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晓龙：允许观众挑刺证明社会多元化
“冯小刚在模仿王朔的喜剧样式和语言方面非常像。”所以，当众人怀疑美工冯小刚的编剧能力时，郑晓龙毫不犹豫地把机会留给了他：“他愿意就让他来呗，写的好就用，写不好拉倒。”
很多年过去了，冯小刚对郑晓龙一直心怀感激，他说：“郑晓龙是很有性格魅力的领导，托着这一伙年轻人起来的。”
“谁能干，谁想干，谁努力干，我们就给谁机会。”
被托起的还有当年的工人赵宝刚、食堂大厨刘二东、司机沈涛、摄影助理安战军……
赵宝刚拍完《四世同堂》后，再回首钢就待不住了。他调到中心当剧务，《渴望》开拍时，郑晓龙让他做导播，很快，赵宝刚便熟悉了现场调度、多机拍摄。
《编辑部的故事》开拍没多久，正在家中养病的郑晓龙听说剧组人员掐了起来，拍摄进行不下去，便匆匆赶往剧组了解情况。之后做出决定，换下演戏有问题的“主编”，换下跟导演不对付的摄像，同时把不熟悉多机拍摄的导演一并换下，他调来在《渴望》中攒足经验的赵宝刚。拍摄最终回到正轨。
要感谢那个唯才是举的时代，感谢时代中思潮翻涌的每个人，当年的北视中心给所有年轻人鱼跃龙门的机会，他们与广播学院联合成立大专班，教室就设在中心食堂。几十个没有大学学历的人，统统被安排进了大专班，这其中就包括冯小刚、赵宝刚、沈涛。
“有了大专文凭才可以评职称，有资格做导演。中心还出了尤小刚、安战军、陈燕民，当时在食堂做饭的刘二东，现在已经是大制片人，是唯一因为获奖走过奥斯卡红地毯的中国内地人。”
刘二东，圈内无人不晓，他是李安的中方制片人。当年在北视中心做饭，他心思活泛，想去剧组见世面，于是，郑晓龙给他介绍机会，先是在剧组当剧务，之后一步步做到制片、制片主任，慢慢培养起剧组的管理能力。
“那会儿有一句话叫不拘一格降人才，就是谁能干，谁想干，谁努力干，我们就给谁机会。而且都是一帮人带着新人做。”
后来与郑晓龙联合执导《永不放弃》的导演沈涛，就是被一个叫梁世龙的摄影师带出道的。当时他只是一名小小司机，因为剧组缺人手，沈涛前来帮忙，被梁世龙看到，说：“你要想改行，我带你。”加上沈涛自己聪明肯学，在后来《四世同堂》开拍时，他被推上了副摄影的位置。
“我们就刨一坑，让别人跳去吧。”
《北京人在纽约》是郑晓龙真正意义上的导演作品，在此之前，《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凯旋在子夜》都有人找他做导演，他都把机会让给了别人，他说：“当领导，就要有这种胸怀。”
《北京人在纽约》却不得不让郑晓龙亲自出马，因为只有郑晓龙去过美国，当时的出国潮风起云涌，但对中心的大多数人来说，美国的超市长什么样都说不清楚。
另一方面，郑晓龙同意出任导演，也是想为自己证明。“有些人老以为我就是一个行政领导，凭什么管这管那的？我就是想告诉他们，我懂啊，不相信，我拍给你们看看。”
资金是最大的缺口，向银行贷款，去企业拉赞助，个中滋味无以言表。当最终费尽心力拿到120万美元的贷款准备开赴美国时，有人提议节约开支，在国内拍内景，国外拍外景。郑晓龙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当时国内和国外情况差距很大，国内连超市的概念都没有，国外房间内部什么样，很多人不知道，你连搭景都搭不出效果来。而且，窗外怎么表现？有太多的不现实，拍完人家会说不真实。”
决定去美国，大家一分钱不要都想去，别的不说，至少算是一次出国旅游，而且在美国一天还能拿到补助费一美金。
在美国拍摄就像打游击。有时候跑到朋友家拍，这样可以省去置景场地费。有时候队伍行进在路上，看到街上没人，就马上停下来架机拍摄，拍完立刻撒腿跑人。否则警察一来，掏钱是必然的。而住在饭店的几个美工，经常盯着对面一个专放大件废品的垃圾站，一见到富人们扔下冰箱、洗衣机、柜子，他们就立刻跑去捡回来做道具。
在美国，遇到的麻烦事也不少。因为不熟悉美国人的法规，剧组还被告上法庭。“当时House里住了四十多个人，按美国规定，我们大大超标了，为这事，他们把我们告上法庭。我们做饭，吃完把垃圾扔到垃圾桶，对美国人来说，中国人做饭产生二次垃圾，他们认为我们污染环境，又把我们告上法庭。我们要应对法庭，还要交几百美金的罚款。”
寒酸的剧组在某些方面却绝对大毛笔。“我们把钱尽量用在制作上，租直升机，租游艇，这些我们都敢做。”拍完《北京人在纽约》，郑晓龙和姜文不无得意道：“我们就刨一坑，让别人跳去吧。”果然，随后几部有关华人海外奋斗史的电视剧，无一超过《北京人在纽约》。《北京人在纽约》不但再创收视纪录，获得“飞天奖”、“金鹰奖”和“五个一工程奖”，还给当时的出国热潮降了温。借银行的贷款也连本带利全部还上。
“我不愿再这么混下去了，还是拍片子吧。”
拍完电影《刮痧》之后，郑晓龙又被召回做中心主任。此时的冯小刚、赵宝刚、尤小刚们都纷纷出走，自立门户，看着手下弟兄们在影视界一个个飞黄腾达、呼风唤雨，郑晓龙表现得一如既往地淡定。
“很多人跟我说，他们应该对你感恩，我从来不这么理解，他们做这些也是他们的努力，也是他们在给自己创造机会，给社会创造财富。而且，我不认为他们有名就怎样，我没名就不怎么样。”郑晓龙更欣赏默默无闻的身边人。“我的一个老战友，在部队时就很有能力，后来到地方，先是在科学院大学物理所做研究，又做了探险家协会主席，人家没什么名，但我仍然觉得他值得尊敬。现在的社会，名和利就真的这么吸引人啊？我们那会儿没有这种强烈的感受。”
如果不是出于与生俱来的责任和担当，郑晓龙早就可以撂挑子走人。事后他回想那时的自己，“还有一股理想主义，以为能把事情做好。”
到拍《金婚》时，中心即将面临转企改制，郑晓龙一面忙着执导《金婚》，一面还要回到中心处理各种繁杂事务。他越发觉得，主任这个差使可以适时放下了。“觉得中心改革改不不去，我不愿再这么混下去了，还是拍片子吧。”
2010年9月15日，北视中心成立28周年的前两天，中心领导终于同意郑晓龙辞去主任一职。那一刻，做了28年“北视人”、当了26年领导的郑晓龙终于长舒一口气，他说：“我终于不用想每月工资发得出去发不出去；不用设计哪部片子能得‘五个一工程奖’；不用为下一部片子从哪儿弄钱伤脑筋。还有很多事情我想起来就特别难受，比如谁家房子出问题，谁谁跟老婆吵架，哪个导演在外有女朋友，家里人闹到中心来。这些你不得去解决啊。你说，这领导当得有劲吗？”对郑晓龙来说，他更愿意把精力放在剧本策划、剧本创作，他说：“这才是我的强项。”
2012年，《甄嬛传》播出之前，导演郑晓龙拍着胸脯说：“我敢说，《甄嬛传》是后宫剧的终结者，是所有烂戏的终结者。”这真是一个有魄力、有责任和有能力的人说的有底气的话。《甄嬛传》播出，引发收视狂潮，口碑极佳，“甄嬛体”迅速传播开来。从《甄嬛传》中走出的娘娘、小主、宫女、姑姑们也都一飞冲天，扶摇直上。而郑晓龙，又一次躲在众人视线外，拾起了在他心中藏了十多年的梦——《新编辑部故事》……
对话郑晓龙
“允许观众挑刺，说明社会是有多元性。”
当年，你们都是一群带有自由化思潮的年轻人，会不会被认为是社会的异类？或者，你们比别人有更多的优越感？
郑晓龙：我们没有优越感，那是别人赋予我们的。我们是有一点自由思想，敢想敢干，禁锢少，胆子大，这没什么不可以，我觉得人的灵魂应该是自由的。
记得当年你用了一个词叫“头脑风暴”，几个人坐一起聊出一堆故事，那时的创作状态和现在完全不同？
郑晓龙：确实不一样，那会儿有很多限制。比如《编辑部的故事》差点被枪毙，观众说，你们瞎拍什么呢？一帮神经病，不采访，不写稿，一天到晚凑一块儿胡侃山。确实是因为观念没有解放。我们本来就没想把它当一个真编辑部考虑，我们考虑的是亦真亦幻，通过编辑部这个载体表达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像《编辑部的故事》剧组闹矛盾的状况多吗？作为领导，你是不是要四处灭火？
郑晓龙：我在中心有个外号叫“消防队长”，一有矛盾，我就得到剧组解决矛盾。拍《大林莽》，剧组拍不下去了，我就跑到海南去解决。当领导，就得听各方面意见，做判断，做决定，挺没劲的，是吧？
你手下一群人现在很多都成了影视界有头有脸的人物，当年你是怎么把他们聚拢到一起的？
郑晓龙：当时北视中心能够说话算数的人也不多，我是比较早说话算数的一个，又跟大家年龄差不多。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提法叫解放思想，你现在搜索一下这个词，还有吗？我觉得还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现在离真正的解放思想还差很远。
王朔和他笔下的李冬宝有相似之处吗？王朔全身而退，有人说现在的他被神话或者说被边缘化了？
郑晓龙：人家这两年没出来说话，就叫边缘化？我觉得说这个话的人不厚道。王朔其实是个挺腼腆的人，那会儿还年轻，写这么长连续剧还能写得动，现在写不动了。我们现在也都是很好的朋友，常一起吃饭聊天。
听说十几年前你就想到创作《新编辑部故事》？
郑晓龙：2001年，我就想做《新编辑部故事》，一开始想要王朔式的喜剧，很多编剧都信誓旦旦说行，但写出来发现不是那回事。一连换了五任编剧，后来我想明白了，别模仿，放开写。喜剧有什么样式就放什么样式。这么多年过去了，从《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到《武林外传》《闲人马大姐》《炊事班的故事》，现在还有《爱情公寓》，样式非常多。我们希望把更多喜剧元素放进去，不拘一格，否则捆着手脚怎么都不成。
新剧中，从编辑部看向窗外，有上海的东方明珠，北京的新央视，美国的帝国大厦，马来西亚的双子座，台湾的101大楼……这样处理感觉穿帮了？
郑晓龙：就是想让它变得丰富，这是一个亦真亦假的地方，干吗非得跟生活一模一样？
关于观众说这部戏夸张、雷，你怎么看？
郑晓龙：如果夸张就是雷，那喜剧大师卓别林就应该是第一雷人了。我拍这部戏时有一个观影经验，之前看《武林外传》，开始觉得这是什么剧啊？可有一天没把它当成事儿时看，突然扑哧一下笑了。看《泰囧》，一开始正襟危坐，想看看徐峥拍片到底会什么样。后来旁边观众笑，我也跟着笑了。就是说，你别带着审视的态度看，就会觉得好玩。其实允许观众挑刺，挑刺说明社会是有多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