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一个勺子》：好人受气，犯混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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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勺子》海报
康一雄/文
《一个勺子》谈到了当今社会的一个难言之隐：好人往往吃亏，犯混的人往往得到好处。
影片能够触碰到这个主题，全都归功于原著小说，河北作家胡学文的《奔跑的月光》。电影与原著的区别在剧情层面上并不太大，原著并未明确指出故事的背景，凭借主角零星的几句方言判断，应该是东北或者山东地区。陈建斌对原著的一个主要改动是将故事背景挪到了自己熟悉的大西北，片中使用了兰州方言，找来的搭档王学兵和他一样是新疆人，饰演陈建斌老婆的蒋勤勤的配音则是重庆方言。
王学兵和陈建斌将兰州话中最幽默的部分带入了影片中，陈建斌展现了实力派演员的水准，王学兵则给出了职业生涯最生动的表演，他的戏份不多但极其抢戏，风头不输男一号陈建斌。他们的出色表演将胡学文原著中的黑色幽默，表面略微诙谐、内心十分沉重的风格转化成了电影版中的喜剧风格，不仅让观众从头笑到尾，故事的严肃命题也并未因为王学兵、陈建斌和蒋勤勤的乖张表演而变得轻佻，成功塑造了《一个勺子》这样一部源于悲剧生活、高于悲剧生活的喜剧艺术作品。
因此，影片的故事情节和矛盾设置沿袭了胡学文的《奔跑的月光》。这位作家和影视界渊源颇深，多部小说被搬上银幕，同时他很擅长写好人没好报的故事，一方面能把好人的好和坏人的坏都刻画得简洁清晰，另一方面能照顾到剧情发展的合理性，即好人越是想要做好事，事态就越像他们所希望的反面进展。
《一个勺子》对原著的另一个重要改动位于故事的结尾。小说《奔跑的月光》是一个留白的结局，以一个亦真亦幻的浪漫主义情节作结，影片中任何事都没有结果，然而结果已经不重要了。农民宋河是否能把儿子从牢里赎出来是不重要的，傻子最后的命运也不重要，这两条线只是整部小说的“麦高芬”，它是故事的引线，借着两条线让读者明白这是个好人受气犯混得利的社会就可以了。
而影片《一个勺子》则给出了半个确定的结局，陈建斌的这种改编也许是为了突出社会的荒诞性。他拿掉了原著的亦真亦幻的结局，转而编写了一个指涉意义更加强烈的结局，农民拉条子（也就是原著中的宋河）好心没好报才是真正的傻子，而所有同情他的观众也都是傻子。胡学文想要柔和地让读者意识到宋河并不是一个聪明人，而陈建斌则直截了当用画面和台词告诉观众：拉条子就是傻子，拉条子才是傻子。这种从婉转到直接的改编事实上扭转了作品的气质，必然会激起不同口味观众的评价分化。
文艺作品里反应善良的人受欺负的主题已经太多，当代作家和导演如果还不能走出这个套路，创作技法又不精进的话，很容易被贴上苦情戏的标签。这恰是《一个勺子》突出的地方。电影本身的技术水平非常朴素，成本很低，画面的色彩甚至很像普通家用手持摄像机。然而《一个勺子》并没有单纯地用未经调整的画面表现好人受到了怎样的欺负，就像我们在过往很多低成本独立纪录片中所看到的那样。而是突出了另一个我们在社会上时而遇到的问题：蛮不讲理反而能占到便宜。不仅是大头哥蛮不讲理，一边说在帮拉条子办事一边还不停坑他的钱；也不仅是骗子们蛮不讲理，一再胁迫拉条子交出傻子，逼得他东拼西凑地借钱花钱想要息事宁人，而且当拉条子死钻牛角尖，搞不明白身边的事情，纠缠着大头哥让他给个解释，大头哥实在心烦，居然原封不动拿出坑来的钱，还给了拉条子，让他走人。这是拉条子在影片中唯一一次成为了别人眼里“蛮不讲理”的人，也是他唯一一次没吃亏，甚至可以说占了便宜。无论这样的事态在谁身上发生，结果只会有一个，就是好人也会为了图利而被引导成为一个犯混的人，一个好人通过一次犯混得利，他以后一定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乃至更多次蛮不讲理，好人就这样被社会变成了犯混而图利的人，这才是《一个勺子》这个故事所触碰到的最深刻绝望的社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