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至右)史蒂夫•麦奎因、保罗•格林格拉斯、大卫•O•拉塞尔、本•斯蒂勒、阿方索•卡隆、李•丹尼尔斯

　　翻译/翌安

　　问：当初为什么想要做一名电影导演？

　　史蒂夫•麦奎因：引领我走进这行的应该是鲍比•桑德兹(注：在1981年北爱尔兰梅兹监狱绝食斗争中去世的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成员，英国国会议员)，他的事给了我拍电影的冲动，后来才有了电影《饥饿》。

　　保罗•格林格拉斯：在很小的时候，电影院留给我的印象对我非常重要。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带我去看《日瓦格医生》时的情景，那是我童年最鲜活的记忆之一。拍电影对我来说就像是一种尝试，不断尝试去复制童年的美好经历。

　　阿方索•卡隆：我同意。电影《好家伙》开场的经典旁白就是：“打我记事起，我就想当黑手党。”同样，打我记事起，我就想当导演。

　　问：好导演和伟大导演区别在哪里？

　　保罗•格林格拉斯：导演的个人观点是一切的根基，伟大的导演能让你第一时间从他的电影中看到他的观点。

　　阿方索•卡隆：很多时候两者的不同只有时间可以判断，所谓大浪淘沙始见金。“头一年轰轰烈烈，三年后无人问津”的电影导演太多太多。当然也有一些影片，上映时没人喝彩，30年后却成了经典。所以说时间真是奇妙。

　　史蒂夫•麦奎因：我记得看《搜索者》(TheSearchers)，约翰•韦恩饰演的退伍老兵一直暗恋自己的嫂子，带着这种微妙的感情，他在兄嫂被印第安人所杀、侄女被掠之后踏上了复仇之路。放眼西部片历史，如此世界观之下不忘保留一丝亲昵隐情的影片又有几部？约翰•福特(JohnFord)无疑是一位伟大的导演。因为他对自己的阳刚一面和阴柔一面都能无所畏惧地表现自如。

　　李•丹尼尔斯：无所畏惧。这也是评判伟大导演的标准之一。跟随你的直觉，大无畏地与全世界分享你所看到和感受到的一切。

　　问：你们如何保持创作动力？

　　大卫•O•拉塞尔：活力，随时寻求生命力。拍片时我不喜欢在酒店房间里计划好一切，那样太死气沉沉。我喜欢直接，简单明了。有些演员告诉我和我合作的感觉就像是在蹦极，一头扎下去了。不过我觉得他们似乎都挺享受的。

　　保罗•格林格拉斯：创造活力是最难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阿方索•卡隆：创作的过程可以有很多种。有些导演性格非常平静，比如罗伯托•罗西里尼(RobertoRossellini)，他会在拍摄期间整整消失一个星期，清理自己的思路——矛盾和混乱也是创作过程中的一部分。

　　问：拍过这么多电影，发生矛盾时，你们的处理方法有没有改变？

　　史蒂夫•麦奎因：积极面对，因为解决矛盾是导演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就是干这个的，问题不解决，工作就无法进行。带领大家拍电影的是你，无论发生什么问题，作为导演都必须要去解决。

　　李•丹尼尔斯：有时候事情刚好不凑巧，你的演员看问题的角度跟你正相反，你就要想办法哄着他们用你的角度去思考。我实在不喜欢哄人这件事……

　　问：拍电影时，你们的日常生活会受到哪些影响？

　　李•丹尼尔斯：在拍摄期间我接触不到我的孩子，这一直是最让我遗憾的。同时我也不顾上自己的健康，作息不规律，和亲人朋友也没办法见面。即使终于关机以为能松口气的时候，回家才发现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处理。这一行真的让我付出了很大代价。

　　保罗•格林格拉斯：对我来说，找到工作状态和家庭关系的平衡要容易一些。这并不是说感情不再强烈，也不是否认那种孤立的感觉，只是经过这十几年，处理问题相对要熟炼多了。

　　大卫•O•拉塞尔：导演工作不是人人都可以胜任的，做这行，你的家庭必须要面对这件事。

　　李•丹尼尔斯：我曾经一口气连拍两部电影，那绝对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期间我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少得可怜，而那时他们刚要上大学，面对很大的生活改变，正是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不在他们身边。

　　问：作为电影人，你们觉得当下最严峻的挑战是什么？

　　保罗•格林格拉斯：保持严肃电影在主流电影中的一席之地，近两年我们看到这一类电影的空间被明显压缩，今年也是如此。这是当下最大的挑战，严肃题材能不能一直坚持下去？

　　李•丹尼尔斯：筹拍《白宫管家》的时候，好多制片公司都让我吃了闭门羹。现在我很高兴能对他们说，“嗨，看见了吗？你们错了，美国人愿意看这部电影，不光是黑人，我们没白努力。”

　　大卫•O•拉塞尔：已故的制片人劳拉•泽斯金对我说过：“大卫，你必须为自己的电影而战”。我相信她这句话是出自内心。从项目开始，到剧本写下第一个字到最后所有镜头制作完成，坚持下去，绝不放弃，因为战役永远不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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