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星牛群离开安徽蒙城县，根据不同“立场”，人们有不同的说法。债主怀疑他要以此躲债，地方官员说牛群是被逼走的，有人举报他存在诸多问题，有人则要为他立碑作纪念，他的家人说牛群要辞官“重返首都舞台”，娱乐界的人欢迎回归，媒体称这是“非完美退场”，更有说法是“留下一段行为相声”。
说法是如此之多，表明牛群离开蒙城不是一件容易说清的事。一般地说，一个官员
非正常地离开了他的职务，总归是他有什么问题，并因为有问题，所以谈论起来，就简单得很了，无非是“警钟长鸣”那一套，要抓好廉洁自律啊，要加强监督啊，等等。牛群不同。牛群辞去蒙城县副县长，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个人选择，而不是“组织”在里面起作用。虽然与当初牛群上任“挂职副县长”不同，这次不再是一种“策划”，然而，至少还是可以看出，无论上任还是辞职，牛群还是更多地显示出演艺人士而非政治家的性格。
我觉得“挂职副县长”是一个妙趣横生的职衔。挂职副县长这个说法，使副县长这一官职产生了“实职副县长”与“挂职副县长”两类。挂职副县长给人一种挂挂名、不作数、不必管什么事的印象。挂职是一种临时性的安排，治上的百姓往往视其为一个客人而已。挂职又往往与锻炼相关联，“挂职锻炼”，是重用的先兆，即便如此，挂职也只是去加厚履历、增长见识，仍然不脱“临时性”。
因此，可以做挂职副县长的人就很多了。大学的科技人员，可以做挂职副县长；写小说的作家，也可以做挂职副县长；作为一个著名笑星，牛群去做做挂职副县长，也就没什么不可以的。现在尊重科技，所以很多人对挂职的科技副县长都极为认可，以为是发展生产力的好办法；而对作家挂职副县长、笑星挂职副县长，就不以为意了。其实要论“发展生产力”，作家或者笑星、歌星挂职，也未必不可以“增加GDP”，娱乐是巨大的产业，娱乐业人士很有眼球效应，挂职以后带去一些GDP，恐怕比科技副县长还要见效。
这次牛群“非完美退场”，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人们对笑星挂职副县长的怀疑，挂出一屁股债来，有什么好？不过客观而言，光讲GDP，牛群挂职对蒙城或许是功大于过，我想这也是现在蒙城还有很多人对牛群十分感激的重要原因。要知道债务是具体的，而影响是无形的，牛群的公司欠了谁的债，几万几角几分，债权人是不会不追讨的，而牛群挂职后使蒙城的知名度提高，又带给蒙城多少效益，就没有人去仔细计算了。
对挂职副县长的怀疑，不应是GDP层面的。作为一个公务职位，副县长就是副县长，不应该有“挂职”与“实职”的区别。从道理上讲，如果一个职位明白了就是“挂名”，那么这个职位就没有必要存在。挂名职位不仅使挂名者丧失责任感，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公众对国家行政行为的严肃态度，它使人认为行政职务可以是荣誉性、过渡性、无责任、在其位不谋其政的。牛群初任副县长，说起来简直就像张好古连升三级那么荒唐。养牛为特色的蒙城县请他做“名誉县长”，是为着实现“牛群在牛群里”这个点子，牛群则表示要做就做真的，不做名誉的，于是他就成了副县长，尽管又完成了一番组织程序，还是给人一种挂职副县长这个岗位“谈笑间”就可以安排的感觉。
牛群当蒙城副县长，当出一屁股债来，不是因为他不管事，而是他觉得自己太能办事。如果真的就是挂挂名，百事不管，只管“开发蒙城地方形象”，牛群会比一般的挂职干部对地方经济作的贡献大得多。但牛群在三板斧尝到甜头以后，脑袋似乎迅速热了起来，觉得“无形资产转化为有形资产”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这才导致他挂名几家公司，并陷入债务之中不得自拔。过于容易的成功，容易使人患上大头症，娱乐明星成为盛气凌人的王子公主，政治人物一朝权在手，很快就敢搞任何“大手笔”，都是如此。牛群既是娱乐明星，又在挂职后成了政治人物，大头症发作，似乎是很不奇怪的。当然牛群的大头症，没有表现在个人德行方面，而是表现在经营行为方面，所以他的大头症并不招人忌恨。
从任职蒙城到离开蒙城，副县长牛群出现在报纸上的时候，一直是在娱乐版面上。一个县级区域，就此变成了娱乐的主角，一个县级官员职位，成了娱乐新闻的源头。这是娱乐势力的扩展，也是地方政务的搞笑化。牛群在任副县长，挂名多家企业的法人代表，非官非商、亦官亦商，公共政务与企业事务界线完全不存在。这是公共政务的商业化，也是企业事务的政治化。区分什么是政治，什么是经营，什么是娱乐，让它们各归本来位置，难道真的很困难吗？一些地方在“追求大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到了不择手段、不讲界线的地步。
牛群上任与辞职，都成为传媒关注的焦点，一直存在各种不同的声音。牛群的上任与辞职，并不是牛群的个人事件，而是当代中国地方发展中的一个典型案例。舆论一直把眼光局限于牛群，说好说坏，都着意于牛群个人的行为，而很少去探讨牛群现象后面的社会意识与政治文化问题，无疑降低了牛群这一段奇特经历的社会认知价值。特约撰稿／刘洪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