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知道黎莉莉的不多了，一方面黎不如阮玲玉有名，一方面毕竟事隔多年，期间海派影人流落，因着政治，因着文化，风云兜转，怎“唏嘘”二字了得。
对不研究电影史的人，记住的只是瞬间美丽。容颜恒久远，照片永流传，外行人看热闹，永远是霸道的。如果一张好看的脸碰上得以流传的好作品，那便是造化，一步登天。
极少数天赋和运气奇好的人进得了圣龛，作为一个观众，银幕上下的人生看的多了以后，就只见时代造人，造化弄人，毫无公平可言。
黎莉莉的去世让人感叹海派古典美的泯失，但今日香港和上海的女子，其实依然存留着那一段时期的时代影响。
那影响本该是巨大的。
那么一个人的去世对历史能改变什么？像崔永元在下面文章里面说：
“一个美国人问我，‘你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那么好的电影，现在为什么没了？’
我说：‘因为那些人没了。’”
下面是崔永元的文章，他主持过《电影传奇》，由他来怀念黎莉莉，也相当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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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影星黎莉莉去世 崔永元撰文痛忆前辈(附图)
ent.sina.com.cn 2005年08月08日21:04 新浪娱乐
8月7日中午，我从昏睡中醒来，打开手机，看到了演员潘婕的短信：“我姥姥突然去世了，我好难过”。我随即致电过去，潘婕正在外景地强忍悲痛，准备化妆拍戏。她说：三天前还和姥姥通电话，聊的海阔天空。
她说：姥姥去世前十分钟，还对医生说，你们服务态度真好。我不知道如何安慰她，近几个月来，我的心已经被一次次刺痛，电影百年，老人们好像相约而去，苏里、苏云、王炎、聂士昌……现在是黎莉莉了。
每次参加悼念仪式，从老人们身边走过，总觉得他们走的很安详，慈眉善目，好像是在浅睡、午休，隐隐能听到他们心脏怦怦跳动的声音。
我对潘婕说：我们好好工作，好好活着吧，像他们一样。
在今天这个群星闪耀的年代，黎莉莉的名字并不被多少人知道，连同她的父亲钱壮飞，弟弟钱江，都很少被人提起。
但是，当我们书写影史、历史的时候，这些名字是不可以遗落的。稍有历史常识的人，便会知道钱壮飞的传奇经历。
1927年11月，周恩来抵达上海，创建了中共隐蔽斗争的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并决定派得力可靠的干部打入敌人内部，直接获取情报。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同志便巧妙地进入了敌人的要害部门。钱壮飞因“奉公守法，勤勤恳恳”，懂美术又写得一手好字，受到了国民党CC系头目徐恩曾的器重，被任命为机要秘书，于是，四面八方、上上下下发给徐恩曾的电文，都要钱壮飞“经手”。
有人说，蒋介石给徐恩曾的秘密指令都是共产党先过目的，这话不是戏言。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到了25日，钱壮飞处一共收到六封电报，指定徐恩曾亲译，已秘密掌握了密码本的钱壮飞拆译了电文，知情况十万火急，即刻通知李克农、胡底等同志，在周恩来指挥下，党中央机关在敌人袭击之前迅速撤离隐蔽，钱壮飞处理完一切事务，安然脱身，回到了中央苏区。
其实，钱壮飞的才华还不只于此，1926年，他和自己的夫人张振华、自己的女儿黎莉莉一起出演了电影《燕山隐侠》。
黎莉莉回忆说：“在影片中，我妈妈扮演我爸爸的母亲，我扮演爸爸的妹妹。有一场戏，爸爸的父亲要赶他出家门，爸爸的母亲舍不得儿子，只是哭，我拖住哥哥(爸爸)不放，不让他走，也要哭，但是我哭不出，反而笑。因为我觉得我拖的是我爸爸，嘴里却叫哥哥，很可笑。这场戏拍了多次不行，我妈妈生气打了我，我真的哭了，最后拍成了。”
1929年6月，钱壮飞回到红都瑞金，又设计了中央大会堂，八角形，酷似红军八角帽，土木结构，是山沟沟里的“现代化”建筑。很少有人知道，设计师钱壮飞是医科学校毕业的，主学外科。
钱壮飞长征时牺牲于二渡乌江。父母奔波于革命，无暇顾及子女，黎莉莉13岁时便考入黎锦晖先生所办的中华歌舞团，唱歌跳舞练基本功。当时，她叫钱蓁蓁，后认黎先生为义父，遂改名叫黎莉莉。直到晚年，她还清楚地记得她登台演出的第一个节目是《可怜的秋香》。
2003年4月，88岁的黎莉莉老人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还回忆说，她在《可怜的秋香》中扮演羊，而且是一个人扮演小羊、中羊、老羊三个角色，主要任务是跟在秋香身后，和着音乐的节奏不断地爬。
她还能背出他们在香港演出歌舞剧《春天的快乐》时由她朗诵的引子：“可爱的春天，她把我们的世界装点、装点，装点得十分美丽、新鲜。你看那青山绿水，衬着红日蓝天，那嫩草繁花点缀着莺莺燕燕，好啊！好一个可爱的春天。”
那时的她，童音嘹亮，国语纯正，身穿前绿后黄的长旗袍，回身之时，台下满堂掌声。三年以后，黎莉莉进入电影界，先后出演过《小玩意》、《大路》、《体育皇后》、《狼山喋血记》、《塞上风云》、《天明》等二十多部影片。
值得高兴的是，与她合作的导演孙瑜、费穆、应云卫都是人品艺品俱佳的艺术大师，这使她受益匪浅。
黎莉莉与孙瑜合作过六部影片：“孙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的表演不怎么样，虽说有我自己的气质，比较活泼、粗犷，有时却演得砸锅，还常常因演不好戏闹小孩脾气，有人说我拖了孙瑜的后腿，可是他却不灰心，总是勉励我说：‘不要紧，失败了再来。’”
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银幕上中西混杂，莺歌燕舞，光怪陆离。拍摄于1934年的《大路》却直面现实，将镜头聚焦在一群筑路工人身上。苦难重重，意志更坚，他们唱着《开路先锋》，表现着部分中国人为民族生存不怕牺牲的精神。
另一部黎莉莉主演的影片《体育皇后》，则在银幕上体现了健康向上之美。黎莉莉曾对我们说：“孙瑜先生的意思是要借这个新兴的力量把才子佳人都赶下舞台去。”
那时的黎莉莉，游泳、跳水、开车、骑马样样都行，拿过短跑冠军的她演起《体育皇后》得心应手。
新兴的力量的确刮起了清风，混浊的影坛透出缕缕霞光，哪里知道，混浊之风岂止是上个世纪的事情，积极与健康对今天的电影都还是奢望。
1990年7月，孙瑜先生仙逝，此前半个月他刚刚给黎莉莉写过信，信上说：“我向马克思报到的日子也不会长久了。”“老年人(包括你)应该‘知足常乐’也，一笑！”得知孙先生离去，黎莉莉还是把没有写完的回信写完了，只是没有邮寄。信上说：“得知你身体健好，生活平静，我感到放心……”
1936年，黎莉莉参演了费穆先生导演的抗日影片《狼山喋血记》。说是抗日，只是隐喻而已，那时的上海是不可以公开抗日的。打狼就是抗日。
这是恶劣环境之下聪明的选择，这是文弱知识分子的血性和刚烈。“文革”时，这部伟大影片被冠以“国防电影”的坏样板，幸亏“旗手”江青曾经在片中饰演了一个配角，黎莉莉情急之下，道出真情，吓得“工宣队”慌忙扯下满墙的大字报。
因为要抗日，片中的《打狼歌》高亢嘹亮：“东山有黄狼，西山有白狼，四方人呐喊，遍地举刀枪。”“情愿打狼死，不能没家乡！”
“费穆先生很有学问”，2003年4月，黎莉莉对我们说。
“费穆先生说，一个演员的外貌是次要的，艺术的美是主要靠演员塑造出角色的灵魂。”
在浮华喧嚣的时代，银幕上浓妆艳抹，极尽夸张之能事，费穆先生默默地追随着艺术，他的《小城之春》成了中国百年电影一道亮丽的风景，拍摄完50年后开始被人推崇。
他曾经说过：“有人批评我，说我的电影不容易接受，叫好不叫座，怎样才能算真正的成功？用物质上的成功作为评判的标准未必正确，我不在乎，我绝不会为了人家的喝彩而拍电影……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只是，有时候我会觉得很寂寞，问题是我的感受，究竟有多少人能了解？”
1951年，费穆先生英年早逝。
解放后，黎莉莉曾经在《智取华山》中一丝不苟地演过一个小角色，随后，运动纷至沓来，命运可想而知。
2003年4月，在我们结束采访之前，黎老说：“我有时候看现在的电影，一个是露肚脐儿，一个是打架，没有什么思想给你。我想写封信给电视台，现在也要有现在的思想，完全为了商业，这是一个问题。”
我当时心里暗笑，电影的事为什么给电视台写信呢，回家打开电视，细看两天，的确觉得这信该是一式两份。
一个美国人问我，“你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那么好的电影，现在为什么没了？”
我说：“因为那些人没了。”
我想，已在天堂的黎莉莉老人并不在意我们的眼泪，所以我们最好用回忆和思考来怀念她。
黎莉莉，生于1915年，卒于2005年，享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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