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过士行前几部作品一样，由林兆华执导的话剧《厕所》受到了观众尤其是普通百姓的欢迎。天桥剧场的经理告知，剧场对面一个小卖部的老板买了20多张票送给他的朋友观看。不幸有媒体质疑剧中的“粗口”，致使官方某部门对此剧作出谨慎的回避，圈中也有不少人对此提出批评，引发了一起“《厕所》事件”。有意思的是，首先对《厕所》“粗口”提出批评的并非是我们经验中的保守人士或伪道学家，而恰恰是成长于新时代的年轻人，已经接受了摇滚乐和“先锋戏剧”的准小资们，他们对《厕所》的疑虑使我吃惊，但我又毫不怀疑
他们的态度是出于真诚。这就使得探究戏剧是否可以粗俗以及何种程度的粗俗堪称为艺术大为必要。
西方戏剧其实早已有粗俗的成分，从中世纪的闹剧到延续至今的意大利即兴喜剧就是代表。这方面的先驱则是莎士比亚，他作品中诸多的小丑和弄臣曾使他被认为是一个不够严肃的诗人，但最后当人们发现莎翁最擅长制造神圣与粗俗融为一体的境界时就不得不承认他的伟大。
如果援引莎士比亚显得纸上谈兵，那么不久前刚刚上演的《等待戈多》(2004年5月北京国际戏剧季演出)大家想必记忆犹新。作为首部赢得世界范围认可的荒诞派名剧，其间渗透了小丑表演、傻瓜表演和半即兴的疯狂场面，剧作家经过实践发现，当闹剧与悲剧和喜剧共存时，往往更受欢迎。
作家甚至会把人的下意识人格化，如果需要，波顿就干脆变成驴(莎士比亚之《仲夏夜之梦》)，这就如同东北的“二人传”风靡全国证明了草根的力量一样。面对近20年来观众对主流戏剧的冷漠和对游戏戏剧的追捧，我们难道不应该回过神来———戏剧贴近人之所需、人之所想是多么重要！
话剧《厕所》本身有一个喜剧的氛围。在第一幕最粗糙的水泥蹲坑厕所时代，史爷还是一个与国家机关干部、解放军地位平等的掏粪工人；到了90年代，他已经是一个在五星级酒店卫生间里伺候别人的下等人。这个不善于与时俱进的中年人，在听到自己曾经爱恋的越战英雄的女儿———一个“堕落”的摇滚女孩口无遮拦的妄语时无法忍受，竟然跪在了她的面前。这里剧作家并没有刻意渲染史爷的悲惨，但导演似乎未能施展他游戏一把舞台的活力，不知为什么，观众的注意力反而集中到丹丹女儿的粗口上去了，结果文乖意失。而全剧最后，导演让演员来一段集体朗诵，想道出“厕所”的真义云云，其实不仅多余，也将剧中那个概念化的外乡人的概念进一步升级了，如果戏剧一定要让观众思考，那么这样得来的思考还是不要为好。可见，即便是大导如林兆华也未能充分意识到戏剧的粗俗可以来得更明目张胆一些。
《厕所》究竟是像作者表明的那样直接涉及到人的尊严，还是能生发出更多一言难尽的悖论，也许是个有待探讨的问题。但来自各阶层的观众却已经对剧中所展示的原生态生活产生了兴趣，因为只有在这样一个最没遮拦的氛围里，人的本真才得到毫无矫饰的流露。有人嫌厕所“文化”不够，我想咱们话剧舞台上最不缺的就是“文化”了，我宁可牺牲文化，保全粗俗，因为粗俗是完全能和神圣相结合的。为什么总受《茶馆》的牵引呢？它毕竟是过去时了，笔墨当随时代！颜榴(作者为国家话剧院研究员）
