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帅在望京的工作室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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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川看片会后接受记者采访
本报讯 子弹出膛的声音是令人战栗的，寂静的电影院里，那种声音像是要从银幕上裂帛而出。青红一家乘坐的吉普车在贵州大山蜿蜒的公路上隐没而去。电影《青红》的尾声因此显得沉寂而突兀。
昨天，星美国际影城走廊边的《青红》海报上，“十九岁，王小帅被枪毙的爱情……”的字样最终得到了诠释。由星美传媒组织的“看片会”及随后的为《青红》戛纳之行的“
壮行酒会”在影城的五层举行。除了导演王小帅携《青红》的主创人员及高圆圆、李滨、姚安濂、王雪洋、秦昊等演员出席之外，冯小刚、陆川、孟京辉、秦海璐等演艺界的嘉宾也纷纷前来捧场。
导演王小帅和在场的演员经常会被记者拉到放映厅的外面接受采访。在电影快要结束的时候，王小帅、高圆圆和李滨侧列在影厅的走廊边上注视着银幕。显然，王小帅由衷地想知道人们会以怎样的方式接受他的《青红》。
在看片会结束后，记者采访了导演陆川。陆导坦承：“我非常喜欢《青红》这部片子，在我来看它应当能够拿一个奖。至于得奖的胜算，有一定的偶然性，就要看戛纳的各位评委了。”
-陆川看片会后接受记者采访
第58届戛纳电影节将于5月11日至22日在法国举行。今年的戛纳电影节共有来自全世界的20部电影入围竞赛单元。我国第六代导演王小帅的《青红》、台湾导演侯孝贤的《最好的时光》以及香港导演杜琪峰执导的《黑社会》等三部华语片将和其他17部影片一起角逐金棕榈大奖，章子怡主演的日本影片《狸御殿》将作为非竞赛片参加展映。也就是在明天，电影节将以法国导演多米尼克·摩尔的作品《旅鼠》(Lemming)拉开帷幕。
《青红》作为代表内地参加戛纳竞赛的电影，无疑受到了各方的关注。在戛纳电影节上，中国本土电影将再次获得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事实上，以往的华语电影在戛纳不乏抢眼的表现：戛纳最高奖，陈凯歌《霸王别姬》1993年夺金棕榈大奖；戛纳影帝，1994年《活着》葛优、2000年《花样年华》梁朝伟；戛纳导演王，1997年《春光乍泄》王家卫、2000年《———》杨德昌……戛纳组委会主席雅各布说过，“世界上至少有85个国家拍摄电影，而我们每年只能选进12个”。中国电影近来年年都在12国之列，即使在平淡的年景里，2003年有娄烨的《紫蝴蝶》，2002年有贾樟柯的《任逍遥》。
5月5日，我们在位于望京的王小帅工作室，对王小帅进行了独家专访。
◆我们没有政治化电影
记：我们其实都知道，2001年你曾经凭借影片《十七岁的单车》获得第51届柏林电影节评审团大奖银熊奖。在你看来，这次戛纳电影节之行与当时的柏林电影节有什么不同？
王：也许是由于季节的原因或者它的海滨风光或者它更强的仪式感，戛纳电影节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中确实显得更隆重一些。我参加过世界上许多电影节，很多都是一种展映形式。戛纳电影节是三大电影节中惟一设有竞赛部分的。
记：有一种说法，是柏林电影节更愿意把奖颁给一些表现意识形态的电影。
王：我不认为这是电影节自己定位的结果。或许，是人们在事后总结出来有这么一种迹象。那有可能是季节或者时间段上的巧合等等。但我认为每一个电影节都是在甄选出最优秀的电影，而评委们不会用一定概念把自己框死。
记：所谓“第六代”里你和贾樟柯等都曾经是“地下导演”。在你看来，中国有没有真正的政治化的电影？
王：没有。原来所谓的“地下电影”也都没有明确地涉及政治的环节。
◆我起用了一帮天性很好的演员
记：你怎样评价《青红》里的主要演员？像高圆圆和李滨都曾经在《十七岁的单车》里担任过主要角色。
王：事实上，扮演青红父亲的姚安濂的戏份是最重的，在电影里更多地是以他来主导人物的命运走向。高圆圆是第一次演这么重的女一号，但等她一进入状态之后，就显得还是蛮有信心。几年没有在一块合作，再看过来，她的成长很明显。包括李滨，几年来演了一些电影、电视剧，一眼能看得出他们的成熟和信心。姚安濂没有上过什么学，是一路演过来的，直感很好。包括王雪洋，这些演员都有很好的天性，不惧怕镜头，也很容易理解环境里的气氛。
记：从《十七岁的单车》可以看出，那是一部导演的控制力很强的电影。《青红》或者以后的电影会有所改变吗？比如，倚重一些明星大腕或者表演功力很强的演员。
王：《青红》里姚安濂的对白很多，相反高圆圆和李滨演的角色都还比较含蓄。对于演员来说，特别是优秀的演员，他的分寸感的控制非常重要。以后，我无论怎样拍片，一定会遇上一些非常出色的演员。这需要导演和演员之间的默契。如果导演自己失控了，那么演员也就会失控。
◆观众还不稳定，我只考虑拍好电影
记：纵向来看，在你已经拍过的电影里，你相对满意的是哪几部？
王：也不能说满意吧。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感觉。可以说，《冬春的日子》是我到现在都比较珍惜的。非常纯净，没有任何的技术支持，像拿着一支笔一样自由地书写。而你拍多了以后，找回那种至纯的状态很珍贵，很困难。电影的规模越大，它的商业压力也就越大，你的考虑就会复杂一点，包括可看性啊，叙事啊，视觉、听觉的要求都会有一些变化。这种变化说好了，是让电影更完整更成熟，说不好也会影响电影的一些直接的感受。
-王小帅在望京的工作室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记：那么，你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多地考虑观众的接受？
王：目前，我们看电影的观众还是特别地不稳定。如果从完全能接受的角度来讲，有可能就像是武打片、娱乐片、搞笑片更能有效地找到它的观众群体。而从其它类型来说，都很难说考虑观众。在这个时候，我想更应当注重把握好电影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先去把电影做好，再去考虑观众。我们的电影观众还没有得到准确的细分。所以，还是把电影拍好是最重要的。
◆手里攥着《万岁》和《我十一》
记：你怎么看待中国电影在世界上的地位？
王：能够赚到一些吆喝，但真正能卖到市场上，赚大钱，很困难。
记：比起韩国和日本呢？
王：日本是一个传统的电影强国。首先，日本本土的电影消费能力就很强。欧美的大片都要考虑会在日本市场卖得怎么样。包括我们的电影，卖进日本市场其实和卖进欧美市场是一样重要的。另外，日本的电影文化传统也很深厚。在电影发展的早期，日本就有一些大师级的人物如小津安二郎、今村昌平、黑泽明等等，作为一个延续的系统，大概前一二十年中断过，但像北野武等年轻一代冒出来之后，这些好导演使日本的电影传统马上回来了。
而韩国电影的崛起，与韩国政府的扶持是分不开的。几乎在每一个电影节上，都有政府出面举行的盛大的非常气派的Party，很强大的阵容亮相，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在这么多年的强推之后，我们看到的是韩国电影起来了。而且，韩国电影的崛起也与它的开放分级有关。我们也知道，在刚开始分级的时候，韩国电影出现过一阵暴力、色情的元素。但是，这种东西很快过去了。因为它始终不是长远的。有良心的导演还是会很严肃地去做电影。这些暂时的东西一过渡，好的影片就出现了。所以，开放和由此带来的自由创造是非常重要的。
记：我们的电影环境其实也在很明显地转向更加自由。
王：没错。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意识，甚至提出了“向韩国电影学习”。但重要的是持之以恒的行动。一方面是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是调动民间资本一起来做。还有一点，就是对创作的彻底的尊重。只有这样，才会有更多的电影产生，才会在我们的终端建起更多的电影院，把观众拉进电影院。
记：拍完了《青红》，你的下一部电影会是什么？
王：现在手里有几个想法需要去准备。一个是《万岁》，讲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一个很特别的恋爱经历，故事的背景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这个制作会大一些，可能要两年。另一个是《我十一》，与我《我十九》是不同的片子，已经拿到了法国电影的南方基金(属于法国政府)，在明年3月份以前一定要把它开拍。本报记者 李俊 张世凤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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