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这种偶遇，连话都没说，只是人群中看了一眼，怎知不是错觉？你看中的就是容貌？

　　王朔：怎么主动说话呢？不好意思，不知道跟人说什么。也不光是相貌，是那种眼前一亮的明朗，而且她们身上都有一种共同的沉着，你就觉得，你无论如何也引诱不了她。

　　当然可能真认识了也就那样，日常生活 的烟火气会把这些都掩盖掉。但是有这些(幻想)也影响我正常生活。日常生活总有不如意的地方，你觉得这日子过得他妈的没法过了！后来当然我认为没有这样的 人了。没有这样的女孩了。我们原来大部分的女孩都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时代，可能我自己相对单纯，就想像不到更复杂的东西。

　　现在你看街上那些女孩都打扮得，眼睛里都有欲望，没有我们八不(他的猫)这样的眼神了。八不现在都没有这样的眼神了，八不刚来的时候，眼睛明亮，清澈，特别可爱！现在我们八不的眼神就是怨恨地看着这个世界。

　　记者：所以眼看这爱情戏也是没法写了。

　　王朔：爱情是个瞬间状态。一见面，就落在日常生活里了，日常生活能出的问题都差不多，就成了互相容忍了。

　　关于猫咪——那一晚上不知道遭遇了什么

　　记者：你的猫为什么叫八不？跟八荣八耻似的，这“八不”是哪八不？

　　王朔：没那意思，这猫朋友送来时已经有个名儿叫“bubble”，我不能老管他叫英文名儿吧，所以改了“八不”。以前我特别不理解你们女的，瞅见小孩就盯着看，一 边看一边傻乐，现在我看着猫，就跟女的看见孩子一样。八不是个男猫，多多是女猫，都是美短折耳，据说一窝猫只能生一个折耳。男猫漂亮，女猫不漂亮，八不特 别不见外，多多的性格就像长得不好看的女孩儿，不愿意见人。

　　八不刚来的时候特别可爱，眼神明亮无邪，现在他做了手术，自卑了。送来长到一岁，发情，在屋里到处滋尿，我所有的踢脚板都用毛巾擦了。有一天晚上还被女猫给勾走了，把我给急死了，以为他丢 了，第二天正在那贴寻猫启事，就看见院里进来了一只大黄猫，再一看，八不回来了，躲在空调和墙之间，在那自觉羞愧。他的坏朋友追过来了，不让他回家。那坏朋友一看见我，腾一声就跳上墙跑了。他回来以后，眼神就变化了，从此就不天真了，也不知道那一晚上遭遇了什么，真的。

　　记者：知道成人的秘密了。

　　王朔：后来一岁了，带他去打防疫针，那女兽医特别讨厌，捏着我们八不的睾丸，说这得做了，不做他会被女猫给勾跑了，我认为她想挣钱，但这一下把我给说着了，要不然 我还真下不了这个狠心。就做了，做了以后就特别可怜，出去经常叫小野猫打回来，自己不敢走远了，就在前面这个小院里转转，听见一个动静就往家跑，胆小了，他打不过人家了，常常眼角带着伤回来。

　　女猫没做手术，不敢让她出去，我怕她出去叫人给霸了，回来一生生六七个你说我怎么弄？多多每年发几次情，发情时挺可爱的，躺在地上，难受得蹭腮帮子，追着我们八不。别！还是别配对了！他们再 生无穷的孩子，在这个世上，活着就是混！送人也不知是个什么遭遇，我也不可能给他们子子孙孙无穷尽地管着啊。

　　等我写完手头这个小说，我可能会再写一个关于猫的小说，名字已经想好了，就叫《永远是小孩儿》！

　　关于电影----床戏也可以待在床边什么都不干

　　记者：姜文的《一步之遥》出来，朋友圈里一影评人说，这部电影密到漫出来了，编剧太多，王(朔)老师和廖(一梅)老师不能同时当编剧。

　　王朔：我当然觉得还是故事上受了很大的限制，写的时候就带着好多套套，这儿不敢碰那儿不敢碰的，妓女选总统就怕人家怎么着，东躲西躲地编一个故事。

　　记者：姜文的上一部《让子弹飞》出来以后很多人说政治影射。

　　王朔：子弹飞是个英雄片，马走日是个反英雄片，反英雄片就特别不好拍，老百姓也不太认反英雄片，这次《智取威虎山》好评就因为它是一个典型的英雄片。反英雄片其实比英雄深一点，可是一般观众不要看那样的东西。

　　记者：可是你一直以来写的东西都是反英雄的，大众接受度不是还可以吗？

　　王朔：我当然一直反英雄，但我写的东西最多就是个文艺片，不可能太商业。商业片反英雄的很少，除非像美国商业片那样，以英雄的方式来反英雄，或者说反主流、反体制 吧，根本上还是英雄主义，憋到最后拿一杆枪跟全社会拼了。马走日是憋到最后给社会给毙了，翻不起来。我觉得其实从文革结束以后就都是反英雄的写法，八个样板戏是英雄的写法，后来就都不是了。现在这个经济时代本身就是一个反英雄的时代，所以这个时代的平庸也在这儿。

　　记者：作为编剧，你怎么看待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

　　王朔：中国的电影审查没个准谱儿，而且老有一些无聊的人给广电总局写人民来信。所以我们常说，不怕审查严，就怕审查没标准！一旦没标准，什么都变成主观判断。为什么中国的电影审查是严一阵松一阵的？就是大家都不知道边界在哪。拍电影的人都淌着那个边界走，环境松了大伙就一起往前拱拱，这一拱就又不知道哪个电影捅娄子了，或者被人民来信了，或者被领导点名了，然后就又突然收得很严。永远来来回回在那儿拉锯。要是你审查立法、电影分级，不怕你严，不准露胸不准接吻不准上床不准婚前有性行为，这些都有辙能解决，都有各种电影手法绕着走，对吧？以前没床戏也能拍出好电影，床戏也不光就是上床，也可以在床边什么都不干然后谈人生谈理想。

　　记者：九十年代你突然停笔的原因是什么？据说当时你想自己拍电影，结果被毙了。

　　王朔：我把自己写恶心了。有几年我几乎没出去门，我天天把自己憋屋子里写各种约稿，写残了。我没有生活，我把我生活里所有的素料全都写光了，而且我还特别无耻，为 了写点小说，把周围朋友的秘密和故事都抖完了。那时候觉得书可以老了玩不动的时候再写，趁年轻不玩儿亏得慌。那时候我周围人有好多去了美国，回来就问，你去过美国没有？哎呀你连美国都没去过，我告诉你美国是这样的……这太讨厌了，所以我就去了美国，然后我回来我也那样！

　　《我是你爸爸》剧本其实是电影局通过的。到了1997年清除精神污染，重建精神文明，北影厂毙了一批片子，不光是我们的。在这之前的1995年是中国电影的大丰收年，那一年出了多少好片子，“阳光”、“红粉”、“外婆桥”、“红樱桃”……接着就萎缩了。

　　记者：这一下把你的导演之路给堵了。现在跨界导演特别热闹，比如徐静蕾、徐铮，你还会去当导演吗？

　　王朔：其实当时拍《我是你爸爸》的时候现场都是冯小刚在执行，当导演太苦了，全是张罗一大帮人的杂活儿，这些年我尽看着他们受罪了。而且这电影要是不宣传我还愿意拍，这电影要宣传，到处给人看，商业有点可怕，你就得给自己吹牛逼。

　　当时《编辑部的故事》上映时反映不错，记者采访，问我，你觉得怎么样？我说，不好。我觉得我不能说自己好，这是应该的谦虚。结果剧组和广播局的好多人跟我急了，说你怎么能说不好呢？当时还没有市场票房的问题呢。我就不明白了，难道我要说自己好吗？你就算救了一条人命，你也得说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你也不能说我就是特别好特别高尚啊！那件事给 我一个特别深的印象，你参与一个集体创作你不能说自己的东西不好，但接着我就看到很多人真的说自己的东西好。

　　记者：说着说着把自己给说信了。

　　王朔：我确实见过好多作家，导演，包括演员，真认为自己天好！我就觉得，太奇怪了！导演我相对还理解，他们担的责任太大了，特别是现在片子要卖钱，卖完之后大家小 圈子里头说一点，大家还能接受，刚拍完，复杂的操作过程，我认为拍戏是一个减分的过程，咱们国家电影制作水准还不是工业型的，还是作坊式的，处处都不那么完备，要凑一个特别强的剧组，有这样能力的导演特别少，拍的过程中受各种限制一直在减分，所以电影出来以后，导演脆弱。可是作家、演员你的劳动和创造完全是你一个人控制的，你可以拒绝批评，但是你自己心里应该对自己有杆秤，您再糊涂也不至于觉得自己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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