮的老楼都必须赶着拍，"不拍就拆"。那几年，他想，"全世界的吊臂都在北京了吧？"

　　"我见证了北京那么快地把所有的老东西都拿掉，疯狂地重建，"陈可辛说。建好的地方都是CBD，都是三里屯，每一个建筑物独立来讲都是艺术品，"漂亮得不得了"，可在他的审美里，这样的漂亮都跟那几部浮夸的现代题材电影一样，没有"淡定的美"。

　　但留在北京的陈可辛也"见证了那个时代慢慢过去"--奥运过去以后的这几年，他感觉，整个内地社会都在沉淀并开始正常化，就连电影也回到一个可喜的状态，观众们正在接受各种类型的现实题材电影。

　　"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能维持多久，但我觉得是挺好的。不只电影市场，整个社会都挺好的，尽管很多人对现实不满、很绝望，但我还是觉得挺有希望的。"他说。

　　正因为此，陈可辛才选择在一个温暖的情节点上结束《中国合伙人》：影片末尾，为了解决一档与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的法律纠纷，三个关系破裂的主角一起前往纽约。谈判间隙，他们来到孟晓骏曾经打工的餐厅，听他回忆自己在美国自尊受挫的经历，感慨不已。三人终于重修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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