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不论译为Read-ing或是Read ing book都不碍事(见《读书》一九九七年八月号)，有知识之乐即可，并不要求人人穷经皓首，一力治学，心灵舒逸就行。然而，时下却流行着另一类读书，读的是书，目的却往往在书外。
一段时期来读书界(学术界)风头甚健的是“×学”的建立，前有“鲁学”，所有金学、钱学，倒不敢枉谈这类显学有什么不妥之处，只是常感觉出为扬名之需，某些学者下的
“读”的功夫颇有点过了。
前几日逛人民南路新华书店，见着一本名为《钱钟书评论》的书。由后翻，先有一则《征稿启事》，大意是希望“凡喜欢钱钟书先生的读者均加入到投稿者的行列中去”，投稿范围不限，小到钱氏生平，大到钱氏与时代、社会之关系，均可一谈云云。笔者较欣赏钱钟书先生，见编选者热心热肠，亦深为感动，于是有意一览。孰料读完《钱钟书与陈寅恪》一文时，先前的印象即大打折扣。作者的功力勿庸置疑，条分缕析，项项参证，从二人生活经历到其成就均――对比，没下功夫读过十多年书的人大抵是做不到的。遗憾的是，通篇扬钱抑陈，调子颇明显，且语气激昂，褒贬一览无余。观此文，笔者不由联想到郭沫若那篇著名的扬李抑杜的文章，二文意义相差甚远但写法却如出一辙。
先不提《钱钟书与陈寅恪》观点上的某些错讹之处，单说两名学者本属不同类型(陈是历史学家，钱是广义的文艺理论家)，凑在一起比较己属勉强，加之陈是前辈，钱算后生，后学者在某些领域赶上甚至超越前辈是合乎自然法则的事，何至于大惊小怪、大呼过瘾呢？
研究某位学者的前提当然是对他(她)有发自内心的热爱，但这也不应妨害“客观”、“公正”的标准。研究者大可喜欢某人却不应去用他(她)踩倒别人。读书的目的和意义如果偏激到了为达到某种目的而挖空心思、巧立名目、睚眦必报的话，则真可成了一种负累、一种悲哀了。
学者的眼光要敏锐，有穿透力，但读书的第一要著永远是冷静，“素心方许读书”，郑逸梅的这句座右铭简单中蕴含哲理。可以预知，另类的读书并非扬名立万的终南捷径。
谭飞(作于1997年11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