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段性浮出水面，然后阶段性消失，似乎成了一种习惯。他特别崇拜法国一哥们儿，年轻时是特有名的作家，然后突然消失了20年，后来法国文坛出来一新秀，大伙儿一去采访，发现还是他！

　　出于虚荣他也想象过自己也要这样干一把，出于另一种虚荣他又放弃了。多年来顶着“厚颜无耻”招牌的这个人，其实脸皮薄到极点。他曾经写过一年的博客，后来主动终止了这种消耗性的网络写作。“感觉自己空掉了。”

　　在某次小说再版的时候，他这样写道：“这几本书都是十年前或更早的时候写的，那时我很自以为是，相信很多东西，不相信很多东西，欲望很强，以为已知的就是一切了。这些书里的人、情景和一些谈话是那时我经历过的，在生活中也不特别，仅仅因为我不知道更多的东西，才认为有趣，虚张声势地写下来。这些情景不在了，这些人也散了，活着的也未老先衰，我也不再那么说话和如此看待自己，所以有时我觉得自己失去了继续写作的能力。”

　　世纪之交，王朔陷入系统性的崩盘，“哭都哭了好几年”。梁左、他爸、他哥都在那个时候相继去世，“哐哐哐连着来，感觉一星期就死一人儿一星期就死一人儿。”虽然他长期以来跟父亲关系不好，也一直对高压的父权抱着反抗情绪，可父亲走了，他还是感到“上面连着的那条根断了。”

　　死亡是一种排队，每个人迟早轮到一次。他的同龄人已经排在了里头，挚友亲朋，上午还好好的，下午倒下就没了。对死的恐惧，对生的怀疑，他像个溺水之人到处乱抓，但酒精、麻醉、幻像、佛经、圣经、道德经、中学物理课本都统统救不了他。

　　泪窝子特别浅的那几年，他生出一个幻觉，觉得自己突然特别理解女的，几辈子都是女的。他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那样，相信女性是更纯粹、更性灵的物种。在这种幻觉的支配下，他心软得一塌糊 涂，眼泪掉得一塌糊涂，“见不得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受一点委屈，觉得全世界的苦难都与我有关，而且我不但见到了这些苦难，我还是所有苦难的作恶者。”

　　他终于熬过来了，带着劫后余生般的了悟，也渐渐恢复了事功。《非诚勿扰2》里，用对死亡的态度，代替了贫嘴的爱情，《私人订制》则是新时代版的3T公司。新近出炉的两部电影又跟王朔有关：一部是圣诞节档期，姜文的《一步之遥》；另一部是情人节档期，徐静蕾的《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与姜文合作过的编剧都要忍受创造力被导演榨到极限的痛苦，且姜文强烈的个人气息如硬盘格式化一般，消弭了所有编剧的风格。(跟徐静蕾合作是另一种语境错位，电影里90后小鲜肉的爱情，已经不是老王的主场了。

　　关于王朔，一直有很多互相矛盾的描述。在大众评价体系和在朋友评价体系里的他，是两个人。

　　一度他被外物所挟，仗匹夫之勇，逞口舌之快，眼光毒，嘴头狠，到处藏否人物，得罪了不少人。当然也有人骂回来。王朔说，我其实乐意别人挤兑我，只要你说的有意思。他对赞美的耐受点很低，比起骂不到点子上，夸不到点子上更让他受不了。

　　《南方周末》曾经登过一篇文章，标题是《我看王朔》，把王朔挤兑得够一呛，而且句句扎在穴位上。有读者表示大快人心骂得过瘾，结果一打听，这篇文章是王朔自个儿写的。

　　“我尽管调侃别人但是我一直是有自嘲的，我不敢说我调侃你一句我自己没事想溜过去，我一定给自己也找补一句。”他不在乎外面的人怎么看他，但是身边人的评价很重要，就像少年时漫天淘气，老师怎么批评都没关系，不能被身边的伙伴否定。

　　“我小的时候认为，总有那 么一群人比其他人更加纯洁、高尚、正确，我先以为解放军是这样的人、教师是这样的人；后来以为作家是这样的人，或者搞文艺创作的应该是这样的人。于是我好 不容易要挤进那个圈子，想让自己变得更好一点，结果发现哪里的人都一样，哪个圈子也不比另一个圈子高尚多少。”这是王朔式的幻灭。

　　理解王朔的行为和思想都应该到他的童年去寻找线索。陈丹青说，那么多写文革的作品，只有王朔《动物凶猛》以及改编成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捕捉住了文革的那种气息。钟阿城说，《动物凶猛》是对青春期的一种清理，《看上去很美》把这种清理延伸到了童年。

　　方枪枪式的童年，就是试图混进主流却一直被拒绝最后干脆顽劣到底，放大一点来说，这也是王朔一生的主线。他曾有一种大院子弟天然的优越感，认为大院之外的市民都叫老百姓，“我们是优秀人种配的。我爸是南京高级工程学校第一期第一名，我妈是第三军医大学的校花，第一名。我爸是第二野战军，破译密码的。”小学一年级之前，王朔一心想成为好学生，那时他聪明，容貌也俊俏，若是乖巧点，满可以成为老师的宠儿。到了二年级，咣当！文革开始，一切全乱套了。

　　他的童年仿佛在那时候被冻住，然后无序的青春期又被拉得格外漫长。直到现在，他都没有摆脱童年的审美，以及孩童的心性。他喜欢的女孩永远是单纯、干净、带着书卷气息的优等生，没有发育的体态，仿佛是个孩子。

　　看起来他还将随身携带着这种偏好，直奔暮年而去，“这种口味搁现在变成恋童了。”朋友们已经认不出他十八岁时的照片，镜子里老王瘦了胖了又瘦了，但他瞅自己还跟十八岁时一样，浑不知老之将至。

　　在他的《我看王朔》里，他像抖包袱一样，坦白了自己的师承。在文学上是雷马克、海明威、约瑟夫·海勒，在电影上是《美国往事》、《夏日恋情》。然后，为了自嘲，他拉长了这一名单，又添了许多朋友：梁左、冯小刚、姜文、李晓明、叶大鹰……

　　语言上的师承也其来有自。“我的京味 儿跟老舍不一样，老舍是旗人，讲的是官话，官话讲究文雅。我的语言来自北京朝阳门城墙根下听来的北京市井土话。”部队大院儿里人来自五湖四海，其实并没有 说“京片子”的人，当他听到纯正京腔的时候简直被迷住了，老北京话俏皮，爽利，夹杂着大量脏字，粗鄙而又极其生动，野气扑人。

　　他自知不擅描写，最大的特长就是对话，及至看到西方的对话体小说，就明白这活儿自己也能干。“从没觉得写作是一个特殊的能力、是一种才华，也不觉得可以靠这个谋生，就跟说话似的，谁不能写啊？当然那时候也没有活着的作家，没有一些人在写作，书都是死人写的。”他们这一代人的幸运在于，在他们之前，有一个长达 十年的文化断档，处处都是空白点。

　　那又如何？好作家原本不世出，几百年才有一个。在他心目中，中国配称得上天才作家的，寥寥。屈原是一个，高过李白；李白算一个；杜甫算半个，主要拼勤奋，低于李白；然后《红楼梦》的曹雪芹当然要算一个。

　　用一只手就数完了。

　　在万人空巷的《编辑部的故事》和《渴 望》之后，大众以为王朔已经跻身“主流”，连王朔自己都产生了同样的错觉。但很快，事实不露痕迹地教育了他。在狭窄的主流话语体系里，他曾经是个“痞 子”，也将永远是个“痞子”。当时他的好友郑小龙是北京电影艺术中心的副主任，中心正猛招人，冯小刚赵宝刚都是那时候被办进去的，一跻成为“公家人”，只有王朔始终被档在门外。他第一次当导演的《我是你爸爸》在国内被禁演，他改编池莉的《一去永不回》在97年“清理精神污染”被认为宣扬“灰色人生观”，审查被毙。王朔因此掷下笔，去了美国。

　　“痞子文学”这枚标签深深触怒过王朔，“合着都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们说我流氓，你们才是流氓呢！”

　　如今，走在从“知天命”到“耳顺”之间的老王，开始懂得用另一种方法为自己正名：“氓，民在野。集疏‘美民为氓’通疏，男子不相识之初称氓，约与婚约称子，嫁则称士。”所谓“流氓”，既美且野，自由而单身，美男子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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