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黑势力，天狗夫妇显得孤独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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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健(右)：我曾经历的一切，都是为《天狗》作的积累
张平：我也在坚守
当某个地方出现太多的不公正，太多的恶，太多的诱惑，太多的不公平和不道德时，这个妥协老是在诱惑着我们。但是《天狗》中这个狗子就是不妥协，也始终没有妥协。
6月17日，第九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拉开帷幕。电影节组委会已宣布，各国选送的影片多达746部，创历届之最，片源比去年增长了48.3%。经过组委会的再三挑选，最终选出了1
7部正式参赛片。上影出品的影片《天狗》将决战今年的金爵奖。
《天狗》在2006年春的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上获得极大好评。上影集团总裁任仲伦说：《天狗》好得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在好看的同时又有它的批判性和现实意义；这部片子确实把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我们要用宣传大片的方式来宣传它。副总裁汪天云则表示，《天狗》是一部非常有感染力的作品，关注中国社会农村的现状，很多看过影片的人都被感动了，非常难得，很有实力拿金爵奖。
《天狗》改编自山西作家张平的小说《凶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张平的作品，直面现实，解剖真相，用他自己的话是“近距离反映生活”。他曾经被改编为电影的作品《抉择》，就是采访工人写出来的，《凶犯》是张平根据他在农村采访来的真实事例改写而成。
《天狗》即将上映之际，本刊记者采访了张平。
我看《天狗》曾经掉泪
记者：有文章说，影片《天狗》缘起于你的《凶犯》，剧本的改编，“弱化了对农村现状的批判，将主人公狗子打死孔家三兄弟的地点由孔家改为山林，同时对狗子的行为在法律方面的合理性进行了修改”，“张平原小说矛盾冲突过于尖锐”。
小说原型情景，发生在吕梁山的具体事件是怎样的？在严酷的现实生存中，是哪些“细节”最强烈地震撼和冲撞着你的感受，使你动笔写下《凶犯》？影片改动的“小说矛盾过于尖锐”的“东西”，大致有哪些？
张平：这些文章我还没有看到。不过这些年来，凡是由我小说改编的电影电视，都会有读者表示不满以至愤怒，认为没有小说过瘾，甚至认为完全歪曲和篡改了小说的原意。我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同读者和网友并没有什么关系。我的作品大多是现实题材，而且确实都是矛盾比较尖锐的现实题材。所以我曾多次说过，像我所创作的这些现实题材作品，只要能拍出来就十分了不起，何况我的小说本来就十分难以改编。比如《抉择》，比如《天网》，比如《孤儿泪》，比如这部由《凶犯》改编出来的电影《天狗》，比如仍在难产的《十面埋伏》等等，确实很难。《十面埋伏》电影电视剧已经改编了7年了，至今还没有投拍。
长篇小说《凶犯》出版至今，影视版权先后转让过4次，今年才总算拍成了电影《天狗》。即使像由《抉择》改编成的电影《生死抉择》，同小说的差别也很大。对这些影视的改编，我都认同。说实话，凡由我的小说改成的电影电视剧，每一部都非常不容易。
有网友说电影弱化了小说中对农村现状的批判，这个我也不大苟同。小说毕竟是小说，电影总归是电影。它们之间的差别，这些年我领略了一些。小说中有时候几十页的东西，在电影上可能就只是一个镜头。而有时候小说中的一句话，则可能在电影电视中成为一个大情节大故事。小说《凶犯》是以两条线索推动情节发展的，一条基本上是心理活动，一条则大致是靠白描手法。心理活动这条线索，主要展现的是小说的主人公狗子在重伤后爬回山林去抢，再爬下山来拼死为村民除害的一个完整的过程。另一条线索则是狗子在击倒恶霸四兄弟(电影中是三兄弟)后，公安人员的一个完整的破案过程。
两条线索交叉进展，以时间推进情节。像这样的小说你要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难度可想而知。因为狗子在山村的遭遇完全是靠回忆和在重伤后路上的遭遇来展现的，这在电影中是无法以长时间来表现的。而这些举动，恰恰在小说中可以表现得惊心动魄，淋漓尽致。他那令人窒息的孤独，欲哭无泪的痛苦，决不退缩的勇气，超乎想象的毅力，以及他誓死如归、真正英雄的品格气魄，还有村民在恶霸暴力的阴影下所表现出来的令人痛惜的怯懦、无奈，以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猥琐和冷酷。这些东西都是小说的强势，电影很难把它表现出来。但电影也有电影的强势，电影的强势就是情节更集中画面更精致，由于是在剧场播映，使电影有一种特有的强迫感，一到两个小时之间，从开端到高潮，精力集中，故事集中，再加上影院所特有的大画面大音响等表现手段，从而使其具有其他艺术形式所没有的超强冲击力和震撼力。电影《天狗》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所以有评论说《天狗》虽然是小制作，但却具有超级大片的效果，对此我是认同的。在表现恶和无奈以及英雄气质等方面，电影的效果别具一格也极具威力。我在看电影《天狗》时，曾多次掉泪，也就是因为电影所具有的超强感染力。
至于小说《凶犯》原型的真实情景，因为10多年前的事情了，情况当然有了很大不同。当时的情形当然要比现在严酷，那时人们的法制观念要淡薄得多，寻求强人保护，依附恶人致富的心态比现在也严重得多。所以我觉得电影的处理不是弱化，也不是表现不够，而是必要的调整。
“个体的恶”和“团体的恶”
记者：你在一次谈话中说到：来到大山的腹地，在那里感受到的少有当代工业文明的气息，而是中国原始生态中的糟粕形态。中国中西部山野里百姓的生存困境和当地的恶势力，形成了怎样一种“相反相成”的链接关系？
在小说发表10多年以后，改编成为电影，这说明原作者和改编者对现实认识的一致性。在如今的贫瘠山区，如《凶犯》般的恶劣生存环境又是如何？
张平：我在前面说过了，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变化。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原来所具有的问题都已经不存在了，都彻底予以解决了。我们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文明古国，所以我们的国情对现代文明工业文明本身就具有一种天然的对抗和阻击。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更不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它自然而然就消失了不存在了。尤其是相对城市来说，一些偏远乡村的发展明显滞后，那里村民的生活文化水平，同十几年前相比，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由于贫富差距的拉大，反而使得一些旧的恶的东西死灰复燃。比如目无法纪，拉帮结伙，占山为王，“富即恶霸，穷则奴才”，“屈死不告状，饿死不讨饭”，在黑恶势力面前“忍为上，和为贵”等等等等。这些现象在有些地方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向。
有些人在恶势力的纵容和高压下，常常使得个体的恶变成了团体的恶。于是少数的地方俨然演变成了另外一个世界，成了黑恶势力的孳生地。外来的投资和政府的公信力在这里就像陷入了黑洞一样，全都会被无声无息地吞噬得干干净净。于是穷的更穷，富的更富。受尽屈辱的村民常常看不出有多大的内心痛苦，仅有的一丝似乎也被麻木和冷漠淹没了。不少人条件反射般地讨好身边的强贼和恶棍，恶势力给自己的痛殴和剥夺早忘了，留在记忆中的只是赏赐残汤剩饭时带来的愉快。于是真正想解救他们于水火之中的人，反倒往往变成了他们同仇敌忾的“公敌”。这些话也许让人极不舒服，但在极个别地方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些地方就像一个人身上的伤口，如果不及时疗治，持续溃疡和蔓延，就会变成一个殃及全身的大病灶。那种认为经济上去了，法制和文化建设就会自然而然地跟上去的想法和臆测，我觉得都是天真的和不负责任的。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文化建设任重道远，需要付出我们几代人甚至更长时间和更多人的努力。我们创作这样的作品，也就是期盼着像狗子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像四兄弟那样的人越来越少。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使公民的道德素养和法制意识不断向好不断增强。
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英雄
记者：在现在充斥“温情歌咏”、“娱乐冲击”和“商业投资大片”的电影环境中，《天狗》成为“近年中国电影审查史上得分最高”的影片，这表明着领导层、普通群众、高校学生一种什么样的共同“情绪”渴求和呼喊？
张平：很多人常常慨叹，说现在我们正进入了一个没有英雄和不需要英雄的时代。我的感觉恰恰相反。我们的时代不仅是产生英雄的时代，而且是比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英雄的时代。从五千年的农耕文明直接进入工业文明，从清一色的国有经济径直进入市场经济，从大一统的人治社会完全跳入法治社会，怎么会不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或者不是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影评家童道明评论《天狗》的文章中有一句话，我是认同的。他说，“什么是英雄？英雄就是对一切黑暗、一切苦难的不妥协。不妥协是人民最欲宣泄的一种情感！对此我还想再加一句，英雄在一定程度上是代表着民意，同一切与社会发展背道而驰的腐恶势力进行殊死抗争的时代人物。因此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英雄主义的回归正是人民所需要的。
《天狗》中昔日的那个战斗英雄正是人民心中那个不妥协的象征，所以有人为他鼓掌，有人为他叫好。所以才会有大学生电影节在大学放映《天狗》时的火爆和热烈，才会有放映期间多次持续许久的掌声和一张张泪流满面的脸庞。也才会有领导的一致首肯和专家的一致好评。这种一致的情绪只能说明一点：人民太需要英雄了，时代也太需要英雄了。
坚守命题是“中国之痛”
记者：“久违”了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评价《天狗》的时候，得到充分的重新肯定。作为原作者，你对评论界“孤独的天狗”这个表述，作怎样解读？
张平：我们这些年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界定，常常有些过于偏颇。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就只能是对现实的批判，那么，即使是批判也必须是以牺牲民族精神和民族自豪感为代价的吗？如果只有描写腐烂，描写肮脏，描写丑恶，描写黑暗的文学作品，才算是现实主义。试问，在这种标准下，腐恶和丑陋的世界如何体现社会正义？而拒绝崇高又如何体现现实对光明的期待和向往？如果以这种标准来衡量，古今中外所有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都可能是不合格的，都只能是虚假的和骗人的。
这种偏颇的文学倾向，其实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社会事实，那就是对当今社会发展和当代受众需求的无视与冷漠。我们现在的一些文艺作品表现正面人物，总要把他写得像好莱坞大片里的人物一样。即使是英雄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和毛病，粗鲁，狂野，固执，自私，甚至满嘴脏话，好酒好色，蔑视法纪，动辄大打出手，以为这样的人物才是真实的。反过来，写反面人物时，总要把他写得很无辜，很无奈，即使是罪恶滔天，也有其合理的因素。你要试图写一个正面人物或者具有英雄色彩的人物，常常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句“高大全”或者“主旋律”就把你彻底否定了。其实这也成了一种模式，这种庸俗化的文学模式对文学更有害。
“孤独的天狗”不只在社会上某些地方是孤独的，在某些文学圈里也是孤独的。有评论家说，《天狗》讲的就是“坚守的悲剧”，这个命题是中国之痛，也是人类之痛。你看，就是狗子他在坚守，他在坚持，他不妥协。村民妥协了，村长妥协了，乡长也妥协了，连自己的老婆桃花也妥协了，而所有的妥协都把这个不妥协的人往悲剧上头推，这是一个非常让人难受同时也让人感到极其残酷的事情，但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反省的社会现象。当某个地方出现太多的不公正，太多的恶，太多的诱惑，太多的不公平和不道德时，这个妥协老是在诱惑着我们。但是《天狗》中这个狗子就是不妥协，也始终没有妥协。他一个人坚守在那里，挺住了所有的磨难、诱惑和威胁！这样的人就像是大地岩石，中流砥柱！也许，正因为这样的人太少太孤独了，才会受到民众如此的欢迎和期待。撰稿／陆幸生(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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