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忍受双重标准的政治正确。”

　　问：你怎么看待梅尔-吉布森过去几年经历的这些麻烦*？

　　答：我只是认为，所谓的政治正确性就是一堆废话，梅尔-吉布森只是开了一个不适宜的玩笑而已。我听说有一位科学课老师上课时告诉学生：上帝创造了世界，上帝创作了所有事物，如果你拥有其他的想法，那你就是蠢货。班上的一位佛教徒学生对此感到非常不安，之后学生家长开始起诉这所学校，而后学校就为此改变了课程！我觉得家长去学校抱怨一下这件事就完了。为了这点小事他们竟然还上法院！现在大家都开不起玩笑了么！

　　我并不是很了解梅尔-吉布森。他有次喝醉以后说了一些事情，我们都说过这样的事情。我认为我们都是伪君子。逮捕他的警察难道就没说过“黑鬼”、“犹太XX”这样的脏话吗？我现在说的可是大实话。整件事情中人们的伪善让我感到疯狂，或者以后我说的脏话都得改成“N开头的词”或者“F开头的词”吗？对了，现在要注意的“F词”已经变成两个了。

　　*梅尔-吉布森2006年酒驾被捕，吉布森在现场大骂犹太人，之后被认为是种族主义者。

　　问：另外一个莫非是那个三个字母的词语？

　　答：是的。亚力克-鲍德温离开自己家时被狗仔队尾随，他骂这些家伙是“同性恋”(FAG)，要不然这些狗仔队也不会离开他*。我其实不认为亚力克有什么过错，但他就这么被迫害了。吉布森身处一个被犹太人统治的城市(好莱坞)，他确实说错话了，因为他骂的是自己的金主。而他已经赚够了钱，也不用再买这些家伙的账。经过这些事情后，现在他成了一个边缘人，一个被蔑视的人。可说不准某些犹太人还在办公室里大骂“德国佬”或者“德国混蛋”呢。平时我们大家都隐藏自己的本性，装成政治正确的样子。这件事上我感受到所有人那种纯粹的伪善，我们都袖手旁观看着这一切发生。这种说法是不是很令人震惊？好吧，让我们在这里打住。

　　*2013年亚力克-鲍德温与狗仔队发生冲突，之后被指责是歧视同性恋。

　　问：你怎么看罗马教皇？

　　答：噢，操他的教皇！(笑着以手抱头)这个采访太糟糕了，你得删掉一半我说的话，不然听起来好像我对这世界有多大偏见似的。

　　问：你没有吗？

　　答：没有，但我是在为这些“坏人”辩护，我觉得梅尔没问题，亚力克是个好人。所以我看起来是什么样？充满愤怒？

　　问：情感很强烈，这个毫无疑问。读者会有他们自己的看法。

　　答：虚伪最让我难受，我无法忍受双重标准，这最让我不舒服。

　　问：那在如今的文化里，谁还说真话？

　　答：有一些人，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是查尔斯-克劳特-哈默(美国作家)，他非常非常睿智，立场公正而聪敏，有政治远见。还有艺术家，比如大卫-鲍伊，他能做自己想做的事，近期他录制的专辑甚至没有让大众知道，他的想法是：我都10年没做过什么作品了，如果这次的不好，我就把它放柜子里锁起来，没人会知道。但是他确实写了歌，选了封面。我一直都很尊重大卫，我和他认识差不多30年，我们是朋友。大卫能不断突破自己，不断创新，他对世界有自己的看法。

　　我有个儿子想做摄影家，我问他：“为何要去抢一家已被洗劫的银行？”摄影业的人已经很难谋生了，我知道很多厉害的摄影师都为生存所困。所以我对他说：“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混口饭吃，但如果你真的很有热情，这就是你想从事的东西，孩子啊，你自己得有想法，你是要当个时尚摄影师呢，还是新闻摄影师？”这事儿说起来多容易，“我就是想拍照片啊。”然后在大学里胡混两年，你爹给交的学费也打了水漂。你得有明确的目的。我能继续跟你说还有什么让我很无奈吗？

　　问：请继续。

　　答：越说越多，现在的人们能以搞笑和讽刺为名义，说一些我们平时不能说的话，这也是政治正确。

　　问：你想的是？

　　答：比如，如果我称呼南希-佩洛西(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婊子”——用个更好的词，“废物婊子”——我不能这么说。但比尔-马赫和约翰-斯图尔特(都是脱口秀主持人)可以，没人会因为这样而炒他们鱿鱼。比尔-马赫可以骂一个人是娘娘腔，他完全没事儿。他今年对赛斯-麦克法兰说：“我以为你会再次主持奥斯卡，结果他们找了个女同性恋(艾伦-德詹尼斯)。”他能说这样的话，这跟亚力克-鲍德温在大街上说人是“娘娘腔”，恶劣程度差不多吧？我真搞不懂。

　　问：你觉得这是双重标准？

　　答：这就是我们如今的文化，毫无疑问。在奥斯卡上，如果你不给《为奴十二年》投票，你就是种族主义者，你说话得相当小心。我确实有着跟好莱坞大多数人不同的观点，但这不说明我是法西斯或种族主义者，我从没做过这些事。

　　问：所以你会怎么描述自己的政治立场？

　　答：非得站队的话，我会说我应该算是自由主义者。但我们不会公开谈论这种事，原因很明显。

　　“金球奖只是90个无能之辈的集体手淫”

　　问：获得奥斯卡对你来说有特殊意义吗？

　　答：我想应该有吧。但谁知道呢？赢得一座劳伦斯-奥利弗奖或者托尼奖又有意义吗？我想这大概算是人们对你的某种肯定。不过我确定，金球奖毫无意义。

　　问：为什么？

　　答：这个颁奖就是没意义的，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金球奖主办方)撒谎说有大事将要发生，他们简直可笑，金球奖根本不算事，只是90个无能之辈的集体手淫，每个人都喝得烂醉、互相跪舔。请大家别再加入这种愚蠢的游戏了。奥斯卡是不一样的，但总归还是娱乐圈，都是娱乐圈。听起来我有点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意思，是不是？

　　问：有吗？

　　答：我不知道，我没得过奥斯卡嘛。

　　问：每个人都把好莱坞想象成闪耀的单一文化组织或者光鲜的名流聚会，看来你格格不入。

　　答：我有点这么觉得，就像个俱乐部，他们尊敬我，但我并没有真正加入其中，它像是花园的高墙内的事情。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像是我已经被邀请进了门，偶尔我能看到他们在远处吃什么，但我只能坐在自己的座位这块儿，没法到那边去。

　　人们不知道的是，要当名人是必须下功夫的，不是说在电影上下功夫，是别的方面，你得给自己拉选票，这完全是表演之外的另一门学问。我是觉得这方面我本可以处理得更好，如果我做到了，搞不好已经得了个奥斯卡了。

　　问：你觉得自己成功么？

　　答：我是成功的，这个我清楚。因为我很擅长做自己的本职。我训练有素、心无旁骛，而且我很幸运——这个很重要。有时候没得到一个角色反而是好事，那部电影出来后搞不好成了大烂片，那时你会觉得：“真棒，我躲过了一颗子弹。”当然，如果我推掉了一个角色结果它被别人演绎得非常棒，我也后悔。但总体来说还是好的。

　　我喜欢工作，我希望这就足够了。现在大家会把一切东西放大然后仔细研究，但我对魔术师怎么从帽子里变出兔子的真相并不感兴趣，而人们总喜欢窥探。也许是因为我害羞吧，搞不懂。你看像《汉尼拔》那样的电影，虽然我画着很厚的妆，但那是我人生中最自由的时刻，大概是因为我能把自己藏在化妆之后。相反的，最让我痛苦、紧张的角色，则是《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中的斯迈利：没有面具，一切都暴露在人们视线中。你得以有趣的方式来演绎他的无趣。不是说斯迈利是个无趣的角色，而是他很平静，事事不动声色。而在《这个杀手不太冷》、《真实罗曼史》甚至《魔鬼警长地狱镇》里，我的角色心中总有骚动的暴戾和热情，也有放开嗓门说话的时候。

　　我能理解为何拍老版《锅匠》时，亚利克-基尼斯为琢磨演斯迈利而精神崩溃，只想放弃。我那时也崩溃了。

　　问：什么情况？

　　答：一开始我推掉了这个角色，但总是忍不住想这个事儿，所以又回头答应了。但签完约，我又痛苦了：搞什么，我办不到的，我演不来啊！每个人都会发现我是个水货，我马上就要被识破了。他以为自己是谁？亚利克-基尼斯吗？

　　如今，我都是等电影演完才痛苦，而不是开拍前。我会在大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就想到两年前拍的一场戏：“如果当时那句台词我是这么说的就好了。”

　　演斯迈利曾让我觉得，人们会看清我能看到的自己身上所有的缺点，如果我对那些不满意，大家也不会满意。而我看不惯的那些事物，它们一直存在。彼得-塞勒斯说过，他感到最快乐是在表演中完全融入角色的时候，别的东西都只是小小的杂音——要不要去演的纠结、为表演做的准备、厚积薄发的过程、打包离家、登上飞机、暂居酒店……这些听起来好像都很刺激，但奔波不停地干了30年之后，你想做的只是来到片场、开演。我就是这样的，那一刻所有事物都平静下来，我穿好行头，斯迈利整装出发，那是我人生中最无拘无束的时刻。

　　(西风、仁杰/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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